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

第六节

作者:陈建功

出了门就想,中国的老爷子们,特别是北京的老爷子们,别看他们还是不动声色,其实他们这已经闹开心了。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和一位朋友走在立交桥上。一位提着鸟笼的老者也正在立交桥上徘徊。

“看见没有,北京的老爷子们,快找不到挂鸟笼的地方了。”那朋友说。

我的心里一颤。我想,对老爷子们来说,比这更悲惨的或许是,过去的那一套活法儿,就跟这鸟笼儿似的,找不到一根可以挂一挂的树枝子了。

就说那位朋友吧,他的老父亲就没少了跟我抱怨——

“卖吧,卖吧,哪天说不定得把他爹当猪头肉两块五一斤给卖了!……不可能?没那个!现如今谁不跟红了眼的狼似的?您别宽我的心,我早想开了。甭说当猪头肉,剁了卖肉包子都行。别管我啦,您先富起来要紧不是?”

其实,我这朋友是个本分的“倒儿爷”。岂止本分,在我看来,还是个典型的孝子。他老爷子跟我抱怨以后,我问过他,到底为了什么把老爷子给得罪了。

“没有啊……每月,没少往‘柜上’交钱,也没少了给老爷子拎酒买烟。您说,咱们能亏待了老家儿吗?为了我们家的安定团结,谁不知道得哄住了老爷子呀!……”这朋友还真对这事感到意外。

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明白了,有一次他从广州倒回了一批衣服。有一位老街坊到家里来挑了几件,又留下了钱。他把这钱接下了。

“我不接?受得了吗?我得靠这过呢!他倒好,嫌我不顾街里街坊的,丢了他的面子啦。我说,保您的面子,我还做什么买卖,我开施粥棚去算啦……”

要让我说,比起老外们,咱中国还真是孝子多。

就说我吧,不是老爷子的儿子,我都得花上三十八块钱,专门打了一趟“的”,到官园花鸟市场,为这老爷子买回了八毛钱的虫儿呢。这事要摊到沈晓钟身上,他能含糊了?

可这就能把老爷子给哄住了?这就能当上孝子了?甭管是我,还是沈晓钟。

老爷子早晚得把那鸟儿放了生。早晚。

编一篇小说,先让他放了吧。

出了沈家住的那栋楼,我一边沿着喧嚣的马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一边想,怎么能把老爷子逼到这一步。

中国的晚辈儿们,哄住了老爷子的,一时;把老爷子逼到了这一步的,早晚。

就说我,打“的”买鸟虫儿的事,干的出。您瞧,我够上心哄着老爷子的了。那也不行,对不起类似沈天骢这样的老爷子的事,也干过。

跟我的关系不知要比沈天骢密切多少倍的一位老爷子——我的一位亲戚,他就肯定觉得我很不够意思,很对不起他。

这位亲戚已经八十有一,退休前是一家研究院的总工程师。东北贫寒的农家子弟出身,靠个人的勤学奋斗,留了洋,解放后成为了化工界很有些权威的人物。这老爷子的学问、人品都是无可挑剔的,只是人情世故、社会经验实在不敢恭维。对这老爷子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那就难说了。说是好事,当然说不过去。比如,老爷子耗了多少年心血凑成的一本《英汉日橡胶辞典》,因为没有关系,一直找不着地方出版。有一天,来了几位中青年,说他们有关系,要和老先生合作。“合作”的结果,是老爷子积攒的辞条全被掠了去,最后出版的辞典上没了他的名字。又比如,老爷子退休前为他们的单位引进了一套美国的设备,作为总工程师,他是技术上的总管,也是谈判桌上的主要角色。谈成了,单位里要组团出国考察设备。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似乎也不能少了这老头儿。可老爷子混得就是这么惨——这时候,他被撤到一边儿去了。没有怨言,更不骂街,只是忧心忡忡地皱起了眉,说:“他们去干什么?他们都不懂啊!”……可要说这书生气全是坏事,也不尽然。有一天读报。忽然读到一条消息:某位混迹科技界的骗子被揪了出来。老爷子告诉我说,这骗子他是很熟的,就是他们那个研究室的主任。“他当我们领导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过,这家伙哪儿懂化工啊,整个儿一个蒙事儿!”“那他怎么就当上主任了?”“人家是党员嘛,哈,现在才知道,连这党员也是假的。”我还是难以置信,一个对化工一窍不通的家伙,怎么就能当了一批留洋回来的化工专家的研究室主任。老爷子告诉我,多少年了,那家伙从来就是给他派活,课题完成了,和他一起署名。“……有一回,我们一起去科学会堂听一位外国专家的讲演,他让我记录,事后又领着我去向院长汇报,那会儿,我还觉得他挺尊重我,挺注意发挥我的积极性。你看看报,今儿我才明白,原来他压根儿不懂英语呀!……这我就全明白啦,1957年,我们那研究室的所有工程师,除了我和他,全给打成了右派。他说他给我保了,我还挺感激他。他不保我行吗?我再成了右派,还有谁给他去科学会堂当耳朵?”……您瞧,老爷子这点儿呆劲儿倒还救了他啦。

老爷子退休在家,干他那老本行的兴致不减。书呆子的傻劲儿也不见长进。应聘去某化工厂当了一段“高价老头儿”,帮人家完成了一项重大的设备改造。活儿干完了,“高价”却不再兑现。找当地法院打官司,法院的回答倒也实在:“您这是在我们的地皮上打官司哪,您费这路劲儿干什么?”这么着,又回北京来了。回了家,难得的还是兴致勃勃。今儿在墙根儿底下放一包葯面,上书:“试验用品,注意勿动!”明儿在厨房里藏一瓶葯水,上书:“留神剧毒!”找个机会就开始做他的实验。气得他的老伴儿没少了跟我念叨:“……您说,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孙子孙女的,四下里乱钻,万一出了点事,谁担戴得起!”

我劝过老太太,您得想开点儿,不就是在厨房里搞点实验吗,您能看住了他不能?您知足吧!老爷子要是跑深圳炒开了股票,您又有什么法子?

谁想得到,一个多月以前,老爷子问我,《解放日报》是不是有认识的人。

“有啊。”我说。

原来,是从报上看到了消息,知道上海开放了股票市场,外地人可以去上海倒腾。老爷子忽然想开了,也要开放开放了。想让我替他问问,那得用些什么手续。

我能把这事给他办了吗?就算他留过洋,见过旧社会,我也认定,他最好还是别“练”什么股票。老爷子可是八十一啦,就凭他那点儿人情世故,哪儿有本事到股市上去磕碰!

郑重其事地委我以重任之后的三五天里,老爷子还真上心,问了我好几次。我支支吾吾地告诉他,托人打听去啦,还没信儿哪。我寻思着,再过它三五天,老爷子还不把这事给忘了?

这事已经过了一个月了,倒是我早已经把它给忘了。可几天前,老爷子托人带话给我说:那事,不用打听了。他已经打听到了。

你淡漠了一个八十一岁的老爷子如此郑重其事的嘱托,是不是有点残忍?可我怎么样?我告诉老爷子,上海的股市向一切有志者张开了臂膀?我给这八十一岁的老爷子买张火车票,让这位一辈子净让人坑,却永远也不懂得什么是险恶的老头儿到大上海人头攒动的交易所去,“炒”个昏天黑地,人仰马翻?

老人家呀,不是你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坦率地面对自己的心灵,我也不是没想糊弄糊弄沈天骢。

安乐林的小公园看过了,遛鸟人集中的小树林也看过了,都见不着卖虫儿的汉子的影子。说实在的,那时候便有了几分烦躁。我不是没事可干,而为了两只鸟儿。好像大可不必这么劳神。于是就想打一个电话,向老爷子报告,说改天买到那鸟虫儿,一定给他送去。犹豫了一下,想起了十六层楼上那一蹭一蹭地走着的脚步,想起了他和那鸟儿面面相观,喃喃自语的模样,恰好又见着一辆出租车过来,这才做出了另一个抉择。

如果我没有做出这样的抉择,而是去办了自己的事,临近晚饭的时候,回到了老爷子那儿,告诉他,鸟虫儿没有买到,只好改天再说。那会怎么样?

如果我做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甚至没去安乐林的小公园,也没去小树林,早把买鸟虫儿的事忘个一干二净,甚至连打个电话过去搪塞一下都没有,那又会怎么样?

如果老爷子求的不是我,把这一切忘得一干二净的也不是我,而是他的儿子沈晓钟,那个过去天天陪他到天坛遛鸟,而如今,已经被bp机的叫声闹得晕头转向的沈晓钟,那又会怎么样?

“爸,我……我找遍啦,没见着卖面包虫儿的,也没见着卖蜘蛛的呀!”沈晓钟定了定神,对老爷子说,“您可不知道,这地界,要侍候您那画眉天天吃面包虫儿,那可不容易了。卖面包虫儿的在哪儿哪?官园哪。合著咱家不能派一位什么人,隔三差五给您奔官园,买面包虫儿吧。”

矫情!要不是看着我的画眉这两天有点上火,我敢劳您大驾?沈天骢心里冷冷一笑。他老了,可他心里明镜儿似的。他甚至从儿子的神色里猜到,儿子是不是真的为他的鸟虫儿上了心,真的去找了、买了,都大可怀疑。当然,他是不会往深里挑破这一层的,夫妻相亲是“顺气丸”,妯娌互让是“打不散”,兄弟和睦是“百补膏”,父子同心是“万寿丹”。他沈天骢老了老了,还不至于连居家过日必备的“丸散膏丹”全扔了。所以,心里虽说是一阵一阵运气,脸上却是一丝愠色也未曾流露。他没事儿似的,从容不迫地吃了饭,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天色还早,最后那点太阳光从高层建筑的缝隙里钻过来,照到对面一栋高楼的顶子上。老爷子撩开鸟笼的笼罩看了看,画眉们通人性似的,乖乖地站在鸟杆儿上,不言不语。儿子今天难得早回来一次,孙女在厅里娇声娇气地央求爸爸妈妈领她去散步。“电梯都没有,散什么步?”儿子有点烦。孙女动员妈妈站在自己一边。“瞧你烦的,人家晨晨盼了多少日子了!你倒好,不回来,从早到晚不沾家;回来了,一脑门子官司!”儿媳的声音。bp机又响起来了,儿子又在打电话。“砰”的一声,母女俩儿出去了。儿子的电话打完了。又听见“砰”的一声,是儿子出去了。

没过多一会儿,老爷子看到了十六层楼下,通向楼群深处的小马路上,远去的三个人的身影。

画眉已经三天没出屋了。如果是平常,他能让这小子就这么舒舒坦坦地溜达去了?怎么也得把小子叫住,让他把鸟笼子带下去。替当爹的拎个鸟笼儿走一段,甩一程,该当吧?累不着吧?可有了儿子刚才那话茬儿,他可就什么话也没了。再说,就算你有这意思,那小子过来问了你一声吗?“砰”,走了。你跟谁说去?跟谁说去?

老爷子歪头看了看自己的鸟笼。

伙计,我也看明白啦,早晚的事。不能让您二位跟我这儿憋死,是不?放生。早晚。我早该积这份儿德啦。老爷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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