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

第二节

作者:陈建功

早在六年前就想写这篇小说了,不信您可以查一查1987年年初的《光明日报》。那时候我刚刚写完了《鬈毛》,反应挺“火”,于是就来了个《光明日报》的女记者韩小蕙,说是想写写“作家动态”,请问下一步的打算。按说一个写家是不应该早早就为自己尚未出世的作品做广告的,不过,韩小蕙可是个老朋友了,甚至在我开始学着写小说的时候,和她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一起被《北京文学》约稿,凑到一块儿写小说。后来各行其道,却也离不开舞文弄墨。这么久的交情,是很难不从实招来的。这么着,《前科》也就早早儿地被预报出去了。

然而,到了今天才写。

或者说,到了今天,才算是有了一点写下去的把握。

我不知道别的写家是不是也会遇到和我类似的困难,唯独我一个人低能也未可知。

之所以写不下去,是因为对这位苏五一最初的心思,总是琢磨不透。

这位苏五一现今已经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时不时就过来看看我,有时候甚至是他夜里巡逻的时候,没什么事了,偷偷上楼来陪我喝二两。有时候专门给我带来一位有趣的人物,为我提供很多趣闻。当然,更实际的帮助也有:冬贮大白菜的时候,他率领他们所里的几位小民警,把一抱一抱的大白菜给我送上了楼。更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在现场值勤中不知怎么逮着了一部“大哥大”,深更半夜给我打过来,对他们正在进行的任务来了一次“现场直播”:“……我们在树丛里猫着哪,真他妈冷。您说,这叫人干的活儿吗?那家黑着灯,没动静……您说什么?……没事,我这用的不是执勤的电话,是一个小子借我的,大款的,没错儿,‘大哥大’……闷得慌啊,跟您聊聊啊,您不就想打听这玩意儿,写出来骗钱吗!……没错儿,这滋味儿真他妈不好受,一宿哪!……得,不能跟您说了,那边过来一个人影儿,保不齐兔崽子回来了……哦,不是,咱接着聊……我们派人去看了!派街道居委会的老太太去的,嗨,假装收救灾的捐款呗……说朝里屋看啦,没动静。我们估计这小子得……得,甭说了,这回是真的回来了……”

交情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还是没好意思问他,您当初跟我这儿人摸狗样的,是当真,还是装孙子哪?

中国这地面上的人物,有时候就是让人眼晕。往高了说,毛泽东见了斯大林,谈了一溜够,也没让伟大的斯大林明白他想的是什么,愣把伟大的导师急得眼儿绿。这毛泽东还是湖南人氏呢,要是北京人氏,不得气得导师把盒子炮拍出来?

北京人的正话反说,反话正说,有时候连最地道的北京人听着都不把牢。

有一位上海来的编辑到我家,抱怨北京的某某作家不通情理。

“他怎么能说我是骂他?我怎么能骂他?我是诚心诚意地去约稿的呀!他可好,听我说了一大堆好话,最后倒跟我这儿板了脸,说:‘您这可是骂我。’我……我……说的真的全是好话,也全是真心话,我可没有半点讽刺的意思。再说,我又何必偏挑跟您求稿的时候讽刺您?……”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应该怎么说?在您说了一大堆好话以后。他说:‘谢谢’——thank you?那说不定是个老外。他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俗了。北京人哪能俗啊,他不给您来个正话反说,怎么能透着幽默?”

有一位记者到我家,嘲笑王朔“放狂话”。

“狂得可以,狂得可以!敢说他那《爱你没商量》一不留神就写成了《红楼梦》,顶不济也是一本《飘》。你们北京的侃爷,可真敢吹!”

您瞧,王朔该怎么说才好?说我这剧比《红楼梦》差一大截哪,比《飘》也还有一段儿?傻不傻?耍耍小聪明,来个反话正说吧,还是有人没听明白,惹出一肚子气来。

北京人啊,难怪您老是让人摸不透,您又老是让人觉得挺有味儿。

我自认为这双贼眼还是能分得清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什么是正话,什么是反话,哪样儿是玩笑,哪样儿是认真的,毕竟在北京混了这么多年。

可想想和苏五一开初认识的那几天,我还是一阵阵儿犯嘀咕:那会儿,他是在正儿八经地“教育”我哪,还是跟我开心打镲玩儿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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