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田本相)》

第09章

作者:曹禺

眼看春节就要到了。

二马路上,穿起长袍马褂的男孩和扎起红头绳的女孩子在嬉戏着,爆竹声间或响起来,空中飘来阵阵香味。万家公馆也打破了平日的宁静,二楼通向平台的小餐厅的门关起来,挂起帷幕,临时放上祭祖的桌子,把祖宗的牌位供上,蜡台、香炉都擦拭得银光闪亮。

一放寒假,曹禺就从学校回到家里。他是无须操心的,他从来不问家里的事,治办年货,清扫房屋,擦洗器皿,自有继母指使着仆人去做。他仍然躲在他的房间里,去读他的书。年三十了,德尊老早就让仆人告诉家宝,陪他去澡堂洗澡。他从小就带着家宝洗澡,如今儿子已经成了大学生,他仍然保持着这个老规矩,大概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吧!不过,现在又多了一层含意,轮到家宝来服侍他了。

洗过澡,通常又该理发的。正在理发的时候,德尊忽然觉得头痛,似乎他已预感到什么,便急着把家宝喊来,把他送回家去。抽大烟的人,都以为只要抽上几口烟就能百病皆除的。当继母把烧好了的烟泡放到烟枪上,送到德尊的手里,他刚刚拿起来要吸的时候,便突然昏厥过去,不省人事了。连抢救也来不及,就这样猝然去世了。

万德尊曾经得过中风病,不过因为抢救及时,病情又轻,很快就痊愈了,也没留下后遗症。得过这种病是要格外小心的,一是要注意休息调理,不能过分劳累;二是不能生气。但是,要德尊不生气是不可能的。就在前几天,因为债务的事,他又生气了。发过脾气之后,就抑郁寡欢,成天阴沉着脸,家里人看惯了,也未能引起注意。谁也没想到他死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他的猝死,对万家的打击是太突然太沉重了。全家都不知所措了。继母是个能干的妇女,如今她哭得死去活来,根本就顾不得别的事了。大哥家修生性软弱,一点办事能力都没有,加之平时他对父亲的怨恨,指望他办丧事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曹禺了。可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书呆子,突然让他去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真是够难为他的了。

生活的教育比书本来得更深刻。读十几年的书,往往不及一件亲历的事实教训更直接,更深刻,更有力。

平时万公馆里常是宾客盈门,吃啊,喝啊!在德尊面前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曹禺从小就看到这些亲朋故旧是怎样陪着父亲吃啊喝啊!怎样地送上笑脸和献上殷勤。他以为临到父亲亡故,求求他们来帮帮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曹禺那里懂得人情世故,他挨家跑遍了,去报丧去求援,结果呢?迎接他的是一张张熟悉而突然陌生的脸,是冷漠的眼色。如果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也不符合事实,可以说他得到了对他一生说来都是十分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真实相,世人的真面目。曹禺是这样回忆父亲的死的:我父亲死后,亲朋离散,那时,我才19岁。他是因为债务生气,一着急便死去了。是我去报丧,都是由我跑的。所有的人对我报丧都不起劲,除了李仲可,别的人都不来过问了。家庭一败,立即脸就变了,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有谁从小康人家堕入困顿的吗?我以为这条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鲁迅经历的那样,家庭一败就完了,找谁谁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这种人生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①

这次遭际使曹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说,他在南开新剧团演戏是在体验戏剧里的人生;而这次,就在体验着人生的戏剧了。不过,后者要比前者来得不知深刻多少倍。

李仲可是德尊的朋友,为人耿直,肯为朋友帮忙。万德算的丧事就是由他一手操持主办的。说起李仲可,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曹禺还很小的时候,李仲可还为曹禺说过亲。李仲可是军阀齐某某的助手,可能是秘书之类的官。齐某有财有势,只是姨太太就有不少。不知是为他的第几个姨太太的女儿,李仲可找德尊提亲。德尊总是免不了那种穷念书的骨气,他决不肯趋炎附势,高攀那些他看不起的军阀,他甚至感到一种侮辱,怎么能娶一个小老婆的女儿呢!但是,德尊不愿伤害李仲可,就对李仲可说:“齐大非偶(耦)嘛!”②这个回绝十分巧妙。他借用了《左传》中的一个典故,就婉言谢绝了。说来也巧,李仲可料理丧事,他又把这位齐某某请来点祖。点祖是很隆重的,要请有名望的人来点。齐某某长得有些胖,背微微地佝偻,半白的头发很润泽地分梳到后面,确实一副富态相。在阳光下,他的脸呈银白色,一般人都把这看作是贵人的特征。也许由于曹禺知道提亲的事,当齐某某点祖时,曹禺就格外注意这位有福之人,他的长相打扮给曹禺留下深深的印象。后来,曹禺就按照齐某某的肖像描写了周朴园。

万德尊的亡故之日,正是旧历除夕,阳历是1929年2月9日,时年44岁。

德尊的死,使曹禺感到格外的悲凉。生母下世是那么早!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一直敬爱的大姐也死去了,如今又是父亲的死。想起这些,心中不胜辛酸,他不明白为什么人生会碰到这么多痛苦和不幸。

他又想起姐姐的死,想起姐姐的悲惨的命运。

大姐家瑛的婚事是很不幸的。记得大姐都成了个大姑娘,出落得更俊秀了,而对弟弟的疼爱却是有增不已。隔着万公馆两条街有一个姓柴的人家,柴大哥长着满脸的麻子,他的妻子何凤英和家瑛不知怎么熟识起来,常到万家来串门。有时,何凤英就住在万家,和家瑛睡在一张床上。因为家瑛喜欢家宝,何凤英也很爱这个小弟弟。柴家还有个老二,尚未娶妻,何凤英热心极了,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家瑛。和柴家老二见了面,家瑛还是满意的,不久,就把婚事定下来了。所以说,这门亲事也不能说是旧式的。继母和家瑛的感情不错,虽说不是亲生的女儿,但继母待家瑛如同亲生的一样。既然家瑛自己都满意,作继母的也就没得可说了。临家瑛出嫁时,母女还拥抱在一起哭了一场。这些,家宝都看在眼里。但是,家瑛婚后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幸了。柴家是山东人,也是个官宦人家,家里很有些钱。一家人都抽鸦片,婆婆抽,哥哥抽,丈夫抽,把这个家抽得乌烟瘴气。婆婆为人不好,总是看不上这个儿媳妇,家瑛不是那种泼辣的女性,是婆婆太挑眼了,这使家瑛十分郁闷。婆婆不好也罢,可是逐渐发现丈夫也不好,在外边嫖妓女,赌博,不务正业,回到家里也没个好脸色。这样,夫妻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婆婆的虐待,丈夫的欺侮,使她每次回到娘家,总是抱着继母号啕大哭:即使对着弟弟家宝,也不禁伤心落泪。家宝看见姐姐的悲苦,心中也有说不出的滋味。有时,他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懑,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每次看到姐姐哭得像个泪人,他就觉得姐姐的命运真是太惨了。做一个女人太难了。家瑛还曾生下一个男孩,家宝很喜欢这个小外甥,每次姐姐回家,他都亲着抱着。人的内心痛苦太多了,是会郁闷而死的。柴家的生活像罐头一样禁锢着家瑛,在吞噬着家瑛的生命。痛苦在心底埋着、积累着、熬煎着她,一日一日地消瘦下去,最后终于经受不住煎熬而含恨死去。姐姐的死,给曹禺带来深沉的悲痛,那么一个心地美好的姐姐,硬是被折磨被摧残得死去。那青春的生命,美妙的年华像花一样在风雨中凋零了。他感到这世界的不公,这人世的不平,为什么他爱的人,母亲、姐姐,都这么早地离开了这人间?!这凭空又增加了他的苦闷,在那苦闷的积层上又增加了新的厚度。

曹禺不是那种哀叹人生如白驹过隙的人,他伤感,他苦闷,既是情愫的凝聚,同时更是对人生苦苦的探寻。由于父亲的死,似乎一夜之间,他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他不再只是为父亲母亲所疼爱的孩子了,他更清醒地意识到自我的客观存在,更深沉地去思考自己的未来,去思索人生了。曹禺这样回顾他当时的思想状况:当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西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我是想过的。我曾经找过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譬如林肯,我就佩服过。甚至对基督教、天主教,我都想在里边找出一条路来。但是,我终于知道这些全部都是假的。①父亲死后,不知怎么,他突然对宗教发生兴趣了。还记得父亲在世时,他第一次中风之后,大病不死,就念起《金刚经》来了,虽不是佛教徒,但却是虔诚的。把他一颗无处寄托的心都放在对佛的膜拜上了。也记起小的时候,继母还教他背枉生咒:“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娑……”他背得滚瓜烂熟,大概继母不是让他学绕口令,也是有她的人生寄托吧!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痛苦,自己也是这样的苦闷,这又是为什么呢?人又该怎样活着呢?他对宗教的兴趣,倒不是寻找解脱,好像宗教能给一些人生思索的启迪。

从小就熟悉法国教堂里的钟声,对他曾产生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从远处望去,那三个高高的圆形屋顶,耸立在天空的十字架,如今却吸引着他。他徘徊在教堂前面,眼看着穿黑色长袍的修女走进那神秘不可测的教堂里去,更感到其中似乎隐藏着什么诡秘似的。

当他第一次跨进法国教堂时,他被吸引住了。大厅里静谧幽玄,高高的拱形的屋顶,像天穹似的张开,但又像要沉重地压下来。是抑压阴森的感觉,是说不出的肃穆。这里的一切都安排得十分严整,从四周的圆柱,到每个窗子的设置都是按照严密的结构组织起来的。当风琴奏起弥撒曲时,使人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他也被消融在这质朴而虔诚的音乐旋律之中。似乎这音乐同教堂都熔铸在一个永恒的时空之中。由此,他迷上了教堂音乐,特别是巴赫谱写的那些献给天主教徒的风琴曲。

巴赫的宗教乐曲具有一种虔诚而庄严的风格,它那和谐的旋律,在组成乐曲时显示出高度的整体性的力量。曹禺对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更是听来入神,好像它的音乐结构同这教堂一样,浑然一体,肃穆庄严。他对音乐的敏感是直觉的,他从不愿意去掌握它,但却愿意欣赏,让心灵儿随着音乐荡漾,沉迷在那音乐境界之中。

他不但到天主教堂去,也到基督教堂去,他读《圣经》,其中的故事、箴言对他也有一种吸引力,从中也有所感悟。他去看大弥撒的仪式,也非常想知道复活节是怎么度过的。他说:就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究竟是个什么道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那时候去教堂,也是在探索这些问题吧?当时我是有闲工夫的。我觉得宗教挺有意思,但对佛教不感兴趣,大约它太出世了。我曾经跟父亲念过一段佛经,念不进去。对于宗教,我有些好奇心。①他的确有些东撞西撞。十八九岁,正是人的思想最活跃的阶段;可能突然对某种事物发生兴趣,可能又突然而消失,看来似乎杂乱无章,飘忽不定,但不是不可捉摸。在起伏周折之中,在徘徊进退的过程中,总可以找到它的轨迹。对于曹禺来说,他的思索早已同现实人生紧扣在一起。他的苦闷,他的遭际,他的写诗,他的演戏,都和那个时代,那个令人懊恼、令人愤慨的时代联系一起。他的思想跃动的光点,尽管显得斑斓多彩,但却是循着一个方向,同那光怪陆离的社会相逆而行。

他还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由于同学沈敏基介绍,参加了在英租界耀华里举办的一个短期讲习班。在这班上,他曾听过王芸生(后来任《大公报》主笔)讲工人运动史。正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他在课堂大骂蒋介石,激昂慷慨。曹禺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论,当时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②

在高中时代,他虽然还不懂得革命是怎么回事,也不懂得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正在进行,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献身牺牲的事迹,也曾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很崇敬李大钊的,李大钊的英勇牺牲,使他悲愤不已。

他是北京《晨报》的忠实读者,1927年4月8日,他从《晨报》上得知李大钊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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