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05章

作者:曹禺

万德尊的官运,就如同坐在一只失去舵的破船里,在海洋上飘荡。黎元洪被段祺瑞撵下了台,万德尊自然也受到连累。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着中央政权,是因为后边有日本帝国主义在撑腰。美、英帝国主义自然不甘心,便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并发动了直皖战争。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即将失败,便又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张作霖联直倒皖,乘机入关,以便和直系分享北京中央政权的势力。1922年4月又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失败,退据东北。

这样的军阀混战,随着一派军阀的倒台,便有大批军官下野,而随着一派的得势,则又有一批军官升官发财。特别滑稽的是,大总统也像走马灯一样,袁世凯称帝失败,继之而起就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民国成立不过10年,而大总统就换了五六次。

1917年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还没有彻底垮台。1918年,徐世昌当大总统时,家宝的曾祖母魏氏百岁寿辰,万德尊曾在天津大摆宴席庆贺。徐世昌曾题“蔚为人瑞”之匾额相赠。①1922年8月,黎元洪又被抬出来复任总统了,万德尊被授予“藩威将军”称号,并成为将军府的将军。②黎元洪好景不长,1923年6月,又被驱逐下台,就在这年10月,曹锟采取贿赂议员的丑恶办法,“选举”曹锟作了大总统,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议会”的闹剧。家宝因病休学,也在北京,他还隐约记得:“当时还小,但对曹锟竞选总统的丑剧还有些印象。记得那些议员们坐着车子满街飞跑,老百姓都站在大街上看热闹。”③在这次黎元洪下台之后,万德尊就回到天津,从此一蹶不振,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他开始过着寓公生活,成日和妻子抽大烟,同朋友一起赋诗写字,精神抑郁潦倒,心灰意冷,再无心仕途了。那时,他还不到40岁,总是说:“我老了!”一种老之已至的悲凉感占据了他的心。

万德尊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动不动就发火,常常是无名之火。也许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出舞台吧!也许他觉得他为那种捉摸不定的政局所戏弄了,也可能他觉得光宗耀祖的梦想还未实现,就被挤出了发迹的轨道。人在失意之后,便不免要发泄心中的苦闷和烦恼。他什么都看不顺眼,说打人便打人,说摔什么就摔起来,这使家宝对父亲产生一种恐惧心理,他怕他,他怕见到他,他怕同他在一起。

一天里,父子是很难碰面的。清晨,他去上学,午间在学校里进餐,下午放学才回家。家宝在学校里,过得十分愉快,上课,演戏,和伙伴谈诗论文。而一回到家里,就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进家门,整幢楼房就静得吓人,光线幽暗的楼道里,阴沉沉的,似乎空气都像冰块那样冻结起来。没有一点声息,也没有一个人影。父亲和继母抽了一夜的鸦片,把黑夜当白天过。家宝回家时,他们还在睡梦里。仆人们都不敢出声,生怕惊扰主人的酣梦,都躲到另一座楼里去休息。既然这样难得碰面,可是偶尔碰到一起吃饭,饭菜刚刚端上来,父亲不知为什么就大发脾气。有时,就把厨子大骂一通;有时,就在饭桌上把哥哥训斥一顿。继母在旁边劝说,不劝则还罢了,越劝便骂得越厉害。这种压抑的气氛,使家宝内心经常有一种沉重的压力,窒息得很,都要闷死了。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悄悄地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看书。

家宝苦闷的酵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滋长着。他对父亲不满,他对家庭不满。这种不满只是在他心中凝聚着,回荡着。他不是那种人,一遇不满便怒形于色,把它发泄出来,化为种种反抗的行动,而他总是苦苦地思索着。父亲是喜欢他的,同家修形成对照。但是,父亲却越来越不理解家宝了,为什么这么小小的年纪会有那么多苦闷,这些苦闷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家宝的苦闷也不全部是来自家庭,他读了那么多书,特别是文学作品,他接触到家里以及周围的熟悉的人事,他又是那么敏感的一个人,于是便常常陷入一种追索的苦闷之中。家宝已经是高中生了。由混沌的少年进入富于自主意识的青年时代,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增长着的是对社会的不平感,是对种种人事灼热胸膛的正义感,是对人生意义的朦胧追求,是对现实中贫富对立的强烈感受。他曾经这样说:那时已经读高中了,觉得顿时长大了,似乎对人生的意义有所追索,对社会也有更多关注了。我曾经在大街上游行高喊取消二十一条,还高呼过“还我山东”的口号,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愤恨的。打倒列强是很清楚的,那时就会唱打倒列强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畅。那时,我们就唱着这样的歌曲,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南开中学是有这样的好传统的,周恩来同志在南开读书时就开始了这个传统,一代一代传下来。①

家宝的高中时代,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从胜利而失败。当时的天津处在军阀统治之下,但是,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重大斗争都在南开中学引起过强烈的反响。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师生组织了“南开中学五卅后援会”,并演出戏剧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家宝热情地参加了这些宣传活动。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反动政府公然枪杀爱国学生,激起了南开中学师生的愤慨。《南中周刊》发表文章,声讨段祺瑞的血腥罪行,并对当时的教育总长“不惟丝毫无动于衷,而反为政府通电,话之为暴徒”的行为痛加谴责。事隔两年,在家宝担任编辑的《南开双周》1928年第1期上,还在卷首用大字排出鲁迅《淡淡的血痕》中的语录作为纪念。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制造了枪杀我同胞和外交人员的流血事件,校刊上立即发表《济南事件发生以后》、《济南事件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自觉》等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南开中学也有共产党人。有一次,曾发生一起震动全校的事件。和家宝同年级的一位同学管亚强,在学校开大会时,指责校长张伯苓,质问他为什么不允许学生罢课。

管亚强是cy,他这样敢于当面指责校长,在校内反响很大。有的学生对管亚强很不满意,有些学生持中立态度,而学校当局则采取严厉的态度。家宝很同情他,觉得管亚强没有什么不对。家宝的同学陆以循回忆说:我在中学时同家宝住在一间宿舍里,他比我高一年级。当时,他在高中一年级,同屋四个人,有位同学叫管亚强,他还是个有名的政界人物的子弟,很激进。学校开会时,他敢和张伯苓顶撞,质问张伯苓,后遭到学校打击,并通过他的家庭对他施加压力。家宝很同情他。我当时是站在张伯苓方面,我觉得校长对,学生怎么能顶校长呢?但是,家宝却不是那样,他的思想比较前进些,他觉得管亚强是有道理的。虽然,家宝没有公开站出来为管亚强讲话,但同我的想法不一样。特别管亚强有一段因受压力而沉默起来,家宝就更同情他。①

家宝和管亚强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但平时很少谈政治问题,他不知道管亚强是cy。他看管亚强每天很忙,闹罢课,经常外出活动。偶尔交谈起来,管亚强也说:“家宝,你老是死啃书本有什么用?”但管亚强敢于站出来同校长顶撞,那种积极的反抗精神,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当全国解放后,他们再度重逢时,管亚强已改名张致祥,是我党一个高级干部,他才知道那时管亚强在南开中学时已经在从事地下工作了。1927年,家宝担任了《南中周刊》“杂俎”栏的编辑,他不但自己编辑杂文、短评,而且亲自撰写杂感,在第20期、25期、30期上,他以万家宝和小石的名字发表了几篇文章:《杂感》、《偶像孔子》、《听着,中国人!》,或批判迷信偶像,或评说是非,或针砭锢弊,写得也颇犀利。其中最能体现他高中时代的社会思想的,是1927年4月在《南中周刊》第20期上,以万家宝的名字发表的题为《杂感》的三则杂文。这时,他已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这篇《杂感》确如郁达夫所曾希望于他们的,对恶势力的攻击持着“正大的态度”,它的“骂人”也是“光明磊落,不失分寸”的。在三则杂文前面,有一段序言,颇能看出曹禺当时的某些思想态度。他是这样写的:将那闪电似的,奔流似的,憧憬的情趣,以及由各种现象而产生的心境,它只有天才能为之解释。同时一般庸流复可感触得到的,蓦地把它提到字块里,无目的地把它写出,无意义地映在痴人的脑海里,这或是“杂感”的真义吧?

“这个人癫头癫脑,一肚子鬼话。”我们常对人这样批评。由这句话,总可逆料此人不会说“人话”的,甚至所谓“人话”反根本不晓,因为人非鬼,为人而云鬼语,则怪异可知。实在癫气十足的癫子,鬼话不能讲,人话反而不少。果尽量感受其味格,他的话里头当发现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他的思想常变化流动,永进不息,显现他在彻底地思索面前的事物,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他的生活慾求极端兴旺,他的感想无在不可施展,他所见是正确社会的面影,因是他的“鬼话”便长泻不息。由这出发点讲出的“鬼话”便是杂感的完成。

从这一段今天看来依然充满热忱的议论来看,他对“杂感”的解释还是有它的独到见地。的确,在那个社会中,能讲“鬼话”倒是能道出“正确的社会面影”。特别是作为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所追求的是在事物面前的“彻底地思索”,是“发现”事物中“孕含着不灭的创造性”,是“不为一切庸俗的利望所扰而变动他的观念”的独立不倚的精神。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紧接着他在这个短序中又写到:转到自己,假若生命力犹存在躯壳里,动脉还不止地跳跃着的时候,种种社会的漏洞,我们将不平平庸庸地让它过去。我们将避去凝固和停滞,放弃妥协和降伏,且在疲弊困惫中要为社会夺得自由和解放吧。怀着这样同一的思路:先觉的改造者委身于社会的战场。断然地与俗众积极地挑战;文学的天才绚烂地造出他们的武具,以诗、剧、说部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他们组成突进不止的冲突与反抗,形成日后一切的辉煌。然而种种最初的动机,不过是那服从于权威,束缚于因袭畸形社会的压制下而生的苦闷懊恼中,显意识地或潜意识地,影响了自己的心地所发生杂乱无章的感想。那种纷复的情趣同境地是我们生活的阴萌,它复为一切动机的原动力,形成大的小的一些事业。

这段话,可把它当作曹禺最初的战斗的创作宣言来看。在他热情而蓬勃的年轻生命里,跃动着对“社会的漏洞”进行不懈攻击的理想,摒弃平庸,决不妥协,“为社会夺取自由和解放”。他把文学作为“向一切因袭的心营攻击”的“武具”。他多么羡慕那些文学天才和先觉的改造者!他又多么希望因此而在文学上“形成日后的一切辉煌”!这大概是他的审美理想吧!由这些话,我们也不会再感到他23岁能写出《雷雨》是偶然的了。

他接着又对古老的文明开炮了:不过在我们这“礼义之邦”,这种文字却常与狗吠一般地无价值。因为它藏着破坏、爆发、攻击,同一切跳出所谓“圈子外”的危险性。我华夏民族酷嗜和平,淡泊潇洒;一日和尚一日钟。过足烟瘾,横在热炕上晕谈一阵。哼,我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古有明训”。有长远历史的国度的百姓,岂能随随便便干这些没头没尾的把戏!

记得某校刊登什么捞什子的杂感,一句不重要的话冒犯校中的某当局,于是即时一道命令,斥以“侮辱师长”,训令那位编辑先生“下野”、“回里”(这是两件事:一面革职,一面挂牌)。同时一位职员建议停止校刊,当时即将编辑部解散。有人说教育家(?)对于激烈的份子只有这种办法。这个?也许吧!

不过在这刊物(按:即指《南开周刊》),请放心。同学们尽可发挥个人的意见,不顾忌地陈说自己对于环境的不满(当然,向猥亵的社会攻击更是我们青年的精神)。只要自己能踢开利害的计算,不伪不饰地吐露内心的不快,冷静的态度可,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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