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31章

作者:曹禺

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祖国又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此时,曹禺历尽浩劫之后,已经是个66岁的老人了。尽管他体弱多病,但是,那种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唤起他百倍的热情和精力。曹禺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觉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他曾向访问他的记者表示,他“要赶快写”,“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①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文艺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他怀着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和热爱,写下了一系列的纪念文字。《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鞭策》(《人民戏剧》1977年第1期)、《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收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献给周总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诗歌《难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艺》1977年第2期)等。

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发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报》1977年12月7日)、《“黑线专政”论抹煞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人民戏剧》1977年第12期)。《“从此剧开了新生面”——看京剧〈逼上梁山〉》(《人民日报》1977年10月12日)一文,对江青领导的所谓京剧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纪元”的妄说,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对一些话剧重演和新剧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过《龙须沟》、《最后一幕》之后,都写了文章。特别是《丹心谱》和《于无声处》这两部新戏,他给于倾心支持。宗福先随剧组来京,曹禺同赵寻一起同他座谈,肯定剧本,满怀期望。

繁忙的活动又开始了,应接不暇的种种接待,不得摆脱的各种会议。他忙碌,但他高兴。忙碌中他又准备着新的创作。1977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期间,他拜访了许多老科学家,同他们谈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写一部科学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未能完成,只写出一篇散文《攻关的人们》,在《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5日刊登。

4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雄伟光辉。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从大洋彼岸来访的美籍华人赵浩生,应邀参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等人。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赵浩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这样描写曹禺的: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过去十几年,人们耳边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咽,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多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刻痕。

稍后,赵浩生还专门采访了曹禺,写了《从〈雷雨〉到〈王昭君〉》。许多国外的朋友、作家、记者、戏剧家都来拜访他,如韩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朝气,谈笑风生、自由舒畅。一位20年来与他相识的朋友说:“我认识曹禺有20几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几次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着一股新的生气。‘您比过去话多了。’就脱口说出自己这个新印象。他很有感触地说:‘是的,过去讲话慎重考虑,不能随便,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民主气氛浓厚起来了。’接着他反问我一句:‘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确,他的话多了。据说在一次文艺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一开口就讲了两个多小时,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尽管他为此感到歉意,但他还是愿意把心中的话倾诉出来。虽说还心有余悸,但不像过去那样,担心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对,而被人抓辫子了。这种民主的气氛给他的晚年带来不尽的欢悦。即使接待外宾,他也直抒心臆,纵情而谈,同过去胆小怕事相比,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对于这出戏很感兴趣,富于异域色彩的舞台设计和情调,以及演员的演技都使他赞赏不已。但是,他对曹禺说:“坦白讲来,也许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历史不熟悉,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觉得这个话剧相当烦闷。”曹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道:“这部戏为什么使你感到烦闷,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用英文说着。但是,这个坦率的反问,并没给阿瑟·米勒带来难堪,却从曹禺的作风,得到一种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头一个小时之内讲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组人物重复,但每说一次,并没有添什么新的东西。”曹禺等了不到半秒钟,然后跳出来大喊一声:“好!”其余演员也随之鼓掌。曹禺说:“我们在这儿搞了6个月,要想找出来为什么这个话剧如此沉闷,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告诉了我们!”他紧接着提议:“为什么你不在这儿留一个星期替我们修改?”这次会见,使阿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们便成为熟识的朋友。阿瑟·米勒后来说:“在我们分手时,我心里在想,真奇怪,我们竟然这样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对方。”他对曹禺印象很好,他说:“60多岁了,黑头发,矮小好斗,一分钟也坐不住,也忍不住开玩笑。”①曹禺确是越来越开朗乐观了,越来越无拘无束地畅所慾言了。

眼看,即将迎来祖国30年大庆。他不能不写剧本,他思虑着,究竟该写什么。但他发现萦绕于心怀的,还是周恩来嘱咐他写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了:那是1961年的初春季节,周恩来同志同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座谈。谈到内蒙的一位领导曾向他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是很困难的,因为汉族姑娘一般是不愿嫁给蒙族小伙子的。周恩来同志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他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问世。

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他于当年夏天,与翦伯赞等同志一道,应内蒙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前往内蒙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兴致勃勃地与蒙族人民一起交谈,进餐。他去过蒙古包,和那里的牧民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抓羊肉,甚至还和儿童摔跤。他还学习骑马,看牧民用套马杆捉牲口。他特地到呼和浩特的旧城城郊看了昭君墓。“她的青塜,比岳飞的坟还大,像一座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传说,在大雪纷飞、满目银白的冬日里,昭君的‘青塜’仍旧是青翠的,像是永远留住在草原上的一片春光”。②他还欣赏了著名歌手、马头琴大师巴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在访问一些蒙族老人时,使他得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中有,在蒙族中也有。在内蒙草原上,王昭君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传说中,“她仿佛是一位仁慈的女神,贫苦的牧民没有羊,到青塜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结婚后没有孩子的妇女,到青塜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会生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在那里,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王昭君身上。我爱这样的王昭君,我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族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②在这次访问中,王昭君在他心目中不但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那些充满诗意的传说,使王昭君披上一层更加美好而神奇的光辉。他为这样的传说和神话激动了:昭君原来是天上的仙女,受玉皇大帝派遣,下凡来平息汉族和匈奴的干戈的。匈奴单于从漠北远道前来迎接昭君,二人一路上冒着漫天的风雪,走到黑水边上,只见朔风怒号,走石飞沙,马队不能前进,只得就地停下。这时昭君下了马,弹起她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不一会儿,全都长满了鲜嫩的青草,开满了绚丽的野花。远处的阴山变绿了,近处的黑水澄清了,还飞来了无数的百灵、布谷、喜鹊,在昭君和单于的马队头顶上飞翔和啼叫。……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因此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昭君的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了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一片片绿茵茵的嫩草。昭君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她从里面取出几粒种子撒在地上,从此塞外便有了庄稼。她从袋里取出一把金剪子,用羊皮剪成犁、车、羊、马放在地上,就成了铁犁和木车,木车周围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

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夜里,突然地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是一声巨响。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就在这里平地上长起一个小土山,山顶上还飘着五彩的浮云。人们说,这是王昭君完成了玉帝交给她的使命,回天上去了。这座小山就是今天的昭君坟。……这些美丽而富于幻想的传说,凝聚着汉蒙两族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愿望。这就大大激扬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觉得这些传说太美好了,王昭君是一个值得写的人物。

田汉在大连看到曹禺访问内蒙的新闻片,特别是看到曹禺学习骑马的镜头甚为感奋,特地写下七律一首相赠: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塜黄沙带笔归。

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如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激励他“再抛心力写明妃”的田汉也被迫害死了。他已经写出了第一、二两幕,万幸的是这些手稿还保留着。他想,无论如何得完成它,不能辜负总理的嘱咐。这也是他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纪念啊!正像《人民日报》记者所形容的“晚秋红叶正浓时”,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心再去边疆访问,搜集资料。由女儿万方陪同去新疆。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在天山脚下,在赛里木湖畔,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使他对蒙族习俗、草原风光,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体会。

他为完成这部剧作颇费思索。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传说,昭君的事迹,他都读了,但这些关于王昭君的形象,却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他说: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她极不愿意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土。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君出塞》(见《青塜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汉书》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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