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

第四节

作者:陈建功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地界就是这种哲学的故乡。

也是苏五一的功劳。因为他的引见,后来使我更多地结识了左近一带的居民们。一个在新华里街边儿遛鸟的老头儿告诉我,人哪,总得有几招儿,才能活得那么踏实。

“您得听听,您得记下来,保不齐什么时候您就用得上。”他说。

他告诉我,什么时候家里出了事,譬如闹了耗子吧,可千万不能起急,也不用动气。您看看东家,再问问西家,看看他们是不是也闹耗子。没跑儿,一准儿也闹得欢着哪。那您生什么气啊,您哪,踏踏实实的,活吧。

还有呢?

还有,譬如物价涨了,您也别抱怨。您抱怨什么呀?又不只是您一家受着。别人能过,咱也能过,看谁熬得过谁。

还有呢?

还有,您老得想着,咱是草民。草民是什么意思?草!驴吃也行,马啃也行。受点子委屈,那叫委屈吗?咱有委屈吗?您有什么想不开的?活吧。

我信,因为那天我已经受过苏五一的启蒙了。

那天和苏五一分手后,满腔的郁闷一扫而光。

俗话说,退一步想,天高地阔。诚哉斯言。

一边骑着自行车往家走,一边想,刘厚明在哪个派出所哪?刘心武又在哪儿?还有理由、赵大年……这一回,全北京的作家们大概是一网打尽啦。都跟我似的,提着警棍,捏着手铐,跟在苏五一们的身后,去搜查、逮捕、审讯、取证、出现场,坐在警车里满北京嚎哪。

我有什么气不忿儿的?

想起了那哥儿几个可能是个啥模样,甚至忍不住想乐。

厚明会是什么模样?梗着硬化了的颈椎,也上前“萨马兰奇”一番?就他那双手?怕是连手铐怎么个铐法儿都掰扯不清吧!厚明是全国青联的副主席,虽说是虚职,这“官”还是不小的。没少了带着这个团,那个团,这回非洲,下回欧洲,替社会主义挣脸。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几次活动,在台底下看他主持全国青联的会,看他给人家发奖,看他给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就跟国家元首似的,还知道理理花圈上的挽带,人五人六的,像着呢。如果让他这样“萨马兰奇”一回,不知作何感想?

悲天悯人的刘心武呢?谦恭好礼的老北京赵大年呢?风度翩翩的报告文学家理由呢?

妻子不在家。我们的女儿还小,为了让我安心写作,她们都在姥姥家住。车子快骑到家的时候,想起来回去还没有饭辙,拐到一家干净点的小饭铺,胡乱吃了点东西,回了家,沏上一杯茶,躺到沙发上,继续胡思乱想。

最遗憾的,是让陈祖芬逃了,其实,最该“萨马兰奇”一回的,是陈祖芬。

“哎呀,我可去不了,真的,我就怕接触那些流氓小偷,我写的全是光明的东西,我接触不了阴暗面……”据说,当文联的领导把上级的指示告诉她的时候,她在电话里急赤白脸地嚷嚷起来。

据说,这情况又被反馈回了那位发指示的领导同志那儿,那位领导语重心长地说:“越是这样,越要锻炼锻炼嘛!”

没错儿,越不敢“萨马兰奇”的,就越得要她“萨马兰奇”一下!

可惜到了儿还是让陈祖芬逃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祖芬不是党员,所以他们不好再通她。

而刘厚明、刘心武和我,简直就跟被人押送去的差不多。

那几天我们正在友谊宾馆开全国青联委员会,一辆上海轿车拉来了我们文联的书记和作家协会的书记。

这次活动的意义,早已向我们宣布过一次了:“这是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是一场比土改还要深刻的运动!”

下面的话同样在电话里给我们传达过了:“所有的作家,写长篇的,放下长篇;写剧本的,放下剧本;开会的,请假。限你们三天内到公安局报到。除了老得走不动的,病得下不来床的,谁也不能例外!”

两位领导就是专程到这儿来接我们来了。

真难为这两位,看得出,他们也想不通,可还得苦口婆心地来劝我们。

那时候的我,还是个“士可杀不可辱”的我。

其实,早从苏五一那儿,或是从新华里老者那儿学上一招儿,我又何必口干舌燥七窍冒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了足足有三个小时?

那三个小时里我说我当然欢呼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当然欢呼这场比土改是土改吗哦是土改欢呼这场比土改还要深刻的运动,就像我当然欢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欢呼“清除精神污染”,欢呼“五讲四美三热爱”,欢呼解决北京的公厕问题,欢呼“门前三包”,欢呼“禁止随地吐痰”、“禁止乱扔废弃物”一样。我说我对犯罪分子的仇恨一点也不比别人少。我刚买的一辆崭新的“凤凰18”就让他娘的这帮乌龟王八蛋给偷了;我老婆回家晚点儿,我就得为她提心吊胆;我家门口安了两把锁,出差三天右眼皮就开始跳。我也恨不得把那些兔崽子统统枪毙。可这事不是我能干的呀,我不会侦破不会擒拿不会审讯不会搜查,我不明白干吗偏偏要让我们去侦破去擒拿去审讯去搜查。受受教育?应该应该太应该了。可您不觉得这有点儿像以前说的,用枪杆子押著作家去深入生活的意思吗?再说您不担心我们都去写派出所、拘留所,写逮捕、判刑、枪毙,可能有损社会主义的光辉,反倒造成“精神污染”吗?再再说我正在写历史小说,写共工写颛顼写刑天写蚩尤,虽说这帮东西也闹腾得可以,可和“刑事犯罪”沾边儿吗?再再再说能不能容我写完了再去“补课”?哪怕容我写完了这一章?不然拎上个把月的手铐、警棍,我的情绪怕是找不回来啦……

同样“士可杀不可辱”,同样口干舌燥七窍冒烟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的,是刘厚明和刘心武。不过,我们的结局也都是同样的。谁也没能在那两位苦口婆心、左右为难不动员成功无法覆命的领导面前铁石心肠。最后,我们到底坐进了那辆“上海”轿车,让它拉着我们到了公安局,我们微笑着,和局长副局长分局长副分局长握手寒暄,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锤炼锻炼磨练大开眼界的机会……然后我们又分别被送到了各自住家附近的派出所,和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副指导员握手寒暄,我们说我们很高兴能有这样一次锤炼锻炼磨练大开眼界的机会……最后,我就到了苏五一的手下。

据说,一个多月以后,当我们圆满结束了这次活动的时候,领导同志根据下面的汇报,对我们的几位写家的表现是有个“说法儿”的,很不好意思,据说表现最好的,是我。我这消息的来源,是我早年写小说的入门恩师、《北京文学》的副主编周雁茹,一个最正统的共产党员。她是带着和我分享喜悦的心情跑来告诉我的:“听说只有你一个人是真正深入了!你的表现最让派出所的同志满意了!你抱着铺盖卷儿去和他们‘三同’——同吃同住同办案了!”

雁茹已经去世了,现在我觉得她那喜形于色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只是一笑,我没有跟她细说,我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表现,主要是因为我有结识苏五一的荣幸,他使我忽然活个明白,思路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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