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4节 “作茧自缚”的第一天

作者:从维熙

两天的整休很快过去了。在这两天的时间内,我们沉浸在清理个人卫生。与新相识的交谈之中。乐天也好,悲天上好,新相识的新面孔,总是诱惑着人的求知慾望,希望能知道新同类们的彼此情况。在《走向混沌》中写到过的陆丰年君来了。过去,他用缺耳铝锅煮食“三毒”,曾经去过了一回阎王殿。这次,他幽默地对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和我过去在一个分场,面孔是熟悉的,因此并不算新的相识。在休整的两大时间内,除了与“摇头右派”刘君结识之外,还与我的学长——比我高几个年级的校友赵岳相会在三畲庄。

应该说,那是一次使我心碎的见面,在我摘取洗净的衣服时,我看见一个身材消瘦得像竹竿一样的人,低着头在寻找什么东西。那地方是昔日武警部队撤离这儿时,留下的一越垃圾;此时尽管已不是炎夏,但那一堆破烂东西,仍然发出一股呛鼻的气味。最初,我并没有留意他究竟在找什么,后来我才发现他蹲在垃圾堆旁边,嘴和腮都在不停地蠕动着。我立刻明白过来了,这又是一个饥饿后遗症患者,在垃圾堆上寻找可以进口的东西。由于这些镜头,我已习以为常,便想从旁边夹着衣服走过去。

他大概是刚刚发现我的存在,便朝我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拿着半个干瘪的。上面沾满了污痕的茄子,伸出另一只手来跟我握手:“我叫赵岳,是你的校友。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过去是青年作家,而我只是个无名的教师。”

寒暄过后,我认识了这位学长。

“这东西都变了色了,你不能吃。”我说。

他像没有听见我的话一样,依然像嚼牛皮筋那般,啃着那个干巴茄子。看他的神态,与老校友谈话,虽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往嘴里填塞东西。他本来就瘦得脸如刀条,嘴巴尖尖,他使劲嚼动茄子时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在中学动物课本上,看到的老祖宗类人猿嚼食浆果的图形,只是我们这位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手中的食品远没有老祖宗采食的野果新鲜。

我面对面地望着这位曾是为人师表的学长,真不知道他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他跟我来到我住的屋子里,直到嚼完了那根茄子棒儿,才对我说:“看样子,你没得过浮肿病,我浮肿最严重的时候,连两腿之间那个‘玩艺’,都肿得像一充了气的蔫黄瓜。浮肿病的医学解释是什么我不知道。按着我生活中的体会,它起源于饥饿,发展于脂肪和维生素的匮乏。饱汉不知饿汉饥。学弟,你现在是没有动笔的权利了。你如果还没被打入‘地狱’,我要是动笔来一幅自我素描,你是不是会说我‘戴着有色的眼镜,有意丑化社会主义?’学弟,就是将来你有朝一日,有了再拿笔的日子,你要是把我刚才这一幕描上一笔,人家会不会说你反动立场不改?”这时的赵岳似乎才从饥猿还原成了知识分子,伸着麻秆般细长的脖子,跟我谈起真经。

我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但这位学长赵岳,对待一切事情,就如同对待垃圾堆上捡来的那半个茄子那么认真,当着那么多同类,又对我说道:

“喂!有朝一日,你真的又能拿笔杆子了,你有没有胆子,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丑态也描上一笔?我不怕丑,一个往日拿粉笔给学生授课的老师,在这个年月,满地抠冻茄子吃,当然其貌不扬。学弟,你就撒开了欢地写,让历史记住知识分子变成饿死鬼的年代——我不又成了另一个正面教师了吗?!”两边大炕上的同类,都被他说得笑了起来。

“不知死的鬼,梦倒是不少。”北炕上的陆鲁山,甩过了话来,“依我看,无论你过去是龙还是凤,都准备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当一辈子‘地球修理工’吧!”

我无法知道陆鲁山当时是喻意我,还是什么别的人;但我知道他绝不是指赵岳而言。因为在劳改队中,像赵岳这样的普通教师为数不少。陆鲁山的话,绝不是针对他说的。我和陆鲁山相识于茶淀,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在靠近埋死人的586坟场附近的大苇塘干活时,我们曾谈过不少心里话(在《走向混沌》中,我己然写到我和他之所以谈在一起,首先因为我们俩都是独子,而且都是从小丧父,母亲养育我们成人,历尽了许多苦难)。五七年一声霹雳,我们都成了“另册公民”,因而命运极其近似。在我的记忆中,他性格十分固执,非常任性。他喜欢哼唱俄罗斯歌曲——特别爱唱列宁被流放时喜欢唱的《三套车》。此时,他发表了命运咏叹调,两排大炕上的欢悦气氛,被他扫荡一空。

赵岳连连摇着他细脖子上的脑袋:“行了,只当我什么也没说。人总是活在希望里,我都快成饿死鬼了,可我仍然没有放弃做梦。”(这些十分逼真的生活细节,我本来早已忘却;在80年代初,学长赵岳特意来到我家忆旧,告诉我不能忘记在苦难历程中、知识分子的种种扭曲生态。)可是正像陆君所言,第二天我们开始劳动的项目:编织我们监舍四周的铁丝网,便使我们昏昏然的心境,第一次吞噬冰砣。

头天晚上,董维森教导员召开了我们到三畲庄之后的第一次训政大会。他的态度虽然十分温和,但是仍然不失专政与被专政之间的距离。他说:你们来到这儿,已经两天了。我不想在你们下车伊始就胡乱他说上一通。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文化层次有很大差异;但总起来说,你们都是文化人。经过我这两天的观察,恕我讲话直率,你们中间的有些人,真让我感到失望。接着,他例举了许多事例,我能记得下来的,有这么两件事:一、董教导员例举了赵岳、徐继和满地找脏东西吃,有失知识分子的自尊自重;二、他说调我们到这儿来,当然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关,自暴自弃不好;但是梦想天上掉下馅饼来的事,也不会发生。会议最后宣布:明天的劳动项目,在我们的驻地四周,编织铁丝网。

刚刚散会之后,被点名的徐继和就追上了董教导员,他对是否编织铁蒺藜毫不关心,而是解释他为什么要到处寻食。

他说:“教导员,我是大肚汉——我饿。”

董教导员摇摇头:“你们的粮食定量,已经够高的了。你们到来之前,场里特别研究了你们的伙食,要让你们吃饱吃好。”

徐继和拍着他自己的肚皮,继续与董教导员纠缠:“您看,对我们这些‘总感觉吃不饱’的人,能不能多给点定量?”

“你是学什么的?”

“报告,我过去是学什么专业的并不重要。我的肚子总吃不饱,涉及到我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您想,这话没有错吧!”

我们围观的人都为这个不知死的鬼,冒出这些话来而心惊。道理很简单,尽管三畲庄不是茶淀,但劳改单位都是一家。徐继和这副玩世不恭神态,能不激起劳改干部的火气来吗?可是董维森并没为此而动肝火,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徐继和之后,反诘他说:“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人的饥饿是不是与吸烟存在着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呢!”

“没有关系。”

“那可就怪了,我昨天隔着窗子,看见你在那堆垃圾旁边,不仅找吃的,你还在捡烟屁股抽,这也是因为肚子空吗?”

“这……”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你们知识分子应当自尊自爱。”

董没有再多说什么话,转身离我们而去。

由于有这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我认识了徐继和。他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来自南方某省,据说,在校时曾是个优秀学生。几年的劳改生活,饥饿后遗症使他没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更没了书香气质——他在后来,每天光着脊梁,腆着个外突的大肚子,在劳改大院晃晃悠悠,像只土里刨食的大公鸡般地寻找着各种能充饥的食物。第二天,在编织铁丝网时,徐继和的表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的话题之一。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指责徐行为的有之;赞美徐行为的亦有之;但最多的同类,是同情徐的饥饿后遗症的。第二个话题,自然是铁丝网的铁壁合围。原以为成了自由人的我们,面对着那一根根木桩和满是毛刺的铁蒺藜,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有人在悄声诅咒,不知道是在诅咒自己,还是在诅咒那个年代,但大多数同类在作茧自缚中还在自我解嘲:

“这是例行公事。”

“铁丝网不说明什么本质问题。”

“我给大家打个比喻,这就好比进了大学要戴校徽一样。”说话的是俄语学院的郭愕权,“就是明天给你自由,今天你也要戴着劳改队的标志。”

郭愕权是湖南人,遇事总是争先表态。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心直口快。内心没有遮拦的人。在火车上为我们讲解团河宫历史的曹克强,戏称他是大学生中的“娃儿”。“娃儿”有娃儿的快乐,他可以把人世间的苦恼化解为零。他有过这样的一句话:“你成天愁眉苦脸也是活着,高高兴兴也是活着。专政单位并不因为你是林黛玉,就把你放了出去。”基于这种认知,他一边编织着铁丝网,还一边唱着我听不懂的俄文苏联歌曲。

我沉默无言。在无言之中,怀着一种比同类更多的苦涩和浪漫。王蒙、邵燕祥、刘绍棠都有亮相的作品问世,难道我就真的是一具文学的死胎了吗——尽管张沪视若为海市蜃楼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依然闪烁着诱人的光环。我原本以为我的文学天赋,已然在修理地球中消失,但是在编织铁丝网的劳动中,我居然开始了编织小说的梦幻。一边作茧自缚,一边梦想蛹化为蛾,这种若同南北两极的对立事物,在我身上出现了惊人的统一,这大概属于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的现象。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老先生,虽然两次被贬,但仍不忘思楚——这可以算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吧!

那铁蒺藜上的尖刺,是很扎手的。我就是在一边干着这个活儿的时候,一边编织我的小说的。由于事隔多年,我已难回忆起其中的细节,但故事的主要脉络,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清楚——它不过是仿照那个年代的文艺模式,构思了一个与我的生活距离十分遥远“客里空”的故事——似乎是有一个名叫彩凤的女娃,在杜鹃声声五月天里的插秧比赛中,战胜许多男娃的故事。我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彩凤打擂》。这就是我在作茧自缚的第一天里的行为记录。不能小看了我这一天的心路历程,它至少说明我身上屈老夫子的印记极深,不切实际的梦想,比一般同类要根深蒂固(今天我在自拷:当时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表现我们这个落难的群落?)。

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一天另一个沉默无言的角色,要算是与我为邻的郑光第了。他的沉默,与我大相径庭——这是在几年之后,他以他十分勇敢的死,我才认知了的。这个来自北大物理系。体态纤弱的学子,在初到编织铁丝网的过程中,不小心被铁蒺藜刺破了手指,还流下了眼泪。在我及我的同类眼里,他是我们当中最为娇气的一员,不然“林黛玉”的绰号,不可能落到他的头上,正因为他在男儿国中有着某些女性的气质,他的手指被扎破之后,立刻有几个同类争抢着为他包扎。表面上看去,这只是相互之间的关心,并不包容什么其他更多的内涵——但是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回眸众多同类对郑光第之所以如此关心,其中深埋着人性的东西在内——那就是男儿国里大冷寂了,许多“亚当”受心理本能的驱使,无处宣泄的青春情慷,便不自觉地向不是夏娃的“夏娃”倾斜。

记得,当时一位与我一起打木桩的同类(请原谅,这属于隐私,我必须略去他的姓名),就对在我身边干活的李汰伦直言不讳他说:

“我常常手婬。”

我当时几乎难以置信。在大饥饿年代,他的身体本来就弱不禁风,怎么能有这种行为呢?当时,因为我和他俩不在一个小队,彼此之间十分陌生,不太好开口询问这一问题。但是他们俩对于这一问题并不回避,李汰伦喜欢拉小提琴,而那位自白者,来自于文工团,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爱好,因而说起这些话来,彼此没有间隔(李汰伦平反后,与我同住在团结湖小区,当我们共同回忆往事时,他提醒我除了肚子的饥饿之外,在当时的男儿国中,普遍存在着生理本能的饥渴)。那个文工团员对李汰伦的直白,其实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只不过他把深藏在这个知识群体中的另一种焦渴,给公开化罢了。当时,还流传出一些同性恋的奇闻,一个来自石油学院的何某某,与来自清华大学的刘某某,为了另一个高某某,在茶淀农场时,曾动过铁锹云云。

因而,在编织铁丝网时,把一个男性看成林妹妹,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性中的一种本能驱使。由于生活中的阴阳失调,中国古代《诗经》的开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那种诗化了的美丽意境,在这里已经化作为乌有——道理十分简单,这儿没女儿河,因而蕴藏在男性大山腹内的地火岩浆,难于找到一个突破口——因而人性的赤躶,在这儿成为一种必然。随着作茧自缚的“鸟笼”的编就,同性之间的变态情痴,也变得更加原始。此种变态,在我的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曾有过片断的描写——笔者不想在这方面多费笔墨的原因,因为它并非我记忆中最为沉重的部分。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最为本质的东西,是即便已是茧中之蛹时,也还在编织着自己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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