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06章

作者:曹禺

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最能展示家宝的青春活力和闪光的才华,他的精力是那么旺盛充沛,沉重的课堂学习,各种各样的作业,都不妨碍他去做他感兴趣的事。他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演京剧、演话剧。他内在的潜能和智慧像涨水的小河四处流溢。只要是和他同过学的,都知道“万家宝”这个名字。

1925年,正是他15岁的时候。这一年,对曹禺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从童年时代就播下的戏剧种子,终于找到了适宜的土壤。他对戏剧的爱好,也终于得到一个施展发挥的机遇。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年奠定了他未来的发展前途。

曹禺是这样回忆他在中学时代的戏剧生活的:20年代初,我进入天津南开中学读书。那时张彭春先生负责校务,喻传鉴先生是教务主任。张彭春曾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研究教育和戏剧,对戏剧很有兴趣。南开中学每到校庆和欢送毕业同学时,都要演戏庆祝,成为一种传统。演“新剧”起源于张伯苓先生。他早在1909年(宣统元年)时就提倡新剧,目的在于练习演讲,改良社会。南开新剧第一次公演的剧目是张伯铃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

我大约15岁时就加入南开新剧团,演过很多戏,几乎都是张彭春导演。师生合作,参加者有伉鼐如、吕仰平、陆善忱等。我也演过陈大悲的戏,如《爱国贼》等。①南开新剧团是有着她光荣的历史的。

早在1909年,也就是在春柳社于日本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之后两年,张伯苓就在南开学校倡导新剧了。由这年公演《用非所学》之后,“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鉴于新剧可作社会教育之利器,努力提倡,此后每值南开学校周年纪念日即公演新剧”。②1910年演出《箴膏起废》,1911年演出《影》,1912年演出《华娥传》,1913年演出《新少年》。

1914年,南开学校10周年纪念,演出《恩怨缘》一剧,大得社会之好评,声誉大振,遂由师生合作正式成立南开新剧团。时趾周为团长,周恩来为布景部长。1915年公演《一元钱》,又受到社会人士的称赞,南开新剧的名声更大了。1916年,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从美国留学归来,因他对戏剧的爱好,遂加入新剧团,并被推选为副团长。本年公演了张彭春创作的《醒》和《一念差》。1917年演出滑稽戏《天作之合》。1918年公演张彭春创作的《新村正》,此剧在京津两地均有演出,影响颇大。胡适当时就说:“天津的南开学校,有一个很好的新剧团,他们编的戏,如《一元钱》、《一念差》之类,都是‘过渡戏’的一类;新编的一本《新村正》,颇有新剧的味道,他们那边有几位会员(教职员多)做戏的功夫很高明,表情、说白都很好。布景也极讲究。他们有了七八年的设备,加上七八年的经验,故能有极满意的效果。以我个人所知,这个新剧团要算顶好的了。”①胡适对南开新剧团的评价,并不过誉。如果说,把春柳社等作为南方新剧运动的代表,那么,南开新剧团则是北方新剧运动之翘楚。

南开新剧运动的坚持和发展是有理论作为指导的。张伯苓开始倡导时,“仅在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及后方作纯艺术之研究”。②他认为舞台、学校、世界是联系一起的:“世界者,舞台之大者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慾为其优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备场也。”③另外,同他的教育思想有关,他认为“不单是从书本上得到学问,并且还要参加课外活动,从这里面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书本上好得多”。“从戏剧里面可以得到做人的经验”。④而在新剧理论建设上,以周恩来的主张最进步最有力。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反封建的民主斗争的学生领袖,在推进南开新剧事业上也是一个中坚分子。他以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务实精神,参加编剧、布景和演出等工作,同时,更是一个新剧理论的倡导者。他于1916年写的《吾校新剧观》,①实是中国话剧史上一篇具有开拓性的历史文献。首先,他把倡导新剧同“重整河山,复兴祖国”的伟大目标联系起来。他说:“是知今日之中国,慾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实事。若是者,其惟新剧乎!”他认为新剧可以开民智、进民德;借新剧的效用,“施之以教,齐之以耻,生聚教训不十年,神州古国,或竟一跃到强国之林,亦意中事也”。他又指出,旧戏流弊甚多,多导婬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所以,从振兴祖国出发,力倡新剧。其次,他对“新剧之派别”进行了分析,对那时趋向堕落的文明戏作了剀切的批判。他说:“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他批评得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他还说:“上焉者刺取时政,发为激烈之词;中者描写村妪冬烘,供人喷饭。至若言儿女之情,不脱遗花打樱之窠臼;壮英雄之气,难忘天霸、薛礼之身份者,又下乘矣。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真正之主旨,相去日远。”在他看来,不清除文明戏这些积弊,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其三,他认为在世界戏剧的潮流中,虽然各种流派很多,但以写实剧最为发达,“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曲,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他认为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显然,他是倡导写实主义的。周恩来的理论主张在南开新剧发展中起到推动作用,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南开新剧团编演的剧目,虽被人称为“过渡戏”,但较之那些庸俗不堪的文明戏,不可同日而语。其题材多取自现代生活,思想内容比较健康。如早期剧目《一念差》等反对官僚制度的腐朽,揭露官场之黑暗。而《一元钱》、《恩怨缘》等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同时,也揭露封建道德的虚伪,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是,不容否认,这些剧本也残留着旧戏的影响,在故事情节上或多或少地还看出旧戏的路数。思想内容也还不能从更彻底地从反封建立场上来观察社会现象。就拿《一元钱》来说,这出戏写一个叫孙思富的人,因债务累累,处境困窘,遂求朋友赵凯为他想办法。赵凯竭囊相助,孙思富出于感激之情,遂把自己的女儿慧娟许配给赵凯的二儿子赵安,孙得以渡过难关,家境逐渐富裕起来。而赵凯于10年后病逝,长子赵平放纵挥霍未能继承父业,家道衰微。此刻,赵安已长大成人,就投奔孙思富,乞求岳父的帮助。但是,孙思富却蓄意赖婚,更不给予扶助,可谓忘恩负义。赵安因此愤发图强,锐意求进,终于又把家业振兴起来。这时,孙思富要打官司,不得不求赵安帮忙,这才深悔自己的过错,乞赵安谅解宽恕。此剧颇合“善恶昭彰”的心理,加之,它的台词写得新颖,没有那些俗不可耐的陈词滥调,布景又极别致,便受到观众的欢迎。但是,于剧情中,也可看到旧戏的影响。《一念差》主人公叶中诚因听信朋友的话,施计谋害李正斋下狱,叶中诚为了自己荣华富贵,却搞得别人妻离子散家败人亡。后来,叶中诚因受种种刺激,忽然觉悟过来,感到过去做的事太缺德了,受到良心谴责,于是便又把李正斋救出来。不料,李正斋却死去了。叶中诚便想把自己的财产分给李的妻子,遭到李妻的拒绝。此刻,叶中诚觉得自己山穷水尽,再也无法洗刷他的罪恶,就决心自杀。他先把为他出谋划策的那位朋友杀了,然后结果了自己。李正斋的妻子见到叶中诚已经死去,便说:“这种人世界上就很难得的了。”这出戏把导因于社会矛盾的事件,较多地归结于纯道德纯心理的因素,以所谓良心的发现和良心的谴责来解决矛盾,就显得软弱无力。“劝善惩恶”,匡正人心,是这些剧作的共同特征。这些戏,也并非全受旧戏影响,如《一念差》等就有着托尔斯泰的《黑暗之权力》的影响。应当说,张彭春的《醒》,特别是《新村正》更具有“新剧的意味”,它摆脱了旧戏乃至文明戏的影响。他把戏剧创作的新观念,导演、表演的新方法带回国内来,不愧是中国现代新剧的先行者。

张彭春,字仲述,因排行老九,南开人又称他为“九先生”。1892年生于天津,1908年毕业于南开学校,1910年参加“游美学务处”(清华学堂的前身)第二届“庚款”留学考试,以优异成绩名列前茅。同年,和赵元任、竺可桢、胡适等70人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艺术硕士和哲学教育硕士。1916年回国。在留学美国期间,他就对戏剧格外喜好,而且开始剧本创作。1915年2月14日,胡适在《访张仲述》的日记里写道:“仲述喜戏曲文学,已著短剧数篇。近复著一剧名曰:theintruder——《外侮》,影射时事,结构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谓非佳作,吾读剧甚多,而未尝敢自为之,遂令仲述先我为之。”由此,可看出张彭春在美国已对戏剧有深入的钻研了。他回国后,南开学校校刊也报道说:“先生于此道久有研究,且极热心,从此吾校新剧前途,自必更放异彩。”①南开师生对他寄予厚望。

未曾料想到,他一主持南开新剧团事务,为上演剧目问题,便同他的胞兄张伯苓等人进行了一场小小的争论。新剧团团长时子周主持编写的剧本《一念差》,作为南开校庆的公演剧目,张伯苓已经批准。可是,张彭春却持反对意见,这样,就引起了争论。当然,张彭春认为自己的《醒》剧是可以公演的。经过几次聚商,决定两剧同时排演。1916年10月10日两个戏同时试演,由严范孙和张伯苓等人进行评判,结果是《醒》被否定了,认为此剧“情旨较高,理想稍深,虽写实述景历历目前,可以改弊维新,发人深省,无如事涉遐高,则稍失之枯寂,似与今日社会心理不和!”。②对《一念差》的意见,认为只要再增加一幕即可以公演。张彭春则被邀请参加指导《一念差》的修改工作。

《醒》于1916年12月18日刊登在《南开英文季报》上,据记载,是用英汉两种语言同时刊出的。③可惜,至今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剧本。但是,从排演报道来看,称赞此剧“颇多引人入胜之点……获此良辰,聆斯妙剧,佳音佳景,而极其妙矣”。④看来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剧作。至于它被否决的理由,也并不能完全得出什么结论意见。引人思索的,是张彭春和张伯苓、时子周等人的争论,究其原因,还在戏剧观念上的分歧。从张彭春对《一念差》的批评中也可看出,他是接受了欧美正在风行的现代戏剧观念,在创作方法上追求的是现实主义,企图打破旧剧的束缚,也企图冲决文明戏之羁绊。这点,从他稍后些写出的《新村正》体现得更充分些。

《新村正》写于1917年,1918年10月在天津公演,同年12月发表于《英文季报》上,仍然是以英汉语对照刊出。1919年5月,又刊登在《春柳》杂志上。这个剧本的发表和演出,不但在南开新剧史上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即使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剧作。

《新村正》写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段故事。恶霸地主吴绅,欺压百姓,无恶不作。革命成功后,他本该受到惩处,但是,他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当上了“新村正”,有些像后来鲁迅写的《阿q正传》中的人物,那时旧时官僚又“咸与维新”了。此剧主题比较深刻,它不仅揭示了帝国主义势力在农村与豪绅相勾结,造成农民的贫困破产,并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同时,它还反映了农民起而抗争的必然性,暗示出斗争力量壮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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