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30章

作者:曹禺

的确是好景不长啊!

刚刚度过一段轻松宽适的日子,刚刚使过度紧张的神经安定下来,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绷紧了,似乎又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他把已经写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锁在抽屉里,他再难以为继了。虽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但他却知道再写历史剧就太不识时务了。

他又不得不去写那些应景的表态文字。以他所处的地位,断然拒绝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连不断地高举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以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来不大的胆子,刚刚放开些,现在又紧缩起来了。

1964年5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把他介绍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要他去了解1963年河北省抗洪斗争生活,写河北省人民的抗洪斗争。他和于民、《河北文学》的刘俊鹏,还有李庆番等一起到天津、静海、衡水等重灾区,还到了邯郸、邢台等地,在乡下跑了一个多月。这次下乡一方面使他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业绩;一方面也使他得以了解农村的贫穷落后的实际情状。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几年了,但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穷,少数农户真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日子,他心中难过极了。在下乡中,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和农民同吃同住。他去访问下乡知识青年赵耘,就住在赵耘家里。李庆番回忆说:“夜里,我们五个人同宿在一条土炕上。这炕不过两米,宽只有一米多。赵耘夫妇和一个小孩睡在这条炕上,也许宽宽绰绰,我们五条汉子可不行。顺着睡挤不开,只好头冲外横着睡,这样又伸不开腿,只得斜着身蜷着腿。这还不算太难受,最叫人难受的是热炕头。他们外间屋里的锅灶连着炕,中午焖了一大锅饭,晚上又做了这五个人的饭,把炕烧得烫屁股。已是5月上旬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人们已穿上单衣。我们几个人躺在炕上,燥得浑身热辣辣的,简直跟烙饼似地来回翻腾。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里必须服用带来的安眠葯水才能睡着。这一夜服了两次,特制的安眠葯水也无特效了。”尽管这样,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绪也十分饱满。走到那里,别人送剧本、刊物给他看,剧团请他看戏,要求提意见,讲创作经验,“曹禺同志有求必应,从不让人失望。”①一个月的时间,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么写。他的心中是种种的错综交织的生活印象,是种种不得回答的问题,他理不出个头绪来。回来之后,苦恼了他许久,又只好交了个白卷。

不知是谁传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个写抗洪的剧本,她正想把话剧《战洪图》搞个京戏本子,就让人去找曹禺。曹禺说: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受宠若惊。我知道去了不讲话是不行的,那时,江青已经开始“露峥嵘”了。我想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一通。什么水一来,农村淹了,连藏在地窖里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来了。地主进行破坏啊!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我就凭着我还能说,应付一下。会上的人听了也不感兴趣,后来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谢天谢地!①1965年,他还没能觉察到形势的严重。他还在正常地进行活动。4月18日,他参加了欢迎以龙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的活动;5月6日,陪同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5月11日,陪同朱德再次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顾问、编剧等人;8月13日,他参加了中日青年的联欢,与日本青年代表团成员会面,并与日本的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交流。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7月间,他还陪同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在武汉观看了毛泽东畅游长江。此时此刻,他都没有想到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降临到整个祖国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3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安眠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1966年12月的一个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3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觉得我不配要钱。我也许是疯了,我老岳母剥下的白薯皮,我都吃。老岳母说:“你这是干啥?”天天叫我检查,就知道骂自己,我不敢说自己是反革命,因为反革命是特务啊!

迎接不完的外调,我就怕外调。记得有一个小红卫兵来审问我,是为了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杨朔的《雪浪花》的评论。他问我,你为什么说只有共产党才是铁打的江山。我一下子还解释不出来,我说是很巩固的意思。他说,你的解释是反动的。就这么一个小孩子,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他说,下次还要来。那个年月,连小孩子也像着了魔似的。①还有令人恐怖的事。他家有一个老式的电话机,挂在墙上,一个受话筒,一个传话筒附在机身上,电话铃露在外边。一天,全家正要吃饭,大约是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方瑞接的,要叫曹禺来听电话。他接过电话,说:“我就是曹禺。”紧接着电话里就传来连珠炮似的叫骂:“你这个王八蛋!你个狗日的!你他妈的……”“不准你放下电话;你要放下电话,就砸烂你的狗头!”从电话里还传来一群人的哄笑声。从打电话人的口音,知道是天津人,足足骂了一个小时,搞得全家人吃不下饭。到了第二天,仍然是那个时候,电话又来了,还是那帮人,又足足骂了一个小时。第三天,第四天……天天这样折磨着他。方瑞不要曹禺去接电话。这样一个人换一个人地骂,什么道理也不讲,祖宗八辈地骂大街,实在欺人太甚了。经常这样,他们也终于想出了一种抵抗的办法,把电话铃用棉花塞住,再打来电话,铃就不响了。这样,他们又怕找上门来,但终于没再找上门来。曹禺说:有一段,我住在家里,不敢出房门。大院里也是两派在骂,夜晚也在斗走资派,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随时准备着挨斗。我觉得我全错了,我痛苦极了。我的房间挂着毛主席像,贴着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真不想再活下去了,好几次都想死去。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哀求着方瑞,让她帮着我死。方瑞说:“你先帮我死好不好?”我真是太脆弱了,还有老人,还有妻子,还有孩子,又怎么能把她们抛下。每每看到妻子的病弱的身体,看到孩子……还得痛苦地活下去。

晚间,是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我懂得这不能马虎,不能写错啊!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但是,你写出来,如实地写出来,就骂你不老实,逼着你,打你!记得上海来一些造反派,让我写外调材料。他们不满意,就让我读“最新指示”,我念了三遍都念错了,又是打又是骂。“滚蛋!走!”“明天再写不出来,饶不了你!”①本来他就有心脏病,神经衰弱,哪能经得起这样的精神折磨。文艺界的朋友,一个一个落了难,一个一个被揪斗,老舍先生自杀了,远在上海的老友巴金更是“四人帮”揪斗的重点。那种朝不保夕、度日如年的日子,使他痛苦极了。

说来也怪,等他被关进“牛棚”,和赵起扬等人关在一间破旧的澡堂里,渐渐地也熬了过来。居然,在没人看管的时候,在熄灯之前,几个“牛鬼蛇神”也能说说笑话,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互相慰藉着,鼓起生的勇气。方瑞拖着个病身子,挤着汽车,带着一些东西去看望他,这也给了他许多安慰。曹禺说:难为了方瑞,伴着我一起受苦。她依然是那样默默地把她的爱都贡献给孩子,贡献给我。她内心当然是痛苦的,但她外表上却很镇静。她每天都靠吃安眠葯过日子,孩子又小,又有一个年老体弱的母亲,真是够她支撑的了!她也是我的精神支柱。北京人艺的造反派工人多,但工人讲理,讲人情。一个烧锅炉的老王,对我的两个孩子说:“你们没错,你们是中国的希望。你爸爸是个好人,懂得人情,你爸爸不会总是这样惨的。”在那时候,能听到这些话,对孩子,对我都是莫大的安慰。②1968年,整个社会掀起了所谓大批判的gāo cháo。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在搞大批判。大街上是各种各样的小报、刊物,从刘少奇到基层党支部书记,都是批判的对象。曹禺也不能例外。这里有一份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文艺革命》编辑部编辑的《文艺革命》(1968年第5期)“打倒反动作家曹禺”专号。这是难得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吴祖光赠给曹禺的,在杂志上他还附了一封短信:家宝兄:

此物可命子子孙孙永宝之。

祖光赠

1986.10.15可先看看这本批判曹禺专号的目录:打倒反动作家曹禺……本刊评论员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

——批判反动剧本《雷雨》……红卫江中国赫鲁晓夫与《雷雨》……多奇志人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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