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34章

作者:曹禺

1985年10月4日,南开园沐浴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温暖阳光之中。正是庆祝国庆节的日子,大中路两旁林立的彩旗,在微风中飘荡着。马蹄湖畔,周恩来手书“我是爱南开的”纪念碑,在阳光中熠熠生辉。

早就传出了曹禺要回到母校来的消息,师生们准备欢迎他的到来。

母校是关怀他的。为了祝贺他从事戏剧活动60周年,祝贺他75周年诞辰,特地召开“曹禺学术讨论会”。

在隆重而简朴的开幕式上,南开大学校长滕维藻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他60年来在戏剧活动和戏剧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祝他健康长寿,并代表师生向他赠送了礼品。曹禺致答词时,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挚的感激之情。他说:“55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金黄色的秋天,我告别了美丽的南开园。半个世纪过去了,又回到母校,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的一生是同南开联系在一起的。”

人生七十古来稀!

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了75个年头。他从南开走出去,今天又回南开来,接受母校的一片热忱,一腔挚爱,怎不令他感慨激动呢!

他常说,“人生有许多事是很奇妙的”。当他75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回到母校,触景生情,引起他许许多多奇妙的回忆。

人生的确是奇妙的。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直到我在草写这最后一章时,才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巧合:1985年10月5日,正是阴历8月21日,恰好是曹禺的诞生日。大家陪着他去探望他的旧居,这真是最好的纪念了。

人老了,总是怀旧的。前些年,他曾和李玉茹回到天津,也曾去找过他的旧居。但是,却没有找到。这次,可能是因为房子经过了粉刷,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竟很快找到了。他的旧居原来在天津意租界二马路28号,现在改为河东区民主道23号。当他发现了旧居时,他兴奋极了:“就是它,就在这里。”久远的记忆,突然清晰地出现在眼前了,他像孩子那样抑制不住喜悦。他的眼睛分外明亮,他的话像打开闸门一样倾泄出来。他指着马路旁边的楼房说:“不错,绝对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像是在做梦一样啊!”

走进23号院内,是一座三层楼房。他说:“这是我家最先有的一幢房,后来租给一家公司了。”走进楼里,他还有些儿时的印象:“这是大客厅,那边是小客厅。那时我很小,姐姐也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她教我识字块的。还有表哥刘其珂,他在这里住过。”他进到原先的大客厅里说:“在那时看,这间客厅大极了,现在看来很小。那时觉得大得不得了,真奇怪啊!”

看来,他不愿意在这里久留。这里还不是他最怀念的地方。他回到街上,指着马路斜对过的一座楼房说:“啊,那就是韩诗桁的家。”在23号门口,他说:“就在这个地方,我小时候,这里排着一溜儿人力车,天津人叫脚皮啊,不要问价钱,上去就坐。”他又指着23号右边的一个很精致的楼房说:“看,这就是周金子的家,周金子是个妓女,忘记了是个什么阔老爷,花了一万块钱,把她买来作姨太太,这个小洋楼就是专门为她盖的。为什么叫金子,一万块钱,太贵重了,像金子一样。那时,我们都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她不大出来,偶尔,夏天她洗了澡出来,在平台上晃一晃。长得很美哟,不俗气,不是大红大绿,像个神仙似的,很文雅的样子。真奇怪啊!她住的这个房子一点也没有变。”

这时,不是别人来搀扶着他,而是他带着大家朝一个胡同口走去,神采奕奕,滔滔不绝地讲着:“就是在这个胡同口,经常看到农民,逃难的灾民一头儿挑着锅,一头儿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很惨啊!段妈就给我讲她们家乡的悲惨的故事。“这是个死胡同,里边的一个小楼才是我住得最久的地方。”隐藏在胡同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房出现在眼前了。他走得很快,还没进去,就指着楼下的一个窗子说:“这就是我搁东西的地方,绝对不会错的。”

平时,我到他北京的家里,见到他,有时感到他行动迟缓,十分疲倦,说话长了,就有时忘记了说到哪里。一副老态。可是,现在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他上台阶都不要低头,好像凭着他的感觉就一阶一阶地踏上去。几十年过去了,依然是那么熟悉,这使我格外惊讶!人的童年的记忆,真是都刻在神经里了。

一进楼门,里边黑漆漆、阴沉沉的。我似乎感到当年这座楼里的抑压和郁闷。楼道的光线太暗了,墙壁,烟熏火燎都变得乌黑了。两边堆放着杂物,显然住的不只一家,破旧不堪。此刻,我心中掠过一阵淡淡的悲哀。

曹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我的书房,还有一个小书童伴着我,真是奇怪呀!我就住在这里,翻译莫泊桑的小说,读易卜生,读《红楼梦》,看闲书,都是在这里。上高中时,也在这里温习功课。”

好像许多记忆一下都涌来了,也分不清时间顺序。他的回忆跳跃性很大,忽而说到这个,忽而又跳到另外一个片断。他突然对我说:“你上次说到沈敏基办的讲习班,那是国共合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办的,就在这里填的表。还在这里学英文打字,读四书五经,有好多老师教过我。

“还有一个姓王的小朋友,外号叫王傻子,人非常忠厚,我们一起读书。不是念《三字经》、《百家姓》,姐姐都教过我了。那时,已经是五四运动了,读《左传》、《春秋》,还有《鲁滨逊飘流记》。这个小客厅,教我的还有一个大方先生,他还教过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他第一次就给我讲他写的《项羽论》,我记得第一句的四个字:‘叱咤风云’,讲起来摇头摆尾。我记得他住在法租界,好玩古钱,几个姨太太哟,人很古怪,他冬天是永远不生火的。”

房主人把他让进原来他家的小客厅里。一进去就说:“这个房子没有变化。”他用手杖指点着,“这里放着沙发,这儿是书桌,还有一张床。真奇怪,过去的事情竟然记得这么清楚。“这个小客厅,有一件事忘不了。有一个李补耕哟,他一来就到这里,穿着长袍马褂,等着父亲下楼来见他。父亲从楼上慢腾腾地走下来,也是摆着架子。他一见父亲就磕头、跪拜。我父亲也不客气。这个人靠我父亲当了县知事,捞了不少钱啊!后来,他再来就和我父亲对着抽鸦片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对着抽鸦片。

“那时,真是乌烟瘴气哟,哥哥在楼下抽,”他用手杖指着楼顶天花板,“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那间大客厅,北洋军阀的大政客黄郛来过,还有黎元洪的姨太太也到这里来过,周七猴也来过。你知道,就是我父亲的那个《杂货铺》呵,都是在那里写的。

“记得小的时候,很害怕,就在楼上搭一个床,我父亲很喜欢我。我15岁的时候,他还背着我。他高兴的时候,就背着我,在屋里走啊,走啊!

“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来福’,是一只小狗呵,我和它一起睡,一边玩。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养小动物。一天,它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这是对我打击最大的一件事。现在一闭眼就能看见它的长相,不像狮子狗那么好看,黑白狗,非常懂得人性。”在他的语气中有一种伤感。

到二楼去,楼梯的光线更加昏暗。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他在昏暗中指着旁边说,“这是厕所”。陪同的房客说:“是厕所,您还记得这么清楚。”他说:“我住这座楼时,八九岁了,一切都清楚极了。”他指着左首的一间屋子,“这是我父母的卧室,紧接着的这间,就是那些名士经常来的大客厅,在那里聊天抽鸦片烟”。进到原先他曾住过的一间小客厅里,“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变。我15岁生疹子,就住在这里,父亲和母亲都不放心。在这里,他们照看比较方便。”他指着墙壁说:“就在这里搭了床,病了一年,出疹子,身体很弱很弱。”

他指着屋外通向平台的一个厅堂说:“那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我最怕吃饭,父亲就在那里发脾气,骂大街。”一时间,那种可怕的场面,那种坟墓般的寂静和沉闷的空气,好像弥漫在周围,感到异常的憋闷。

在厅堂通向平台的门口站住了,他指着门说:“到了过年的时候,把它挡起来,供上什么牌位,祭品,香烛。”在幽暗中好像飘来香烛燃烧的气息,他靶立在那里沉思了片刻。又领我到平台上,望着前面的楼房,又数说起来:“这个楼房是姓王的,非常有钱,是他们自己盖起来的。那个房子不认识。你看,这就是王傻子的家,他父亲是个买办,王傻子到这里来读书,不要他的钱,送两袋棒子渣给老师。这个人很可爱,一块演戏,文戏武戏都演哟!一起玩,在院子里。我和他一起乘电车去看电影,无声电影,记得还看连台本的电影,惊险片,呵,是《马瑞匹克弗》,在光明电影院,就在惠中饭店附近。那时还没有惠中饭店,也没有劝业场。”几次讲起他儿时的朋皮,都给他带来美好的回忆。

又回厅堂里,指着左首的一个门说:“这是放东西的地方,放着好多箱子,放着火腿,一打开,就是一股霉味。”忽然他又转到另外一个人物:“我跟你讲过一个人,叫陈贵的,非常有才。画,画得好。画释迦牟尼,画观世音菩萨,常常有人求他。父亲很尊重他。他就把门关起来慢慢地画,谁也不能进去的。”他提到的这些人物,一个一个地都成了古人,还牵动着他的思绪。他对他们的印象,也许在他的剧作中还能找到,或可能听到他们灵魂的叹息声。

我陪着他,不愿打断他的思路,更不想向他提出问题,我也不愿意别人打断他。任他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中漫游驰骋,任他侃侃而谈。对于一个老人,对于一个他生活于此,并且用他激扬的想象再创造了的地方,他能这样尽情地回顾,是太难得了。当时,我就想,如果在这里,他能住上几天,任他去想想往事,他能在生活的回顾中,重新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心灵的隐秘,发现历史。

又回到马路上,看样子他不舍得离去。此时此刻,我好像更懂得了他,更理解他的心情。要不是日程安排得这么紧张,我宁愿在这里陪伴着他。那怕只是沉默着,守候在这里,让他多看看,多想想他的一生,想一想他的创作,该是怎样地珍贵啊!

我回顾着隐藏在胡同深处的这座普普通通的小楼,我也感到人生的奇妙了:就在这里曾经怎样铸造了一个被抑压的苦闷的灵魂,又怎样掀起他心中的雷雨!多么普通而奇怪的小楼,多么普通而又奇妙的人生!就是在这里诞生了我眼前这样一个蜚声世界的老人!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胡同口,抑或在小楼前面,挂上一块普通的牌子:“曹禺旧居”。那怕把他曾经住过的卧室辟出来,变成一个小小的展览室,放上他的著作、手稿,他曾经读过的书,让人们记得,这里,曾经诞生了一个走向世界的剧作家,一个曾经激动着几代人心灵的剧作家。这可能给这个商业城市增添不少文化的气息。

汽车在鞍山路上缓缓地行驶着。我和他坐在后排,他望着车窗外的景物,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他说:“在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几个月,大约是春天,我坚持长跑。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一股劲头,是不是沿着这条路,记不大清楚了。跑到法国桥,向塘沽方向跑,跑到一个俄国花园再折回来,有几十里路啊!开始,跑不到1里的路程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没有力量了,这就是所说的运动极限吧!”我听他讲过几次了,他又这么讲。我也不想打断他,人生中影响最深的事,总是不断地被回味被咀嚼。“但是,慢慢咬牙坚持,越过那个极限,就跑得轻松起来,这是非常奇怪的。这是一种从来没有的体会,一种人生的体会。坚持这么一下就度过难关了。”我想,这段长跑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是重要的,起着一种深远的影响。人在青年时代获得的一次珍贵的人生经验,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一种持久的人生动力的源泉。对他来说,每写一部剧作,都是一次长跑,也是要咬紧牙关,越过“极限”而完成的。而75年来,又多像是一次人生的马拉松啊!就这样,在他的生命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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