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3节 火与冰同流

作者:从维熙

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之所以使我难忘,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孕梦的时节,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可以这么说,在那个年代,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来观察现实的人,不是很多,而是太少。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使最底层的我们,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的工作不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梦系原工作单位;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有着不小的差异。他们更少精神负担,似乎天之涯、海之角,去哪儿都行;其中,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道理十分简单,在广州会议上,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洞萧横吹》的沈默君平反,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影的巴鸿,青艺的杜高,戏剧学院的徐公瑾,芭蕾演员郭东海,民俗漫画家赵华川,油画画家朱为民……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觉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

记得,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队,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驿站,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她曾给我的梦幻,泼过一盆令人心悸的冰水。

她说:“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极‘左’的根子埋得极深。我爸爸你是了解的,他1929年入党,后来去了延安;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时肃反、胡抓‘ab团’的事情。其实,极‘左’路线早有前辙……”

我打断她的话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

“什么叫‘ab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

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但是说话十分直率:“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党内老同志都知道这个名儿。给你举个例子听,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长征途中,曾被打成‘ab团’的反革命,差点给杀了头。”

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这些党内的陈年往事,没有人提起,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除了欣欣向荣,就是一片轰轰烈烈;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不知是出于工作繁忙,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对极“左”路线进行过严肃的清理——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博古,至于极“左”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有过多少次的回潮?又在这种回潮中,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在五六十年代之初,国人几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毫无所知。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心中感到一片茫然。

“还有王实味的死。”她提示我,“这你总知道吧!”

“我知道。他写了反党的《野百合花》。”

“你读过吗“

“这种书上哪儿去找?”

“你没读过,怎么知道它反党?”她说,“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不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其实我们党的历史,极‘左’始终在延伸。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但是并不能说服我:“无风不起浪,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中干什么?王蒙、邵燕样、刘绍棠,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这是党内领导层内,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这是暂时现象,很可能是‘海市蜃楼’;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强求你接受。但是你们文人,生来就爱做梦;怀的希望值越高,怕是失望也越大。”

“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

“我这个人更重理性。”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最后只好说:“当然,我也希望好梦成真;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你离北京近一点,对老太太(指我母亲)和我们的小儿子,心理上也是个安慰。”

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我们未来的分析。但是一到团河农场,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桃花源”,被她冷却了的东西,又开始逐渐升温。就像一只蜘蛛,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残梦又重新在网隙间重织。当然,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团河农场确实有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首先,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在茶淀可谓“三月不知肉味”,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见到荤腥了。对我个人来说,不存在饥饿问题;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这是个头号的大问题。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一个正常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曾经是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后来为人师表的人(平反后任《大百科全书》编审),竟然在众目睽睽下,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头之一。

也许只有走过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人,才能对“饥饿”二字有深刻的理解;并对知识分子的失雅,有所认知。中国古代曾留下这么一则历史典故: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看见饥民们正在捋吃树叶树皮,便问他的随行大臣:他们怎么不吃肉粥?我所以在这儿把皇帝也扯了出来,不外想说明,没有亲身经历饥饿的人,是无法理解人在特殊环境中的变态行为的——知识分子也是人,当饥饿超过他的耐力负荷时,他们为了生存,生活礼仪便会化为乌有。在茶淀农场的584分场,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场拼搏:发粥的木车一来,等着抢“剩余物资”的成员,就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了:他们每人手拿一块胶皮鞋底,眼巴巴地等待着发完早粥,便一拥而上,把头伸进粥桶,用手中的胶皮抹吃粥桶中的残余。由于参加的抢食者太多,粥桶常常被抢粥者们掀翻;于是人们便追着滚动的粥桶,像是表演“就地十八滚”——有人往粥桶里钻,有人推着粥桶跑——一场人与人、人与粥桶之战,在劳改队院内展开。这场面已然是让人心悸了,但是最令人感伤的是,这种悲凉武戏的演出,知识分子最初只是观众,而发展到后来(即我们告别茶淀的前夕),竟然也有老右参战了——当然这是老右中的绝对少数,但是读诗书、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只有我们知道,他们是在饥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因此,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

同是劳改队,境遇差距如此之大,本能地使我们想到,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多云转晴”带来的。我们初到团河那天,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董维森教导员与高元松队长,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他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但他们和蔼的神情,给每个老右,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当时我在第二小队,当董、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就用他浓浓的湖南腔,对我耳语道:

“山重水复疑无路……”

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便说:“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郑光第、张蓬甲、徐继和等,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科的。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张蓬甲也来自清华,他说:“虽然我们别了大盐碱滩,怕还是没有走出‘模糊数学’的范畴。”

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它的变化是难以引进abc的。”

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记得,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劳改队的样子。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我是这么认为的。可以这么说,认为我们的生活要起变化的,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当时,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王贵峰,他是东北沈阳人,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像他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何以会成为右派,我已记不清楚了——在“点头”和“摇头”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已毫无意义。但他在我们当中,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确实使我难以忘却。记得在南、北大炕上的同类,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时,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一声不吭。他虽是我们的头头,但显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在他的思想深处,可能绝少梦幻色彩,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以绝对的冷色,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对未来涂梦的人,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

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

可怜河边无定骨。

都是春闰梦里人。

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它赤躶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

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却显然与陆、郑的情绪脉络相通。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他说:“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梦是啥**玩艺儿,它是画中的烙饼,纸上的媳妇;既不能吃,也不能陪你睡觉;不吃饱不了肚子,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说着,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钻进了被窝。

他的这番话,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但在笑声过后,我仿佛听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但是内涵却十分丰富。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因而流露出与老右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这一生活细节,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对此“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人物——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在80年代后期,我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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