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镇》

第04章 殷道严

作者:陈世旭

李八碗(“文革”时改成“东方红大队”)的大姓自然是李家。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李八碗已经号称“李家八房”,人丁旺盛,家族庞大。却也因此有了麻烦。合作化时候,因为八房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竟推不出一个李姓的人来担任村支书,却让这历史责任落到殷道严身上。

殷家是外来户,在李八碗是孤姓。殷道严老子带了老婆儿子从江北老家出来逃债,走到李八碗病倒,便再没有起来。那时候殷道严还小,屁事不懂,老子一死,孤儿寡母也就走到绝境,便在李八碗留下来。殷道严的娘老实勤快,李八碗富裕些的人家都愿意请她帮工。因为口碑好,大家都恻隐,族长就发话,匀出几分田,让他们母子种菜生存。

当时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李八碗人的一种政治选择。

自然,村党支部并不是宗族祠堂,哪个当头可以由众人推举了事的,而是需要上级来做决定。上级选来选去,也选中了殷道严担任李八碗党支部书记。

一九四九年剿匪反霸的时候,殷道严积极报名当了县大队的民兵。让他看守没收来的浮财,金银细软,绝对毫厘不动。到了夜里,堆浮财的那一家,小老婆隔着板壁唱戏(嫁进来之前她是城里的一个末脚戏子):

楼上点灯楼下明,

罗汉伸手摸观音。

摸得观音呵呵笑,

也是天下二仙人。

仙人也做偷情事,

难道人间不偷情。

明显是唱给殷道严听的。那戏子比殷道严大不了两岁,男人却比他大三十岁,讨的妾房又多,老让她饿着。

殷道严那时已经晓得人事,又喜欢听戏,那边一唱,他浑身像着了火一样。

有天晚上,接替他守下半夜的人熬不过瞌睏,睡死了,他竟麻了胆子让那个戏子进了他的厢房。早上醒来,穿衣时突然从他破棉袄的烂荷包里滑出一只银手镯来。他一下懵了,把手镯放回荷包,然后一手提着棉袄,一手提着棉裤,冒着雪高一脚低一脚直接穿过院子去了工作组的办公室,半天也没说清一句话。

咕噜了好久别人才终于搞清:他上床时棉袄荷包里什么也没有,起床时却有了一支银手镯,他不晓得那手镯是怎样进去的,也就不敢再穿那棉袄。问他为什么连棉裤也不穿,他说怕棉裤荷包里也会有银手镯,因此也不敢穿。工作组的人见他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身子冻得发青,让他赶紧穿上衣服,事情是查得明白的。

过了好多年之后,这经历成为殷道严最光荣得意的壮举之一,常常在人前显摆:头回开荤,我就操的是城里戏子。有钱人家拿钱买来操,我操,人家倒贴。不过,操归操,觉悟是要的,下头发昏,上头不能昏。

不过,殷道严当时并没有说出这事实。那个戏子想勾引他下水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她的话自然无人信),反而缩短了男人的死期。事后没有几天,她的恶霸男人就被处决。戏子因为有破坏活动,也捉去陪斩,还没有到刑场就吓疯了。

殷道严在那之后升了民兵中队长。剿匪反霸工作结束,回到李八碗,被乡党委任命为村党支部书记。自那之后,他就几十年在这个位置上没有动桩。各个时期,他都有很出色的表现。他是李八碗第一个互助组的组长;第一任初级社的社长。公社化之后,他当了大队书记。带队去参加全县水利大会战,下雪冰冻的天气,天不亮出工,半夜才收工。看看进度还是不能赶在最前头,便自己带头,让全大队男劳力脱了赤膊,打了赤脚,只穿条遮羞的短裤上工地挑土推车。后边让一帮女社员敲锣打鼓,发喊赶人,直赶得众人在大雪里通身大汗淋漓。喊的口号是:“出大力,流大汗,不出力,死了算!”真有受了风寒的,身架子弱的,当场吐血倒地。殷道严让人把这些“不中用的”架回工棚,躺一躺,缓过了劲,再注工地上轰。别的大队甚至别的公社也有跟帮学样的,但跟不了几天就挺不下去。只有殷道严坚持到底,打着赤膊领着赤膊军顽强奋战。到底让工程进度赶在了全县最前头。他这样拚命,上级自然就喜欢。曾经考虑过调他做国家干部,临调之前,却出了故事。李八碗两个过门没有几年的小表嫂在私下里斗狠:一个说,殷书记从不送东西把相好,却送把我一块香碱(香肥皂);另一个说,鬼话,只送把你?他送把我一块香帕,你见过么。当时的价钱,一块香破是一角九分钱;一块手帕是二角四分钱。后者当然是更有理由骄傲了。前一个便气狠了,顿足说:这个剁头的,凭什么多把她五分钱!

于是就闹哄出来。殷道严因此没有当成国家干部,也没有撤他的大队书记。李八碗还少不得这个人。这就难怪黄帽子来搞路教,殷道严根本不把他当回事。黄帽子下车伊始,咿哩哇啦,其势汹汹,盛气凌人,把李八碗说得一团漆黑,好像这里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那我老殷成了什么?不是白吃了几十年冤枉饭?我操!就是他当兵?剿匪反霸的时候,老子是中队长呢,不比他抗美援朝早?拿了几天拨火棍,只怕火还不晓得怎么扣呢,起卵劲!我操!要不是老子胯里这条老二不听话,老子早做他的上级了,轮得到他来说长道短,指手画脚?!

李欣同黄帽子闹了矛盾,工作组重新分工,李欣从黄帽子分管的那一片转到老杨分管的这一片,殷道严主动提出来要李欣跟他下生产队。

殷道严是当地出名的酒坛子。一天三顿,除了在大队食堂跟工作组一起吃饭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他都少不得酒。他酒量极大,喝再多也不上脸,只是浑身上下冒酒气。当地人说,半里路外就闻得到殷书记的气味,也就是酒的气味。

工作组好几个人都跟殷书记下过队,大家后来都晓得,跟殷书记下队就是加餐的同义词。除了老杨因胃病消受不得,黄帽子因为原则而不消受,工作组几乎人人都盼着殷书记幸福的召唤。这幸福终于光临到李欣头上。先前跟殷书记去加餐的,都是老杨那一片的干部。黄帽子拒绝殷书记的好意后,他很生气,觉得抹了他的面子,便迁怒到黄帽子那一片的所有干部。现在李欣从黄帽子那里分化了出来,殷书记也就多了一个统战对象。“我早就看出你这个后生不错的。”他说。

殷道严一路发着牢騒。他似乎并不只是对黄帽子有气,对整个工作组,也未必有什么好感。这也难怪,工作组说是下来调查研究,进行路线教育,实际上当了他的家。在一个地方几十年都说话算数的殷道严怎么会高兴。李欣又想起,难怪老杨稳稳的,不哼不哈一直没有声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就在这一带工作,跟殷道严是老相识了,除了交情,自然也有相互的了解,加上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晓得真要是得罪了一方之主,不谈开展工作,先就站人不住。殷道严在当地的威信他们是有领教的。工作组下来后,大凡大事小情,不管工作组的人说得怎样狠,逼得怎样紧,只要殷道严没有点头,就决没有一个人动桩。当地人说:“工作组是雷公打天,殷书记是龙王下雨。”

殷道严跟老杨是同庚,但看起来,老殷显得比老杨年轻二十岁。老杨又屡又瘦,腰还老佝接着,更不见了人。殷道严则是一截铁塔似的铮铮汉子。大冬天里,腰以上的衣服扣子从来不扣(也没有扣子可扣),敞着一大块赤酱色的胸膛。走起路来呼呼生风。“好得你们是老杨做头,要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晾起来,喝西北风。”他只顾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李欣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跟得上他。走着走着,也不跟李欣打声招呼,就在一块种着冬麦或油菜的坡地前停下来,蹲下身子,抓把泥块,在手掌里捏碎,又凑到鼻子上闻一闻,然后狠狠地往地上一撒,拍拍掌,骂:我操,騒枯,一道粪都没上过。“騒牯”是他侄子、一队队长殷元中的外号,李欣在大队开会时见过的。然后李欣跟着殷道严钻进一片树林子,走了好久一点人声都没有,不由有几分惶恐生疑,不晓得形象有些像土匪的殷道严要带他去做什么。却忽然在一处拐弯的路边后面见到一间草屋,一个颤巍巍的老儿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筒。见到殷道严,并不喊,只把旱烟筒举起来,殷道严把烟筒接过,一边装烟点火凑到嘴口,一边“唔唔噜噜”地问:“米还有么?”老儿点点头。殷道严看见他,一脚跨进门去,不知从什么地方拖出一只木桶,木桶底上只沾着些碎米屑。“有个鬼!我前日就叫你老大送的,他没送?看我不拆他骨头!”殷道严恨恨地叫着,把烟筒丢还老儿,转身就走。

路上李欣才知道,老儿几个儿子都不肯收养老子,殷道严就逼着他们按月送米。李欣从后面看着殷道严,不由得起了几分敬意,明白当地人为什么肯服他,信他,拿他的话当圣旨,明白他为什么可以不把工作组、更不把什么黄帽子放在眼里。中午时候,他们总算走进一个屋场。李欣早已走得头昏眼花,脚酸手软,原来要跟殷道严加一餐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先前那班有此幸遇的家伙事后只吹加餐的好处,却不提为加餐付出的劳苦。屋场上几见到殷道严的人都殷勤叫唤,在屋子里面的人都连忙追到门外来,屋场上的狗都跑了来,前呼后拥地蹦跳,摇尾巴。对一片喊声,殷道严有的应一声,有的只是一摆手。

殷道严把李欣带进的这一家,很干净。这给李欣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李欣本来觉得,这地方家家都好像是个垃圾场,积年的尘土青苔且不去说它,屋里屋外到处是泥泞、污水、人畜的粪便、霉烂的柴草。有一回在一户社员家里吃派饭,一只大公鸡跳到桌上展翅拉了泡屎,那塔似的一团就在菜碗上袅袅冒着热气,主人竟视而不见,只把公鸡挥下桌了事。

这一户却出奇的窗明几净。屋里的地仍是泥地,却看不到一点浮土。屋檐下的柴草和晾了过冬的辣椒茄子,玉米番薯之类收束得整整齐齐。屋里的气味很清新,淡淡飘浮的几缕烧柴火的轻烟,透出寻常人家的温馨,一个细伢子被裹在窝桶里,脸上光艳得像一块香肥皂,全不似别家这类杆子,让浓鼻涕稀眼屎糊成一片黑不溜秋的花脸。

“雪呐,客来了。”

“雪呐”自然就是这一家的主人,听殷道严的口气,又显然是女主人;“客”自然是李欣。雪呐从灶间出来,果然是个女人。二十几岁,除了年轻,说不上什么特别的姿色,只是伶俐。在脑后绾成髻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衣服很陈旧,却浆洗得清爽,补钉补得平整匀称,像是图案。

“哎哟,有客,也不先打声招呼。”

女人很利落地在围裙上擦着手。

李欣注意到,她对殷道严没有称呼,就意识到殷道严把他带到哪里了(殷道严家李欣刚来时就随工作组全体去拜访过,老婆又老又丑,不过老婆归老婆,用殷道严的话说是帮他下息看屋的)。殷道严有的是相好女子,这在政治上给了他很不利的影响。但他想想也通了:干部做得再好,好处不也是吃好、喝好、睡好?只要“锅里有得煮,床上有得杵”,也就是皇帝过的日子了。县委书记和县里的其他头头,下乡来时,都曾很严肃地批评过他,苦口婆心地劝过他。他偶尔也沉痛过,一喝酒,一见女人,就又忘记了。“有什么法子,”他苦着脸检讨说,“我听你们的话,老二不听我的话。我是党员、干部,它又什么都不是。”县、社的头们也就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出人命,就由他了。这个大队,没有他念经,哪个也不灵。

雪呐快手快脚地张罗起来。

“先沏碗茶,难为你们,没有糖。”

这里的茶,茶叶之外,还放炒熟的芝麻,黄豆,糖,佐以腌生姜、花生米之类。调稠的,极香也极开胃。

茶碗、碟子一尘不染,所有那些吃食也都色泽鲜亮。李欣细细品味,心里很有几分感动。殷道严把他带到这家,显然不是为了展览相好,而是尊重他的城里人的习惯——这一家干净。

一个男人从门外进来,见到殷道严,立刻把扛在肩上的冲担(一种两头带铁锭的扁担)放下,拄着,站住,很恭敬地喊一声:

“殷书记来了。”

殷书记说:“放工了,老德?”

“没有上工,去割了担柴火。”

“你歇。”

殷书记好像招呼客人。

被喊做“老德”的男人就在一张矮凳上坐下,从腰里拔出旱烟筒。刚装上烟,猛然想起什么,欠起身往桌上递来。

殷道严举起夹着纸烟的手摆了摆,旱烟筒又向李欣移来。李欣也在吸纸烟,他连忙站起身说:“谢谢。”又说:“你上来坐。”说着,让了让身子。

老德说:“不不,你坐。”

殷道严对李欣说:“随他。”

老德重又坐下安心抽旱烟。

敬献给大队书记和县工作组干部的盛宴端上来了:一碗是蒸蛋,二碗是干焙的辣椒干,三碗是酱油煮的茄干和豆角干,第四碗竟是一碗清水捞的干切面,面条黑而粗壮,县城粮站是从来不供的。

“没有油。”雪呐很窘迫,不停地在围裙上擦着手,“蛋和面都是借的。”

“不是有两只鸡么?”殷道严面上有些温色。

“你上两次来,都……”

殷道严默然,说:“酒总有吧?”

“酒有。”

“那就行了。”

雪呐立即从神案上移下一只坛子。

“来陪书记、李组长喝酒呀。”她对依然在下面抽旱烟的老德喊。

老德抬起头,说:“你陪殷书记、李组长喝吧,我饿了,我吃饭。”就起身往灶间去,再也不见出来。

李欣说不清是因为失望还是别的什么,总之他对这“加餐”毫无思想准备。地方穷他是晓得的,就像桌上做菜用的这面条,当地人是过年才当主食拿来待客的:一碗清水煮面条上,放一只鸡腿,鸡腿上扎一截红头绳。主人一定在旁边再三劝吃,客人则一定是只吃面条,末了把鸡腿原封不动地留在碗底。那只鸡腿只是表示一种规格,是不好吃掉的。下一个客人来,那只鸡腿又很隆重地放在下一碗面条上。一直到正月结束,那只鸡腿都快变味了,才给最受敬重或最受溺爱的人啃掉。有的人家,那鸡腿干脆就是木雕的,可以世代相传。哪个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苦,就不知了么?

殷道严对菜倒没有什么高要求。几碗谷酿水酒下肚,脸上就亮堂起来,李欣就觉出了桌子底下的不太平。雪呐的脚好几次在抽让时碰到了他的脚,显然雪呐受到某种进攻。

李欣站起来:“表嫂,我想吃饭,有么?”

“怎么不喝酒?”殷道严兴致盎然。

“不是,我不惯空肚子喝酒的。”

“城里人,酸讲究,随他。”

“我给你盛饭去。”雪呐离开桌子。

“有饭就行,我自己去盛。”

“随他去,你莫走。”殷道严一把捉住雪呐的手。

李欣努力目不旁视,去了灶间。

老德蹲在灶间的地上喝着一碗稀汤:是一碗水煮番薯干,杂着几点蛆似的饭粒。当地有一首歌诀:早上萝卜薯(即香薯),中午薯萝卜,夜里砧板响,还是薯下锅。会过日子的人把谷看得金贵,要不,到来年春荒时提着空口袋等公社的返销粮是件要命的事。

李欣去锅里盛了一碗,蹲在老德身边,稀稀溜溜地喝起来。老德很歉意地跟他笑一笑,他也很歉意地跟老德笑一笑。然后就各自埋了头,稀稀溜溜地转碗沿。堂屋那边不时响起殷道严响亮的笑声。

殷道严在李八碗就过着这样的皇帝日子,过得百无禁忌。现在他又把桑叶捏在了手心里。对他来说,这不过是他在李八碗可以任意召唤的又一个妃子而已。他自己未必怎样看重,要命的倒是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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