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皇皇》

第12章

作者:楚良

潮生企图劝解父亲不成,反而引起了父亲关于孙子田田的监护权的不满情绪。这在田家已是个隐藏了很久而无法解决,甚至是个十分忌讳的问题。本来丰盛的晚餐闹得寡味了。田稻喝了几杯问酒,无论露露怎么逗笑,打圆场,父子俩也没有碰上一杯,投机半句。

潮生和露露晚饭后开车回城里去了。

田稻带着几分闷醉,幽灵似的在屋后田野里转。白天在黄心庙的那点好情绪又没了。他回到了这块熟悉的土地上,又似乎回到了他当社长的年代。

他的一生墨一样泼在这块土地上,生死相依啊!

拥有了土地的农民,刚刚理顺了自耕自种自收的犁耙,踊跃地向国家交公粮,斗满仓盈过上顺心的日子,巴望着日益富裕起来。勤劳的人们在田里洒着汗水,懒惰的人则谋思着把共产党无偿分给他的土地变成不用力气耕种就可以换成钱的把戏。穷富的差异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在原来都是穷人的人群中初露端倪了。世上永远都存在着不想种田而想利用田发财过舒服日子的人。

互助组互助了一年多,希望得到帮助的人比热心助人的人多。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平衡的现实。勤劳是人的品质,懒惰却是人的天性。天性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品质却靠修身而得。也许是为了教化民众,为了改造人的天性,有些智者想出了一些办法。从中国的桃花源和大同世界到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乌托邦的实践,由列宁、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到毛泽东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这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畅想和具体实践,希望把人的天性的弱点埋葬在土地下面,让人的优秀品质在土地上繁殖,把土地与人的依存关系割开,通过移植来改变情的基因。殊不知,这样的结果是适得其反,恰好为惰性营造了一张温床。

中国人把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移植过来,不叫集体农庄而叫“社”。苏联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向当时还十分贫穷的中国人倾销他们的花布和大摆裙,向不穿花布的中国男人和裹得严严实实的中国女人挑战,同时也向中国倾销他们的思想和经营土地的方式,大大地冲击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初级社取消了,进入高级社。人入了“社”,田也入了“社”,耕牛农具也入了“社”,“社”成了大家,这个“大家”无论姓田还是姓杨,一齐都姓“社”。农民成了真正的种田人,而不是田的主人了。主任是田稻。他的全称是“铜钱沙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简称“社长”,也就是中国人惯称的“一家之长”,带有中国色彩。他成为铜钱沙这块土地的主宰者。他父亲梦寐以求的事,很快在他手中变成现实,只是土地和一切不归他私人所有。不是他自己的,是社的,是公家的,包括他人也是公家的。只有在家里的时候,他才属于妻子和儿子,才是丈夫和父亲。“社”的生活方式几乎占领了一切阵地,私有的天地大抵只剩下床那么大了。

田稻的社长当得很好,他一心为公,一心为这方土地,为这方百姓。

田稻掌握了这块土地,就要改变她像丈夫改变妻子一样,不仅要使她成为自己的妻子,而且还要让她生下自己的孩子。他爱她,力图使她成为自己。女人如果爱一个男人,她会甘心奉献一切,从而吞下一个男人。

世界上,被消灭的是男人,征服者是女人。她们只让男人保留了一个虚有的姓氏,只有女人才是人类的本源。男人只不过是一粒种子而已,女人则是永恒的土地。一块田,今年可以种芝麻,你叫她芝麻田;明年种了黄豆,则叫黄豆田;后年种上高粱,又叫高粱地了。庄稼种了又割了,留下的只是种子,田则是永恒不动的。她孕育生产着一个个不同形态的生命个体。收获过后田依然是田。

田也有自己的名字。她只不过是最小最小的地名。

刚刚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书,户主和田名座向亩数的墨迹清新,豆腐块大的方印依然鲜红,白纸还只有一两个叠折的痕迹,比起那旧朝代的地契来,芳香得多。那些被土改烈火焚烧的地契,发黄,发脆,有的甚至已保留了几百年。土地只有买卖过户时才换契约,朝代,帝王的更换也不曾更换她,她是属于家族的。虽然黄巢和后来的天王洪秀全提倡过均田,但因未均成,他就完蛋了。只有共产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到了别人几千年也做不到的事。

土地作为私产的标志是她的名称,也就是田名。一个人被生出来,就得给他(她)命名,借以区别他人。一块地被开垦抑或是未被开垦也有她的名字。人名是人类开化之初就有了的,地名几乎与人名同时起源。人死了,他的名字随他而去,除了那些英杰帝王和文人才子之外,绝大多数是留不下来的。地却不死,永远流传,即使地名更来改去,依然是她,天塌地陷毕竟不常有。

田稻连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要消灭那些困的名字,如他家的“长丘”、“金八担”和“大三亩”,还有杨家的“弯巴子”和“边丘”、“鳝鱼垱”,以及各家各户的“南垱子”、“北大丘”、“斛桶田”、“杨家号”,甚至“盐垱丘”、“陈家号子”。那是陈耀武的田。这些田名就跟村里的人名一样,种田人都叫得出。在铜钱沙,这些田名年龄都不大,不像田家畈的田,有几百年的历史,传了数代人。

土地集体化,农民一块劳作,再也不分张家的田,李家的地。为了耕作的方便,还毁了旧的田界。曾几何时,人们为了田界而争斗,视她为命。谁说那不是生命线呢?

“社”轻而易举地把这几千年来的界线打破了。社员们在社长的带领下,改天换地,把小块四合并成大块,重新筑界。新的田塍没有了旧的“界”的含意,它再也不是财产的界定,土地证成了解手纸,擦屁股也只能用一次。几千年的“界”的概念随之消逝。新筑的田塍只具有路与蓄水坝的功用了。田稻在毁掉他父亲筑起的田界时,手不曾颤抖。当然,他想到很多,他和田麦就是在这几条界上爬大的。听母亲讲过,他第一次学步就是在“长丘”的田界上。尺宽的田埂,被父亲用泥抹得精光,新泥刚干,小草芽儿就从泥里钻出来,像父亲脸上的胡茬茬一样,扎着他光光嫩嫩的小脚,痒痒地像是在搔他的脚板。他直笑,咿咿呀呀的,张开双手,迈开步,从母亲怀里出发,大胆地走向另一端的父亲。稻田里刚刚种上新秧,田埂两边的清水如镜一般明澈,蓝天白云在水中,水边的泥衣上有田螺爬过的弯弯曲曲的印痕,他一丝不挂的小身影,倒映在田界的两边。他摇摇晃晃。一步一步,终于走完了有十多丈远的那条田界。田界上留下了他稚嫩的一串脚印。娘说,他比阿麦早一个月会走路。阿麦是在屋子里穿着鞋学会走的路。娘说,走得早的人终生辛苦。母亲的这句话应验了。他在那条田界上走了二十多年,直到把它毁掉。

他主持种田的时代,走的是集体的路。

除了保留了“铜钱沙”这个大地名,其余的田名随界一道消失。他给集体的大田编了号,重新造了田亩册。田亩册跟户口册一样,是社的财产登记:“一号横丘”四点五亩,“二号直丘”五点三亩,有如“张三,男,三十五岁”。社员有花名册,土地有田亩册,这是两本最根本的账册。由这两本账册而派生出来的“工分册”便是时代革命举世独有的创举。它册定了几亿中国农民整整三十年,整整一代人。种田被叫做“做工分”、“挣工分”,人们靠工分吃饭,靠工分生活。男人十分,女人八分,弱男人九分八分,等同女人,弱女人六分五分。张三很棒,一年挣五百工分,他就可以娶到一个好女人,靠工分养活家小。能挣大工分的女人,自然也头高颈昂。农民的身价再也不是以拥有多少土地而是以能挣多少工分来决定了。

历史的进程,把农民从土地这张皮上剥下来,贴到了工分榜上。勤劳的中国农民从若干个世纪争得一片自己的土地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了,去挣那工分册上笔写的符号。整整三十年,人们才醒悟过来,废除了它,从贫瘠的泥沼里走出来。

但谁都不得不承认这段历史。独特的不再重复的中国史。

农民们(指纯粹田间劳作的社员)再也无须为种田而操心劳神了。早起不看天,晚归不看地,巴望日头落,一天画个圈,只管工分册上有,不管地里无,出工有人派,收工没人管。种啥是队长的事,收了归大仓。种田人听队长的,队长听社长的,社长听区长的,区长听县长的,一级一级听上去。那些不曾种田的人也成了田的指挥。

田稻是一社之长,是铜钱沙的头脑,掌管了干亩良田。他终日为田操劳,睡在床头,想着田头,常常半夜起来看天色,看潮水,看庄稼。上面要公粮,要余粮,十万八万派下来,非得完成,还要早交多交,夺得一面锦旗。铜钱沙人是种田汉子,要面子。下面有五百张嘴要吃,肚子是勒不住的,粮食得从土里刨出来。全村男女劳力两百多双手,吃了饭,干什么?他们站在那里听从指派:强壮者干什么,体弱者也不能闲,谁都得去挣工分。即使是个人影子,也得到地里去晃晃,否则,他就没有了工分,也就没法生活。生老病残,他都得想到,连女人怀上了孩子他也得知道。栽种收割,除草施肥,抗旱排涝,防虫治虫,芝麻割了种绿豆,绿豆摘了撒养麦,稻田翻了种油菜,棉梗拔了种小麦。铜钱沙是他的一本作业簿,每天一页,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等他出题,等他解答,等他批阅,等他向上级报告。田稻毕竟读过几天书,能写会画,比他爹能干。他口袋里一个小本儿一支钢笔须臾不离,千亩田,数百人,在他心中、手中盘弄得井井有条。他是一个好社长。

那一年的清明节,田稻总算抽出了一点空,带着全家来到屋后祖父母和父亲的坟前。菜儿兰香给死人烧香化纸,田稻用镰修理坟头的野草。他是党员干部,烧香叩头怕人看见。他用锹培着土,把一个老鼠洞塞了,又抓了一把青草,把两块墓碑通身擦了一番。祖父和父亲的名字明晰起来。

豆女牵来不到四岁的潮生。潮生拿着一把小铲子,在坟边挖洞。他挖一个小洞,就叫一声:“奶奶,种!”豆女就依了孙子,从衣袋里掏出两三粒豆籽,种下。孙子沿着坟挖,她沿着坟种。

奶奶和孙子种下了数十粒豆。

豆女对着坟说:“阿稻他爹,孙子给你种豆啦!这不是‘社’的豆,是我们家的豆,你看着吧!社里的豆不好吃,你还是吃自家的。”

兰香小声对菜儿说:“娘又说鬼话了。”

“你才说鬼话,你们全部在做鬼事。”她听到了,抗议道。

菜儿笑笑说:“娘,没说你。”

豆女说:“你们成天做鬼事,说鬼话,怕我不知道吗?跟着你哥鬼搞。”

兰香说:“我们没鬼搞呀!”

豆女说:“你们把种田说成做工分,不是鬼话么?做了一天,收回什么?到墙上贴的纸上去画一个记号,干什么?”

菜儿说:“那叫工分!”

豆女说:“工分,能吃能喝?干活男一队女一群的,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鬼混。”

兰香说:“娘,那是社,是集体劳动。”

豆女说:“社,鬼才兴社。社是好玩,唱社戏,放社火。”

田稻说:“莫跟娘说这些。你们回去吧!”

田稻慢慢地摸透了母亲的习气。从父亲死后,母亲的思想就停止了。她拒绝一切变化着的现实。她在那里自我完善父亲生前的那些想法。

豆女偶尔也参加队里的劳动。她当年还只是四十多岁的妇女,照正常情况,她下田能挣七分工哩。但她不正常,她算不算社员,从来没人研究过。豆女的名字在人口册上有,在工分册上无,虽然她天天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着。自从把人和土地区分开来,农民本该从田头获得行为的自由,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农民在失去了个人对土地的支配权之后,也失去了个人行为的自由。个人无法安排农活的同时也无法安排自身了。豆女一生没有人工分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参加集体劳动时,她心里有一个十分严格的原则界线。田稻发现了母亲的奥秘:

她只在曾属于她家的那十亩地的界线内干活,而且干得非常认真,非常卖力。那是她和田土根开垦的处女地。大田平整后,田界毁了,她却能精确地分辨出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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