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04章

作者:曹禺

添甲12岁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很快在全国扩展开来。大概万德尊也觉得总是把添甲关在家里,读那些“之乎者也”的老书,已经不合乎时代的潮流了。添甲10岁那年,德尊就送他到坐落在天津官银号的汉英译学馆学习过英语,读的是《泰西三十轶事》之类的课本。添甲对新文学也很感兴趣,德尊怕耽误了添甲的前途,便和妻子商量,决定让添甲去报考中学。添甲非常高兴,他早就羡慕那些洋学生了。穿着整洁的学生服,每天到学堂去念书,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事。

20年代初,天津已经有了几所官立和私立的中学。但最出名的是南开中学,在全国都是有名气的。于是便决定报考南开中学。添甲在读家塾时,文科底子打得很厚实,加上他又在汉英译学馆学过英语,便考南开中学的插班生——初中二年级。他考的成绩不错,很快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能够被南开中学录取,这是很不容易的,使添甲格外兴奋。他不知中学生活是个什么样子,还未入学就对未来的中学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19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一辆亮锃锃的人力车沿着海河边的马路轻快地跑着,车上坐的就是添甲。不能再叫小名了,该叫学名万家宝。海河洒满了阳光,波光粼粼,家宝满心欢欣。不到8点钟便来到学校。

南开中学坐落在天津南开二马路。当家宝跨进校门,迎面便是一座灰色的楼房,都管它叫“东楼”。他走进东楼,便为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吸引住了。镜子上端有一副横匾,上边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这时,他赶紧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顺手把头发也梳理了一下,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纽扣也顺次检查过了。他在家里是从来不管这些小事的,他随便惯了。夏天,他经常光着上身,他怕热,家里人总说,“添甲,穿上件衣服吧!光身子多不体面”。他才不管这些呢!但刚进学校门,就看到这些规定,他就不敢稍怠了。紧接着又读下去:“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忽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读过这些镜箴,他隐约感到学校和家里是两样了,这里规矩太多了。

隆重的开学典礼开始了。高亢整齐的歌声,庄严的军乐奏过之后,礼堂里鸦雀无声。司仪宣布:由校长张伯苓先生致辞。只见张校长向讲台走来,高大的身躯,挺着腰板,步伐矫健,气宇轩昂,给人以不苟言笑的严肃之感。陡然间,礼堂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位校长操着满口的天津腔调,声音宏亮,讲话时挥动着手臂,显得果断有力,充满信心。据说,每个学年的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校长都要重复他办学的信条,对那些高年级同学来说,那些信条都能背诵如流了。尽管如此,学生们仍对他佩服得很,爱听校长的训话。家宝对校长的讲话没有全听进去,他时常是这样的,不能全神贯注地听完别人的讲话,听着听着就开小差了,想他自己的事情去了。但张校长的讲话,有些他还是听进去了,特别是讲到“公允公能”的校训。张伯苓校长说:“公允公能者,即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服务之能力。”后来,家宝经常听校长讲,就记在心里了。

南开中学是同张伯苓的名字联结在一起的。

张伯苓(1896—1951),名寿春,天津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1891年,他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海军,梦想习武救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被日本海军打得惨败,几乎全军覆没。清廷丧权辱国,订下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使张伯苓大为震惊。他觉得习武救国之路行不通。于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办学以“开民智”的主张,以为国家“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材”。他愤然脱离海军,弃武而从事教育。在天津名绅严范孙的家塾中教西学。严范孙对西学新知识怀有浓厚兴趣,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十分强烈。他在天津有着很高的声望,而且也有雄厚的资产。这样,严范孙就从各方面支持和援助张伯苓办学。张伯苓兴学的目的比较明确,就是谋求国家独立,免除列强侵扰,使国家富强昌盛。他不止一次说:“我们教育目的在以教育之力量,使我们中国现代化,俾我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得到适当的地位。”在严范孙的家馆中,他教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把现代自然科学引进私塾之中,其本身就冲破了封建窠臼。在课程上,已具备中学的雏形。1904年,他与严范孙赴日本考察教育,参观日本各类学校。他们对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兴教育之事实甚为感动,回国后创立敬业中学堂,即南开中学的前身,全盘效法日本。博物、法制、历史、经济等课本,甚至学校的教学仪器标本均由日本引进。他还邀请日本速成师范生数人来校任教。当时,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对他竭尽攻击之能事。但是,张伯苓没有屈服。1917年,他又远渡重洋,到美国哥仑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并实地考察美国教育情况。回国后又进一步推行美式教育,教员除聘请美国人外,多用美国留学生;教材除国文、中国历史外,又一律采用美国中学和大学的原文课本。实行积点(分)制和选科制。图书、试验仪器也无不从美国引进。

张伯苓办学有一个探索过程,开始照搬日美教育,后又逐渐结合中国国情。从20年代以后,他深切感到,教育不振兴固然为中国之病态,而教育不联系中国国情尤为中国教育之大病,从而提出智德体之育不可偏废,以及“公允公能”之校训。这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来的,逐渐形成南开中学的教育传统和特色。家宝进入南开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一套课堂教学和课外教育活动相结合的体制,有了一支相当强的教师队伍和管理有方的教学生活秩序,充满活力和生机。

家宝一进入学校,就投入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中。南开中学以教学严谨认真著称,基础课都是聘请最好的老师担任,考试制度严格,倘遇学生作弊,当场抓卷,当天挂牌处分,决不姑息。期末考试两门不及格者,一律留级。家宝在这种紧张的严格的教学秩序中,经受着磨炼。使家宝感到安慰的,是学校还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教育活动,经常请许多专家、学者来作学术报告。他还记得梁启超曾来南中讲学,题目是《情圣杜甫》。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却开阔了视野,得以亲自看到这位大学者的风采。曹禺说:“记得那年,我才13岁,学校办暑期补习班,听过梁启超的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梁启超头光光的,讲起来铿铿锵锵,很有兴味,我就是听了他讲杜甫而受到启发去读杜诗的。”①张伯苓特别重视因材施教,对优秀生给予特殊培养和照顾,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注意培养尖子。像周恩来同志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伯苓发现周恩来是个天才,在经济上给予扶助,而且常请他到自己家里吃饭谈话,予以关照。他常说,对优秀生“特别优长之门类设法使之尽量发展”。

在这样的浓郁的学习气氛中,家宝本来就是个读书迷,如今是更为发愤了。他的老同学都说,家宝是典型的书呆子,总是看到他在那里看书,在教室,在图书馆,在路上碰到他,他也都在看书。他成绩不错,但不是那种全优的学生,他摄取知识带有他的自主性。

张伯苓竭力倡导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常说,学生“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在他的倡导下,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如敬业乐群会,美术研究会,摄影研究会,文学会,京剧社,新剧团,校风出版社,武术社等。学校不但给安排活动场地,补贴活动经费,还派教师职员参加指导。如由学生主办的《南开双周》等刊物,都是学校出钱印刷。摄影研究会,由校方准备暗室,让学生使用。京剧社有乐器、服装。至于体育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有各种球场,冬季还设滑冰场。张伯苓喜欢篮球,南开中学的篮球运动很普及,而且水平较高,每班都有篮球队。就是在家宝读书期间,涌现了由唐宝坤、魏蓬云、刘健常、王锡成、李国琛号称“南开五虎”组成的篮球队,战绩辉煌,名震全国,成为南开校史上的光荣一页。

这种课外活动,形成一种校风,造成一个没有课堂的课程,使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培养和发展。与其说是课堂教学奠定了曹禺未来成才的基石,不如说是南开的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启迪了他的才智,把他的潜在的才能发现出来,调动起来了。

家宝进入初中三年级了。

经过一年多的中学生活,他已经适应了这种紧张而富有朝气的环境,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了。但,他却在1923年的冬天生病了。

家宝小时候没有种过牛痘,传染上了天花病毒。最初,只是发烧,家里人以为是伤风感冒了,等到进入发疹期,才知道是生疹子,这使德尊和继母着急了。他们把家宝从一楼搬到二楼小客厅来住。

小客厅临街的窗子格外明亮,在靠墙的地方放着床,免得家宝受风。父母的住房就在小客厅的对面,而旁边就是女仆住的地方。这样,德尊和继母可以随时进来照看,招呼女仆也很方便。家宝病了,一家人都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德尊,他成天提心吊胆,继母也总是守护在身边。

持续地发烧,病愈之后,家宝的身体十分虚弱。德尊和继母断然决定休学,等暑假过后再重新读初中三年级。

在家里养病期间,他也不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总是找些书来看。这时,他对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厚了。他看《少年》杂志,也看父亲订阅的《东方杂志》,还有《语丝》和《创造》。

1924年的秋天,家宝复学了,原来同班的同学都升到高中一年级。他又结识了许多新的同班同学,其中有章方叙(靳以),两人成为要好的伙伴。他们都喜欢文学。靳以的忠厚,特别引起家宝的好感。

家宝对语文和外语课是很上心的。南开中学的教学是不偏科,重视基础训练。语文和外语课要求也很严格,老师经常布置课外阅读书目,还规定写读书报告,并由老师检查记分。有时,还组织语文竞赛。这样,学生练笔的机会很多,家宝的作业经常得到老师的好评。语文课是按文学史的发展顺序来讲的,从《诗经》讲起,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样依次讲下来。每讲一个单元,就要写一篇文章。家宝未入南中之前,根底就不错,加上这样系统的讲解和阅读,就使他的语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写的作文、读书报告,不仅颇有文采,而且文思独特,绽露才华。

可以说,这时他的兴趣已完全转到新文学上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一大批文学刊物涌现出来,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从家宝对新文学发生兴趣,就承受着五四新文学的雨露滋润,在五四新文学的浪潮中经受洗礼。他曾说:我13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q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①《语丝》、《创造》、《小说月报》那是必看的。《语丝》每期到来,就抢先去买。而给精神以强烈震撼的却是《女神》。家宝为那种狂飚突进的精神和火山爆发式的情感所慑服了,他说:“我被震动了。《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蒙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②的确,正是翩翩少年、血气方刚的时刻,新文学作品中所跃动着的时代潮汐,激扬着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爱憎,自然,会像火种一样点燃着他心中的热情之火。家宝爱这些新文学作品,远远胜过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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