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后 记

作者:曹禺

记得是1982年3月17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同志,北京出版社的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从我东郊的家里赶来,同着曹禺,就确定下来,约我来写《曹禺传》。他们是那么诚恳而热情,使得我万难推卸,任务就这样匆忙而迅速地接受下来。到今天,1986年11月16日,我把最后一稿抄改完毕,转眼间,将近5年的时光飞逝而去了。

虽然我完成了这部稿子,好像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舒了一口气;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5年间,三易其稿,渡过了许多不眠之夜,而我心中想的,却是要把它重新写过。可是,又反问着自己,即使再写一遍,或可能有若干改进,但凭我的能力和水平,我能把它脱胎换骨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能。因此,我告罪于读者的,奉献给诸位的是自己不满意的一部书稿。

原先,我曾对这部传记充满着种种美妙的憧憬,有着种种的设计,最能代表我这些幻想的,是我的一次发言。我说:“我所涉猎的传记写法是各种各样的,总的来说,一是追求客观准确的叙述(当然也有评价);一是追求写其神魂,而不必有闻必录。我的倾向是:(一)当然要有准确的事实材料作为根据,不能胡编;(二)但我不愿只是在那里叙述,像流水账;(三)力求生动。我的中心点,在于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要有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可能这样的传记就会有些特点。罗曼·罗兰笔下的贝多芬,是有罗曼·罗兰的理解的。茨威格的巴尔扎克恐怕同泰纳笔下的巴尔扎克也不一样;但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作家的三棱镜看到巴尔扎克的形象。我以为传记尽管是史实的记录,但绝不失去传记作者的独特的观察和理解,否则,这传记就失去了特色。”

我还这样说过:“曹禺曾对我说,一个传记作者应当对其所写的人物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要融化所掌握的材料。我想也是这个意思,具体说来:一、曹禺有着他丰富而独具的性格特色,他的热情、血性、气质、心理都表现出这一点来。那么作为一部传记应该抓住他性格的核心,他对人生、对世界的思索和追求,他对戏剧的爱好,他的种种审美情趣以及待人接物、爱情婚姻等,都无不打上他的个性烙印。既要写出他的性格,同时还应写出‘这一个’曹禺性格的背景、家庭、社会的诸方面,否则就成为不可捉摸的了。二、他是有他的创作个性的。他的艺术追求,他的创作道路,不但与他的性格有关,而且更有形成他创作个性的世界的、中国文学戏剧的背景和种种动因,应当揭示他艺术成功的秘密。这些,可能是动人的。三、曹禺作为一个剧作家,是有他的典型意义的,他的创作道路就是话剧史的一个侧面,与之联系的、平行的话剧史上的人物都成为与他相比较而存在的对象,在比较中才能看到曹禺的独到的贡献。但,这不是评论,而是通过话剧史的生动趣事而透露出来的。因之,这部传记应给人以知识。”“我想这部传记应该使青年读者由此得到成才之路的启发,同时也不叫专门研究者过分失望,他们也可能从中提取一些可供研究的事实。这些可能是奢望,但还是要追求的”①。

回想我曾说过的这些话,与我所做到的,它的确成为一个“奢望”了。不能说我毫无追求,而实际做起来,这些“奢望”便苦闷着我,熬煎着我,直到写完,仍然还不能从这“奢望”的煎熬中走出来。我后悔说了那些空话,而又印在刊物上。如今,我又把它抄在这里,让读者来对照,这是很严酷的;但也是无法收回和逃避的。我觉得这样做,反而心情更安稳些。

我深深地感到,为一个作家,特别是为一个健在的作家写传,在我,在客观上都有事前所未曾料到的困难。我未能写出一个“我所认识和理解了的曹禺来”,更没有能力写出“我的独到的认识和把握”。曹禺说:“人是很复杂的,也是最宝贵的。”懂得人很难,深刻地懂得像曹禺这样一个杰出的作家的性格、心灵,懂得他漫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道路中的一切一切,真是谈何容易!

不知曾同曹禺有过多少次谈话,他的确为我提供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使我增进了对他以及他的创作的理解。我也曾访问过他的朋友、同学,他的学生,他的家人。但是,仅仅凭着作家的这些追忆,这些访问,就能写出曹禺的性格和心灵,透彻地理解他心灵的隐秘吗?对我来说,仍然是不轻松的。

我没有想到,为了查找他入读南开中学的确切时间,即使在他的母校,都提供不出一个有力的历史材料。南开中学的学生档案,都在战火中流散了。又如,对他后来的创作曾产生过影响的地方——宣化,连作家自己都记不清楚是何年何月了。关于他的一些信件,据说是极为珍贵的书信,都在十年动乱中销毁了,而书信对于写传又是何等重要呵!欧文·斯通写文森特·梵高的传记《渴望生活》,其主要材料来源,就是因为他掌握了文森特·梵高写给他弟弟泰奥的三卷书信,那是由霍夫顿·采夫林编辑起来的。当然,还有作者沿着文森特的足迹发掘出来的材料。我也曾花费了些气力进行采访发掘,但收获并不理想。令人感叹的,是我们太不重视对人,对名人资料的保存。每得到一点新鲜的材料,都是很难很难的。在写传的过程中,使我深深懂得,巴金老人那样大声疾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文革”博物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太重要了。

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

于是,我们不敢再“奢想”了。如果在这一部传记中,能够尽可能多地提供一些原始的材料,为他人或后人写出更好的《曹禺传》作些准备,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力求写得真实,我尽可能把我采访搜寻来的史料,如曹禺同志同我的谈话,以及他的亲朋、同学的谈话,征引到传记中来,不敢妄加增删,除个别的文字上的加工,均照原始记录加以记叙。

我不想写成评传,因为我已经写过《曹禺剧作论》,已经对他的剧作和创作道路有所叙述和评价。但我却希望读者能同《曹禺剧作论》参照起来阅读。这样,就可以用较多篇幅介绍作家创作的背景、原来的构想、人物的原型、创作的过程,也许这样能提供给读者以研究和思索的材料。

我也不想写他的思想发展,尽管在他的剧作和文章中,透露出深刻的思想,但曹禺毕竟不是思想家,比如说他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主义,又从什么主义到什么主义,或他的思想来源于何人何作,都不愿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是任读者和行家们从叙述中去理解,去审断。

在写法上,我曾看过不少传记,确有参照,但写起来,也不知究竟参照了哪个,而临着我所掌握的材料,凭着我的理解,觉得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把我的意思写出来就是了。大体上是按照时间的进展顺序,其中也有交叉倒叙,偶尔也有所议论,有所抒发,也并不想都遵照前人格式。

我在《曹禺年谱·后记》中曾说:“深深地感谢许多前辈和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关怀和帮助,这部年谱是很难编成的。因之,我总是把它看成是一部集体的作品。”对于这部传记,我依然持这样的看法,没有他们所提供的宝贵材料,是很难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为我提供材料的同志,我都在引用时注明了他们的姓名,这里恕我不再一一列出。我深深地感谢着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五年来,他们给了我许多温暖和帮助。他们同作者是真诚的朋友,对作者是信赖,是期待,是鼓励,是支持,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是友谊。特别是责任编辑为这部书付出默默的劳动,他那种诚恳而朴实的品质,打动着我的心,我要向他致礼!

在写这部传记过程中,始终得到曹禺同志的帮助,是数不清的谈话,是不厌其烦地答复我的问题,他把手中的材料及时寄给我。对于他的信赖和关怀,我是十分感谢的,只是我因未能写好这部传记而感到抱歉。

一部传记牵涉许多人和事,虽然我做了努力,但难免不实不确之处。既希望当事人指教,也渴望读者和专家批评,这是我所期待的。不过,我想写一个作家的传记,主要仍在掘扬其所长,汲取其创作经验,自然也应当总结其教训。既不能随意吹捧,也不能任意贬抑,更不能去醉心揭发阴私。我希望听到批评,也渴望得到谅解。我们特别期望为写传的作者,特别是为健在的作家写传的作者,提供一个真诚坦率、宽容谅解的批评氛围。

我深深感到,也是许多朋友都感到的,写传是很难的,为健在的作家写传就更难了。

但我仍然热忱地欢迎真诚的批评。

1986年11月17日到27日于北京东郊定福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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