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

第02节

作者:陈国凯

县革委会主任到北京参加学习班了。干干瘦瘦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罗一民主持县三级干部会议。大陆人多、会多、官员多。世界上很有名了。

毛泽东主席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天昏地暗。神州大地,战鼓喧天,凯歌高奏。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旧的官僚政权已被彻底粉碎,各级政权机关就有了响当当的新招牌——革命委员会。

会议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做好春耕准备工作。快开春了,种子、化肥、劳力……诸如此类一大堆问题。二是如何进一步组织警力和民兵,拦截捉拿非法越境外逃人员,搞好“政治边防”。这一直是县里的中心工作。

过了一条界河就是香港。小小的深圳河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分隔开来。几十年来,县里的主要工作就是如何堵塞外逃分子,建设好“政治边防”。这是很沉重又很难做好的工作。

深圳是个奇怪的地方。罗一民觉得这地方老上演一些闹剧。有些事想起来,至今还心头发憷。

印象最深的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的年头。那一次,不知从哪儿传来谣言,说英国女皇发布诰谕:偷渡外逃到香港的人可以立即成为香港的永久居民。谣言像风一样传播,许多人像疯了一样。数不清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到深圳。谁也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人。这股外逃风潮像洪水般来势凶猛。人群密密麻麻压在边境线上大冲线。那阵势,谁看到都会头昏脑涨,简直像农民暴动。

饥饿的群众如疾风暴雨,成群结队从界河各处向那边厢逃跑。这边厢各式武装力量都出动了,各种宣传机器都开动了。香港那边也动用了各种警备措施,都无法阻拦洪水般的人流。香港街头一下子涌进数不清的人流,香港大为震动。不少商店关了门。香港人被这洪水般的人流吓得脸都青了。

在香港无亲无故的人在街上转了一两天,发觉不是那么回事。英国女皇没有什么诰谕,香港人也不欢迎他们。到处关门闭户,连一碗开水都喝不上。还不知道厕所在哪儿,就随街屙尿。香港仔如此无礼,尿他娘的香港。有些人到了香港没有着落,一天下来,又渴又饿,像到香港乘了一次墟,饥肠辘辘地回来了。

那些天,罗一民站在广播车上,嗓子都喊哑了。外逃的人差点把广播车推翻,把高音喇叭砸了。后来有关部门说这是反革命事件,抓了一些人。

罗一民觉得这“政治边防”的头儿难当,工作难做。

会议开了两天,重点研究如何加强措施确保“政治边防”。讨论来讨论去,还是老一套路数。大家绞尽脑汁,也苦无良策。大家知道农民苦,心知肚明不敢直说。大家讲的都是些门面话,无非是“警惕”、“保证”之类,越谈越没劲,连公安局长都打瞌睡。他抓人也抓烦了,抓来抓去大体是一些农民,有的抓了几次还照样跑。如果把这些人一枪崩了也省事,不过是消耗一粒子弹,但对非法外逃人员,上面有一条硬政策——这些人可以拦截,可以抓,可以送去监管所,只是不准开枪杀人。

抓起来的人已经够多了。内线樟木头那儿的监管所建了一处又一处,仍然人满为患。

对待外逃的问题,罗一民的心情常常是复杂矛盾的。

罗一民是宝安人。早年是东江游击队战士,活跃于香港九龙宝安和珠江三角洲一带,复员后一直在县里当干部。县里的主要工作是搞好“政治边防”,把反偷渡外逃当作中心工作来抓。可县里有些村落,几乎整个村的人——包括一些村干部和共产党员——都跑到那边厢去了,只剩下一些走不动的孤寡老人,在门口打苍蝇,看着空落落的简陋泥屋和荒凉的农田。

“十室九空人南遁,家里只剩老和少”——这就是深圳的写照。

贫穷,是可怕的东西。

罗一民内心同情这些非法越境农民。家乡那么穷,三荒四月,许多人家里揭不开锅,吃糠啃菜。上面拨下来一些救济,半是番薯半是粮;僧多粥少,解决不了他们的困难。倒是逃出去的那些人想办法往村里捎钱捎油捎米救济乡亲。他们捎回来的度荒物资不比政府拨下来的少。

经验告诉他,逃出去的人多数是为了活命,为了日子过得好一些,不是去做什么坏事。还没听说宝安人到那边去当美蒋特务。

作为县里主管政法的头儿,不论心里如何打鼓,只能按老皇历办事,一年年一月月去抓“政治边防”,去抓去管这些偷渡外逃分子。这是从精神到肉体都非常疲劳的工作。

前不久出了件事:一个民兵深夜巡逻,违反规定开枪扫射偷渡分子。据说是喊了几次,他们还逃,就开了枪,把一位外逃的人打死了。罗一民去看了,死者是一个孕妇。罗一民大怒,当场叫人把这民兵扣押下来。

罗一民看着这一尸两命,心里落泪:当年参加游击队出生入死,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么。几十年了,农民的好日子没过上,为了到外面寻找丈夫找一碗饭吃,却陈尸河岸……罗一民觉得这子弹就像射在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手上有血……

这种心境是别人难于理解的。

会开完了。罗一民准备下楼回家吃饭。办公室主任走来汇报:有港商找他。已在会客室等了一会儿了。

“港商?来干什么的?”

“没说。只说跟你是老相识。”

港商,什么港商?怎么会有港商来找他?

经历过“文化革命”年头,港商这字眼比狗屎还臭。好像他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中国官员。前些年,广东“革命政权”在广东大搞“反策反”运动。这古怪名词不知是哪个龟蛋发明的。他们说,香港那些反动家伙在大陆大量发展特务,一封信就可以发展一个特务。革命政权机关对有港澳关系的人发出严重警告:自己身上有屎赶快屙赶快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吓得有港澳关系的广东人屙尿都打冷战,不敢跟香港亲友通信,生怕被打成特务分子。香港那边过来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看看反动的香港人信件中有什么联络暗号。搞得广东人心惶惶,好像广东到处是特务。那时罗一民虽然在牛栅,那种恐怖他是知道的。

港商就是资本家,资本家就是反动派。这是“革命年头”流行的概念和简单的逻辑推理。按照惯例,香港那边来人不能单独接见。罗一民虽然比较通达,但不能违背革命原则。罗一民叫住办公室主任,一道往会客室走来。

罗一民到会客室一看,愣住了——

简易的木头沙发上坐着那人,不就是当年东江游击队的老连长方辛么?

“一民!”西装革履的老连长站起身,热情地伸过手来。

“老首长,是你呀!”罗一民十分高兴又十分意外地迎上前去,伸出双手,紧紧地跟方辛握着。

方辛望着这老部下微笑。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罗一民激动地望着方辛。

“东风呗。”

老连长的样子没有大变,方脸广额,剑眉虎目,额头上那道疤一眼可见。那是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在方辛额角掠过留下的印记。

罗一民疑惑地问:“老首长,你就是他们说的港商?”

“奇怪吗?”方辛笑着问。

“真想不到。我只听人说,“文化革命”中你在北京被关进监狱,整得很苦。”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方辛笑笑,“我改行了,不当官,当商人了。北京派我到香港大华轮船公司当老总。大华公司,知道么?老牌的中资公司。清朝就有了。”

“听说过。”

罗一民听说过有这个公司。据说是清朝那个卖国贼李鸿章搞什么洋务运动时办的。

几位西装革履的人物,出现在革命政权机关里特别刺眼。这年头,国内还流行着军干装,中山装,多裙子的姑娘都少见,谁敢穿西装?眼前这些人物,除了老连长,其他几位,一看扮相,就知道是资产阶级少爷小姐。

那个留着长头发的后生仔,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革过这种头发。小将们一看见这种头发就当街上剪刀,见一个抓一个,当街剃头。绝对没有人情讲。

那女人穿的喇叭裤也够呛,也是那革命年头的革命目标,见一个剪一个,抓住你,剪刀一拉,从下面剪到膝盖部位。如果胆敢顽抗,就抓起来打一顿,让你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穿着叫什么?罗一民想了一会,才想起来一个名词——“奇装异服”。对了,奇装异眼!

老连长就领着这样的人做事?他觉得有点不对味。罗一民一句话冲口而出:“老首长,听说这大华公司是卖国贼李鸿章搞的,名声很臭,你怎么跑到那儿干事了?”

方辛哈哈一笑:“什么名声不名声,你对那边的事懂得多少,一时半刻讲不清楚。反正是我们国家的公司。我为国家打工。明白这点就行了。”

曾国平悄声对杨飞翔说:“你看这土包子。”

“收声!这是人家的地头,你乱吠什么?”杨飞翔觉得这后生仔多嘴,盯了他一眼。

方辛把随同来的几个人介绍给罗一民认识。听见他们叫方辛“老板”,罗一民觉得很刺耳。老板就是资本家。叫人老板等于叫人家是牛鬼蛇神。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叫?老首长怎么变成“老板”了?不可思议。

寒暄过后,罗一民让办公室主任陪着那几位香港客喝茶。他把老连长单独请进一个屋里。大家都是党里人,又是老首长,方辛直人快语:“一民,你是一方父母官,海关出来那条路也得修一修吧。一过海关,就像进了烂泥塘。不但深圳难看,国家的脸面也难看。”

罗一民愁眉苦脸:“老连长,修路要钱。哪儿来钱?你也是深圳人,不知道这儿是贫困县?肚子都塞不饱,过两月就是三荒四月了,缺的口粮还不知到哪儿要,我正发愁哪!哪有闲钱修路?”

看见他一倒就是一肚子苦水,方辛也不好再说什么。

“老连长,你也是。过来给我打个电话嘛。我好派车接你。”

“电话?深圳就两条破街,我还不知哪儿找电话。知道我是怎么来的吗?”

“搭农民的单车来的。大概是这儿的主要交通工具。他们说,单车载客你们也当资本主义抓。”方辛叹了口气,“一民,怎么能这样搞?他们做那份辛苦工,就收那一点脚力钱,这也叫资本主义?有这样出卖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分子吗?在国门口做这蠢事,不怕人笑掉大牙!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

“老连长,一家人不知一家人的苦。你在香港,不知这儿的国情。”罗一民接过方辛的一支烟,“现在还是讲阶级斗争为纲。报纸上整天两个‘凡是’,讲得我都心烦。你以为我想这样?老实讲,我不是傻仔,有些事情,我心知肚明,又怎么样。唉,没有办法的事!”

“现在情况变了,三中全会提出要解放思想。一民,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一切都坏。起码比封建主义进步一些吧。你应该懂得点历史。像自行车载客这样的事,就不应该抓,应该放。让农民口袋里有几个油盐钱,有什么不好?我看你们思想还没有解放。”

方辛还是老脾气,对老部下不讲客气。

罗一民笑了起来:“老首长,话不能这样讲。老实说,我们的思想够解放了,比三中全会还解放。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地写着‘不要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我们这儿基本包产到户了。上头还号召学大寨。那玩意越学越糊涂,越学越‘令棍’(客家话:**),越学越穷。我们早就不学了。还不思想解放?”

方辛一时没有话说。三中全会公报确实有这样的句子,也是时代造成的一点局限吧。但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总体精神,看来罗一民还没有真正领会。要让这些县太爷们真正醒悟过来,弄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还需要时间。别说他们,就是有些官居高位整天高呼大叫批判资本主义的人,也弄不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搞不清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有何分别。

走了许多国家之后,方辛才看清楚,国内有些人,往往以封建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以小农经济的狭隘观念批判当代工业文明。中国封建传统毕竟太强大了。

这些话,现在对老战友无从谈起,说了也等于白说。

方辛吸着烟,感慨万端地说:“一民,解放三十多年了,家乡还这么破破落落。我看着都难过。搞成这样子,我们对得起谁?”

这一说,罗一民脸上火辣辣的。方辛大概还不知道他那个大龙公社,那儿除了一些渔民,村民们基本走光了,只剩下几位老弱病残在等着政府的救济粮过日子。要是他回到大龙公社,说不准会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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