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镇》

第07章 洪艺兵

作者:陈世旭

副镇长老杨在镇政府分管文教卫生工作。小丁那次找到他,他也很难过。沉吟了好久,说:

“我去同镇文化站商量一下。”

商量的结果,是小丁到镇文化站做“费用工”,也就是从文化站的事业经费里给临时雇用打杂的人支付一点劳务费。费用工不在编制里,一般也不允许长年固定。老杨说,先做了再说吧,以后慢慢设法。镇文化站已经有了一个打杂的,叫洪艺兵。小丁后来听说这名字是“文革”初期改的,先前叫洪一鸣。改成这样,是为了谐“红色文艺兵”的意思。洪艺兵给人的感觉是一只弹簧,总在长长短短、高高低低地伸缩,他一旦见到人,就永远是点头哈腰微笑。他戴着近视眼镜,有时眼镜被水汽蒙住了,看不清,但只要见到人影,他就点头哈腰微笑。即使从一个正在破口骂街的泼妇身边走过,他也无一例外地点头哈腰微笑向她致敬。别人跟他说话,他也永远是无比荣幸地点头哈腰微笑,不管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听清没听清,他的回答永远是“是的,对的,是是是,对对对……”有时候别人向他问路,或打听什么事,他也这样点头哈腰微笑地“咿咿唔唔”。别人就以为他在敷衍,难免不高兴。他一旦发觉,马上就大惊失色,连连顿足捶胸,恨自己耽误了革命同志的大事,痛心疾首得让对方不知所措。平常他主动开口说话的时候很少。一旦开口,便往往是检讨。检讨又往往过分。比如,写字的时候,偶然不小心碰翻了半瓶广告颜料,他马上就会连连说:“该死,浪费有罪,罪该万死,死无葬身之地,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类似的话要说上半天,声咽气绝的样子,说得很悲惨,文化站从领导到群众以至半条镇街人人都听到,听烦了,反倒来劝他,安慰他,再三说明打翻了半瓶广告颜料决不算犯罪,更不该死一万次,请他千万放心,放一百二十个心,革命的领导和革命的群众,是完全可以谅解的。他于是才逐渐平静下来,别人也于是安生。洪艺兵从烧茶倒水、扫地抹灰,到刻蜡纸写标语什么都做。他做得尽心尽力,又能干,没有第二个人能代替他。那两年,文化站的主要任务就是写语录牌,画领袖像。一个小小的镇子,街头巷尾,凡是能写字画画的地方,都留有洪艺兵的手笔。即便这样,洪艺兵也只是个临时工,不能转正。原因就是他出身不明不白。他没有老子,跟着母亲过。母亲是本县人,老屋在山里,解放前是个大户,在镇上开得有店铺,所以能送她到镇上念初中。有一回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把学生带到高镇子几十里路外的城里,她就在那一回跟城里的一个什么人跑了,一去没有音讯,到土改时候,带了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回来,说是她的儿子。问她的男人,说是死了,就再没有二话交待。那时候,她老子在乡下已经划了大地主(兼工商业主)。老屋她是回不去了,便留在镇上给人洗衣浆衫,抚养儿子成人。这“儿子”便是后来的洪艺兵。然而关于他老子,镇上是有传闻的,说是国民党的官吏,解放前夕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抛下了洪艺兵母子。传闻毕竟只是传闻,并没有经过认真查实。总之洪艺兵的来历很复杂。

尽管如此,镇革委反复讨论、研究,还是让洪艺兵进了“宣传队”(就是后来的文工团)。这主要得力于洪艺兵母子在镇上十几年如一日的为人。

十几年间,他们母子两个蟋在一间低矮的披厦里(这披厦原是洪艺兵外祖父在镇上开的南杂铺堆放柴禾的,这南杂铺土改时没收归公了),无声无息地过日子。偶尔有人见过洪艺兵母亲在镇外河边洗衣服时,用(木芒)捶一边捶着河水里的石头,一边口里喃喃地连发恨声,骂“婊子,婊子”。一旦发现身边有人,就立即住了口,慌慌地做出似乎在河水里摸索失落了的东西的样子来掩饰。此外,她从没有给镇上任何人看过难看的脸色。

洪艺兵则因为读书到高中毕业,比他母亲更有文化,做人也就比他母亲更有特色。

本来,有了洪艺兵这样的人,小丁就完全是多余的。但洪艺兵却另有重任,镇上决定调他进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是“文革”最闹热的年头办起的,很神圣的。进去的人,都要查三代。洪艺兵能进去,差不多是个奇迹。

当时,负责组建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是徐光荣。他祖辈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所以他说话做事就很大胆果断。洪艺兵最后终于参加“宣传队”,就是他拍板决定的。他在镇革委表态说,我是让他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敢干别的,我就先灭了他!他对洪艺兵说:你好好干,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洪艺兵调进宣传队之后,没有让徐光荣失望。他一如既往,不管谁喊他做事,也不管做什么事,做得了做不了,他都永远唯唯诺诺。哪怕你甩块尿布给他洗,他脸上也会毫无难色地接过去。他做所有的事都极其认真,瘦骨嶙峋的手精确而热情地工作着,活像一架永不停息的机器上的杠杆。他的工作是舞台美工,但每到一个地方,卸车、装台,常是他唱独脚戏,常常连饭也顾不上吃一口,又让他管大幕。有一回他实在熬不住,该关幕的时候他睡迷糊了,别人帮着关了幕,接着是七手八脚的换景。他被换景的响动闹醒了,发现上一场已经演完,赶紧去关幕,结果却把幕拉开了。刚刚演了阿庆嫂的那位女演员因为下场要演江水英,卸了先前的戏装,还没有换上新戏装,只穿着个大红裤头帮着搬道具,幕布突然拉开,两条光光的大腿一下暴露在台下的众目睽睽之中,羞得她一头钻进正准备撤下去的春来茶馆的茶桌底下。那茶桌做得不规范,矮而窄,她上身进去了,红得灿烂的臀部却无论如何拱不进去,成为一个鲜明的“三突出”。台下顿时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

在宣传队,洪艺兵最恭敬的自然是徐光荣。

省地矿局的一个勘探队在本县某地发现了盐矿,这件事成为一桩证明“文革”伟大胜利的大新闻。宣传队为了及时配合反映,由徐光荣带了编创人员赶赴当地去体验生活。住了些日子,大家有些消沉,觉得光是找矿这件事,编不出什么节目来。徐光荣急了,说,怎么编不出来,关键是你们缺乏工农兵感情。几个人不服,说,那你试试,你有感情,你祖辈是农民,你自己做过泥水匠,也就是建筑工人,又当过民兵,还是连长,工农兵全了。徐光荣挺了挺身体,慷慨地说,试试就试试,工农兵可以改造一个世界,还编不出一个节目?不过两天,他召集大家开会,说,节目已经有了。取材就是这次盐矿被发现的真实故事:当地供销社一个女营业员偶然尝出商店后面那口水井的水有咸味,就去报告了正在这里搞矿产资源普查的勘探队。从而使他们真的勘探出一个储量丰富的岩盐矿,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又一丰硕成果。

徐光荣的节目就是编一支歌歌颂这位女营业员。他把歌词完整地想出来了:

我是供销社里营业员,

找矿报矿人人要上前。

商店后面有口井,

井水有点咸。

估计里面可能有盐,

赶快报告勘探队,

为世界革命作贡献,作贡献。

徐光荣说完,二目如炬,很兴奋昂然地看着大家,等着掌声响起来。

第一个表态的是洪艺兵。

“好!”他大喊了一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完全达到了样板戏的水平!”

但洪艺兵的表态是唯一的,没有得到响应。其他人大都定定地看着徐光荣,牙根紧咬着,脸色有的铁青,有的通红,就像便秘的人蹲厕所想释放又未释放出来时的那种样子。徐光荣把这表情理解成一种心灵受极大震撼的无声的激动,他于是举手指了指作曲的郑风:

“既然大家喜欢,那就这样定了,你抓紧把曲子谱出来。”

郑风一直把头伏在桌上,两个肩膀地震似的抖动着,终于压制不住,一下仰起身子,放肆地笑出声来,两只眼角早已挂着憋出的泪水。他一放肆,其他人也忍不住,哄堂大笑起来,爷呀娘呀地乱叫着,满屋子打滚。

只有徐光荣和洪艺兵很庄严,横眉冷对千夫指。

在徐光荣最终离开宣传队之前,洪艺兵有过一段大红大紫的日子。

那段日子洪艺兵和徐光荣如影随形,徐光荣不管走到哪里,都尽可能地带上洪艺兵。洪艺兵的话明显比先前多了,常常是徐光荣说上句,他就补充下旬。徐光荣的话多是大白话,而洪艺兵恰恰是个引用政治术语的狂热分子,对徐光荣就起到极大的烘托和拔高的作用。大家于是喊他做“政委”。他听了,起先还做脸做色,要大家“莫发胡说”,后来就渐渐坦然。

他那种习惯性的点头、哈腰、微笑,有些吝啬了。吝啬归吝啬,依然是有的,但主要是面向徐光荣以及比徐光荣更重要的人。对一般人还是会尽可能做,只不过总让人觉得有些偷工减料,不能把戏做足。

他竟有了求偶的迹象。他进宣传队的时候已经三十出头了。母子两个却从没有在人前提过婚娶之事。

如今,表面上看,洪艺兵依旧没有一点区别的对每一个人都有求必应,但常常是为女人们做得更多也更主动。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女人们总是依赖心重,娇气,需要帮的事也确实多些。比方乡下的河,常常要蹚过去,水急了吓人,天冷又冰人,脱鞋脱袜持裤脚也烦人,于是不管老的少的,就都让他背过去。又比方剧团日子没有规律,早上起得晚了常常错过食堂开饭时间,特别是女演员又少不得零食,这些事,都由他包了。

终究也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让他这种看起来似乎无一例外的殷勤露出了别有用心的马脚。

徐光荣灵感突发写出那首女营业员找矿歌的歌词后,充分认识到诗原是人人可写的。于是就决定发动全宣传队的人都来写诗,而且规定了任务,每人至少一个礼拜要交一篇。如果宣传队人人都是诗人,他就不仅仅是宣传队队长,还是当地诗坛领袖了。

那正是一个诗的年代,滚烫火热的豪言壮语铺天盖地。宣传队大多数人东一句西一句地乱摘,轻轻松松就打发了徐光荣。也有老实的。就不知所措。拉手风琴的周燕就是一个。周燕的母亲名声不好,原因是离过两次婚。先前住在城里,后来带着周燕到镇上来,嫁了县中学的一个老师。周燕拉手风琴就是那个继父从小教会的,她也就因为这个特长招进了宣传队。她在整个镇子,公认是长得最好看的一个,也就最惹眼。她自己平常却总是不声不响,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人找处安静的地方拉琴。她很求上进,进宣传队不久就写了人团申请。徐光荣号召写诗,她就真心地希望自己不但一个星期能交出一首诗,最好一天能交七首诗。但她又实在不晓得怎样写才好。跟别人那样瞎抄,她又不敢。眼看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纸上却一个字也划不出来,她只有急得抹眼泪。

洪艺兵就是在这时候现出原形的。有一天,趁周燕的寝室没有别人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一首诗塞给周燕抄了交任务。

周燕进宣传队住集体宿舍之前,跟她母亲和继父住在一起。他们家就在镇街上文化站紧隔壁。镇街都是旧房子。房子与房子之间是板壁,洪艺兵在文化站打杂时落脚的那间办公室,正好是周燕睡觉的屋子。周燕的继父就经常在那里教她拉手风琴。周燕那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黄毛丫头,洪艺兵对她起先没有怎么注意。忽然有一天,他听出隔壁的响动有些异样:风琴声停了,然后是很可疑的静默,然后是周燕很细很轻的挣扎声。好多年过去,洪艺兵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周燕当时很凄惨又很压抑的喊声:“不要!不要!我痛!”这声音常像刀子一样割他,使他一旦想起,就立刻浑身冰冷,额头上冒出大颗大颗的冷汗。他记得很清楚,周燕那一年刚进初中,还不满十四岁。而她的继父差不多五十岁了。在那之后不久,周燕的母亲又一次离婚。她们搬离了镇街,在镇外的农民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大家自然都说周燕的母亲不好。但这次婚变的真正原因只有四个人最清楚,其中一个就是洪艺兵。洪艺兵没有对任何人,包括自己母亲说起过他那天听到的声音。他跟她们共守一个秘密的事实,使他有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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