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

第04回 蒋介石惩处刘文辉 周恩来让权黑水寺

作者:陈宇

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10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24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

“来!各师师长……团长、营长,连长以上军官统统都来!”蒋介石决定把这次军事会议扩大到最基层军官,他决心倾全力打好川西北一仗。

7月11日,蒋介石在成都北较场内大操场上召集薛岳、吴奇伟等部连以上军官训话。他声称:“根绝赤祸,切勿功亏一篑,致贻隐患。”

台下那些20多岁的国民党军连长火气正盛,为能见到蒋委员长而激动不已,再经过蒋介石的一番鼓动后,更是热血沸腾,大呼效忠口号,似有立刻踏平川西北之势。

台上,蒋介石满意地笑了。

同一天,川西北群山峻岭之间,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总部按原计划由两河口向北翻越虹桥山、梦笔山、长板山到达黑水河畔的芦花寨(今黑水城),当地人俗称这里的地名叫作黑水芦花,一个仅从字面上理解就充满鬼怪妖雾和离奇矛盾的地方。

徐向前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人。当时,中央最关心的是敌情,就此问题详细询问了徐向前。为了表彰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亲自将1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

徐向前从朱德那里得知,红一方面军保存的干部较多,但兵员较少,徐向前便同陈昌浩商量,主动建议调红一方面军一些干部到红四方面军任参谋长;同时,调红四方面军的3个建制团充实红一方面军,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征求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回电点名要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和参谋人员到红四方面军。党中央采纳了徐向前的建议,决定派叶剑英、李卓然到红四方面军工作,原在红一方面军的张宗逊、陈伯钧、彭绍辉、李天佑、李聚奎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第9军、第30军、第31军参谋长或政治部主任,还调去了一批师职以下政治工作干部。这些干部的调配,对加强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政治工作,特别是后来对抵制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等人听了徐向前有关敌情的汇报后,心情很沉重,更加密切地注视着战局,决心在国民党军没有形成新的合围圈前,指挥红军打破“围剿”,命令各路部队迅速按原定方案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然而,红军实际行动情况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到了这时还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言语中已有不满意之词,并重申北上原则:“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切勿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望国焘等同志速到芦花集中指挥,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各部队必须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军中无戏言。若是换个人接到如此措辞严厉的电报,肯定汗水都会流下来,贻误战机那可是要有许多人掉脑袋的大事。可是心已怀二意的张国焘接电后却不以为然,他正在暗中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杂谷脑召集秘密会议,“审查”中央路线,对毛泽东等人的火急电报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他不区别遵义会议前后的不同,向部队散布“博古、张闻天、毛泽东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应统一在正确的指挥员手中”等言论,为自己的另行其事大造舆论,公开伸手向中央要权和夺权。并策动一些人提出了改组总司令部和中革军委的建议,向中央递交了改组名单。

毛泽东真是如火烧眉毛一样的着急了,这可如何处理是好?他大发雷霆:“敌情紧急不说,这当前的吃饭问题就成了不用敌人打就能自溃的大事,几万军队呆在这里,一天也难熬啊!再如此困在这个贫穷的地方,我们可能真的要人吃人了,成为国民党宣传的青面獠牙怪兽。这个张国焘呀,竟置大局而不顾!”

“等一等吧,刚会合的红军不能这么快就分开。”朱德说。

“通知各部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吃饭问题,先在原地筹粮待命,准备过草地。”毛泽东作出决定。

说起大草地,对所有红军指战员来说还是一个谜。当人们还没有走近它,或许会对它产生诗情画意般的想象。但是,红军还没有入草地,即从藏民口中得知草地要比雪山还要难通过。

“要说草地呀!反正高原上的野牛、野羊过草地都不敢停留,它们也要快跑呢!那里更是什么吃的也没有,连草都有毒,牛羊不敢吃。”藏民听说红军要穿越草地,惊讶的嘴巴合不拢来。

为此,红军各部队为了准备跨过草地,更加突出抓了粮食这件大事。总部命令各部队一定要筹足7天的粮食,要尽可能多地准备熟食。

但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老百姓也严重缺粮。毛泽东等领导人几乎天天在为粮食发愁。这种情况,完全证实了中央一开始的正确判断。

许多指挥员在报告中埋怨,说:“这里没有做生意的,无粮可买。藏民由于受到一些谣言的传播和恐吓而大多数隐藏起来,红军部队的粮秣得不到接济,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连一日两餐的青稞、荞麦、红薯饭也难以为继。”

到了这时,许多部队经常是每天吃一顿饭,还吃不饱。有的部队则是断了炊,仅靠挖野菜充饥。

对挖野菜,大家都说朱德总司令最会找野菜,他先组织了一个“野菜调查小组”,并亲自带领这个小组到原野上寻找认识的、可以食用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然后他又动员大家按照所吃野菜的标本再去找。就这样,朱德带领大家在河沟草地竟然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多少解决了众多红军指战员的充饥大问题,这也为大部队下一步进入草地后寻食野菜预先掌握了一些实践知识。

红军到达黑水、芦花一带后,更加加紧四处筹粮。这一带有很多喇嘛寺,其中刷金寺是附近最大的一座寺庙。寺里的大喇嘛也很阔气,许多家具都是从上海运来的,所储藏的粮食很多,但红军有纪律,不能动用寺庙中的一针一线,因为这个喇嘛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做通。红军到处筹粮,有些藏民又误听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埋藏起来,人也跑光了。部队有时不得不在用了藏民的粮食后,留下几块光洋,写个条子,表示歉意。

毛泽东鉴于红军在缺粮的藏族地区连日行军,吃饭十分困难,遂亲自过问部队的吃饭问题。

粮食奇缺的困难在威逼着红军各部队,每个连队仅剩下够吃一天的粮食,还谈什么筹备7天过草地的熟食。这个时候,地里的青稞麦还没有到成熟的季节。老百姓们都跑进了深山老林躲起来,所存粮食都埋藏在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存粮实在也有限,即使全部集中起来,也不够红军1个军1天的食用。

躲在山里的藏民由于不了解红军的政策,不敢下山。他们通过通司捎话说:“我们的一家老小躲在深山老林中不敢回来,没有房子住,又没有吃的食物,老人和孩子都生病了,希望由此过路的红军快点走。要不然,我们没有吃,没有穿,在忍饥挨饿走投无路情况下,也会想法算帐的。”

红军政治工作人员解释说:“咱们军民一家,我们到这里来是与刘湘的部队打仗的,是帮助解放你们的,决不騒扰你们。我们和你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咱们是自己人。”

藏民中有人则说道:“我们是人穷志不短,你们要是呆在我们这里不走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你们。”

结果是一到晚上,这些当地人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放火烧房,打冷枪,搅得红军一夜不得安宁。

红军总政治部下令严格禁止收割未成熟的麦子,要想方设法把躲在山林里的群众找回来,用银洋买麦子或牛羊,买卖公平。

在则格、黑水、芦花一带的沟谷地带,7月中旬的青稞才呈淡黄色,可以勉强割下来食用。等了半个月后,麦子子粒饱满,开始成熟了。红军由于断绝了粮食而又找不到当地的居民,总部不得不下令各部队进行10天的收割活动,采用田中借粮的方法,即把银元放在收割走麦子的田间,筹备粮秣。同时,派人四处寻找藏民回家,按当地粮价付给现款。由此过了几天,藏民也渐渐减少了敌对情绪。

时年已49岁的总司令朱德亲自参加筹备粮秣的活动,挥动镰刀收割青稞,同战士们一起把割下的青稞从很远的地方担回来,并且担得不比青年战士少。他为此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青年战士戏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担不到四五十斤,还担不过我这个老头子,唉!什么青年?”

为了准备走过更加艰苦的草地征途,各部队提出了合理用粮的16字口号,这即是:“人带粮食,定量下锅,五多五少,分饭到碗。”其中“五多五少”的具体含义是,打仗时多吃,平时行军少吃;早饭多吃,晚饭少吃;连队战士多吃,机关人员少吃;伤病员多吃,工作人员少吃;没有野菜时多吃,有野菜时少吃,甚至不吃。

为了在筹粮中掌握政策,团以上单位都设有筹粮委员会,统一筹粮,统一分配。对于收割藏民地里的青稞,总政治部有个严格规定:1.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方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藏民田中去收割成熟的麦子。2.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去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3.收割普通藏民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治部所发的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藏民回来可以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银钱。红4团政委杨成武回忆这段艰辛的岁月时说:“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红军要生存!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相当不错了。蔬菜简直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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