《曹禺传(田本相)》

第26章

作者:曹禺

北平,真的又回来了!

一夜醒来,他好像是在梦中。此刻,他站在北京饭店的窗口,向外望去。长安街上洒满了阳光,虽然依然还是老样子;但是,他却感到它变了。他说不清楚什么地方变了,而的的确确感受到这座古城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的一切,都引起他的回忆。颐和园、北海的秀丽风光,前门大街的吵嚷,广和楼喧天的锣鼓,还有清华园,三座门大街14号的小院,都曾留下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足迹。15年前,当他告别北京去天津谋生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光怪陆离的人生,焦灼不安的心情,心里总像有一块石头沉沉地压着。在抗战中,他的梦魂曾在北平城缭绕:一片泠泠的鸽哨声,单轮水车在胡同里“吱溜溜、吱溜溜”的声音,还有磨刀磨剪的呼叫……那时,他只在梦中见到北平,在剧本中写到北平,如今,又都真真切切展现在他眼前了。是一片新的生活,是一片新的天地。

他还不晓得以后该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但却充满了期待和展望。

在回到北平不久,好像不是他在生活,而是生活把他卷入一种愉快而紧张的漩流里,迅速地旋转,向前。他是那么繁忙,简直容不得他思索,带着他欢快地奔腾前进。只要看看他的时间表,就知道他生活在怎样一种空前的快速节奏之中。

3月22日,他参加了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家的首次聚会——华北文委和文协举行的会议。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也是文艺界朋友们的盛大聚会。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郭沫若提议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3月24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曹禺被推举为42名筹委之一。

3月29日,曹禺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

4月21日,有曹禺参加的和平代表团成员共40人,因法国当局只给八个人发入境签证,其它代表因此受阻不能去巴黎开会。这些受阻代表便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开会,与巴黎和平大会同时举行。曹禺在布拉格参加了大会。

5月初,中国和平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闭幕后,又赴苏联列宁格勒等地参观,于5月21日经哈尔滨回到北平。此行,使曹禺既看到苏联所受到的战争创伤,又目睹苏联人民在战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景象。

5月4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总会,曹禺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候补委员。

6月15日到19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6月30日,出席第一次文代会预备会,当选为大会提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大会主席团成员。

从上述日程表中,可以看到曹禺当时忙碌的生活内容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了。他原来是一个地道的自由职业者、作家兼教书先生。可以说,他毕生还未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新的工作,新的生活节奏,由此而奠定了他未来的工作和生活的格局。尽管他还要从事创作,但基本上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文艺活动家了。在他写给老朋友佐临的一封信中,多少可看到他到北平不久的一段时间内的想法和感受:作霖、培林:

许久未通音讯。我到了北平11天,就参加和平代表团,去了两个月,匆匆忙忙在苏联、捷克转了一趟。回到北平是5月25日,正是上海解放的那一天。一直是惦念着你们,不知在战争期中你们在上海如何过的,我希望你们没有受到什么惊吓。

我和柯灵收到你们的电报相当迟了,大约因为那地址不十分对的缘故。我们两个住在北京饭店,本想立即复电,又念二三个字说不明白,不如写信的好。

文华公司现在照常进行否?如何进行?我料想,刚一解放,沪上电影界还未见得十分明了现在的文艺要求,或者还不急于拍片。于伶兄想已见到,他自然会有些说明。我们在北平看到东北影片公司出品的《桥》,一部讲钢铁工人积极完成任务支援前线的影片(思想性很高,东西也很结实,除了微小的技术毛病,是一部很成熟的作品)。如果中国影片将来须一律走向在工农生活中找题材,材料自然异常丰富,但民营的电影事业可能要经过一度整理和准备时期。民营电影过去通常以小市民为对象,编剧、导演、演员对工农兵生活均不熟悉,恐怕非下功夫体验一下不可。解放区演戏有一个不可及的特点,即“真实”(自然,先将思想内容的正确这一点放下不谈),看了他们的戏,电影,不能不承认每个演员、编剧、导演,都在生活体验这一面作了很深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我们上海的朋友们固然也注意到,相形之下解放区的剧艺可扎实多了。所以如果民营电影也要完全以工农为对象,上海弄电影的朋友们必须从思想上生活上都要重新学习一下才成。现在有两种看法,有人主张不必顾到都市观众,小市民在全国人数比例太小,该以工农为主,也就是完全为工农。工农,尤其是工人,是今日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有一种说法,只要立场正确,有了立场,就应该连都市的小市民也一起被教育。前一种意见可以宋之的兄为代表,后一种意见即以茅盾先生为代表。现在民营电影应该走哪一路呢?这是我们应该切实考虑的问题。文华影片公司的日后发展有待这个问题的确切的解答。到现在为止,都市中的文艺、戏剧、电影的种种问题还没有剖析明白,却是在酝酿着。大家都在想、在研究怎样具体地解决这些与解放大城市俱来的小市民观众读者的问题。我料想,在6月25日的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上可能有一个解答,至少在各种报告中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要求大家作一个讨论,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把大家的意思集中起来,成一个可以遵守的意见。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你们催促我和柯灵返沪,我们也想回来,就是现在为了这些事情还不能走,大约至早要在会开毕才能开口离开北平。同时我和柯灵认为作霖应该来北平一趟,百闻不如一见,在中国整个大解放,一切要变成新的时候,不到这力量的源泉所在地,是不容易接触到基本问题、根本的精神。现在各解放区的好戏(包括各种民间戏,歌舞——都是经过改造的)要在北平示范表演一个月,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说这话没有夸张。今日的情况,不认明今日的艺术方向,日后的摄制可能生些问题,不如今日大家下功夫学习一下好。

文华也是很被看重的电影公司之一。文艺代表大会筹备会正考虑邀请文华公司的主持人。总之,能来便来,为着团结,为着了解与学习,为着建设一个新的电影戏剧艺术文化,要有新的电影戏剧文化,都有来的必要。祝

健康!

家宝上

6月9日①

前此,曹禺和柯灵曾收到黄佐临和桑弧的电报,催促他们迅速返沪商讨文华电影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为此,曹禺写了这封信,刊登在该公司出版的《文华影讯》上。到了解放区还不到半年时间,显然他为新的事业所吸引了,许多事情需要他重新思考,重新学习。显然,他还没有足够把握回答一些问题,但他的热情却在信中洋溢着。

从6月30日开始,他就全力投入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活动之中了,他是作为南方代表第一团的代表而参加大会的。7月2日,大会正式开幕,庄严而隆重的会场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这是一次中国有史以来空前而又盛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会议。曹禺回忆说:可以说,我是生平第一次,大概也是与会代表第一次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伟大的文艺盛会,是一种从来没有的大团结,是一次令人终生难忘的聚会。对我的一生来说,当时我感到是一个新的开端,那种感情是难以描写的。我还没有经历过像共产党这样重视和关心文艺工作,给文艺工作者以如此崇高的地位和荣誉。那时,可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啊!新中国还未成立,党就先把全国文艺工作者请到北平聚会。①他带着满腔热忱重新学习,领会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工作的路线和方向。会议所安排的各种活动,他带着一种渴望去参加,去观摩,去学习,如艺术展览会、各种演出,凡是他能去看的他都去看了。特别是话剧的演出,《红旗歌》,《炮弹是怎样造成的》《反“翻把”斗争》等剧目,他都作了细心地观摩。尽管这些戏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它们所反映的新的人物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气息,却使他耳目一新。给他安排了一次大会发言的机会,7月11日,他以《我对于大会的一点意见》为题作了发言,这也可以说是他到达北平后,第一次发表他对新文艺思想学习的体会。他说: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

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然而首先却是团结。自然我们必须在群众生活中得到教育,但作为开始,更需要在这次全国文艺干部的大会里获得初步的团结。团结需要大家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彼此在思想上与业务上的短长。由于各人的历史、环境与经验不同,大家对于如何致力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群众文艺的作法可能有些歧异。我们只要避开本位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作风,了解客观情况而不隔断历史,便会明白思想的进步,在今日的我们可能是程度上的差别。参差的观点只要不违背原则,不停留于眼前的阶段,将会充实丰富文学艺术的检验与发展,是有益于普及与提高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的。

严肃而深入地互相学习,互相教育,一面是诲人不倦,一面是学而不厌。时时刻刻检查自己,勉励别人,来保证全体的进步,解决客观现实的文艺要求。我们的团结里必须有斗争,斗争中必须有团结,在不断地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我们应该保持诚恳与谦虚的态度。有了这种态度,才会认清我们大家可能都有些缺点,绝对地都有些长处。因为在今日,每个人都是拿出了最优良的一部分,来促成这史无前例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大团结。①大会于7月28日结束,历时一个月。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并且是全国文联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他还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大会闭幕后,10月份,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立戏剧学院的副院长。这一系列的社会职务和行政职务,都压到他的身上来了。

文代会刚刚开过,他于9月21日,作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到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政治活动之中。大会于9月30日结束,他又被委派负责政协的对外文化工作,直到迎来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典。这使他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之中。他曾对赵浩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心情: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1949年以后心里好过了。①他的心情是振奋的,由一个受着压抑的时代跨进了一个新生的时代,真好像从一个旧的世界走入一个新的世界。天天都是令人鼓舞的消息,时时都碰到新鲜的事物。他受到党和人民如此地厚爱和信赖,使他由内心产生一种献身给新中国伟大事业的热情和信念。

他的心是真诚的。他信任党,他愿意响应党的号召,接受领导上交给他的一切工作。他也很想把自己改造一番,去拥抱新的生活。在全国解放初期,除了忙于对外文化联络工作之外,他努力争取各种机会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他去过工厂,去过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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