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6节 我的书与梦

作者:从维熙

张志华的归来,无疑是我们痴情梦幻的助燃剂。一个逃号全须全尾的回来,表明当时政治上的宽松。偏偏在他归来不久,有一天,指导员董维森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通知我去场部领取一件东西。我十分迷惑,因为劳改队成员的所有信件,都是寄到三畲庄——右派中队里来,董维森何以要我到场部去取?

董说:“你过去写过书?”

我答:“是的。”

他说:“本来场部内勤是应当把那件东西送到中队来的,是一个大麻袋,里边都是书。”

我认真地想了想,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给我邮寄书籍,而且又有一麻袋之多,一定是张冠李戴弄错了。我当即向董指导员说明了我的想法。董说:“场部叫我去检查过了,就是你的书。里边还有你一部什么……《黑土》的手稿,是北京日报派车送到农场的。我例行的是检查的任务。”

我顿时明白了——在把我和张沪送进东城公安分局之后,《北京日报》保卫处曾对我的家宅进行过大搜查,连一些与友人的往来信件,也全部被拿走审查。这是过去我母亲去茶淀探视我时,对我讲起过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说,已然是身外之物,时隔两年多了,为什么又把它退还给我;而且不退到我的家里,却送到这里来呢?

董看我神情发呆,对我说道:“我来劳改单位工作时间不算短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让你去看一下的目的,不是让你把书拿到这儿来;你过目一下,打个收条就行了。至于那些书籍怎么处理,三畲庄也没有地方存放,我们的意见是先放在场部仓库里,你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身子都掉进了井里,还要耳朵有什么用?我想了想,对董指导员说:“我不用去看了,我在这儿打一张收条就行了。您看……”

董维森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取出纸笔。可是当我要签字时,他又制止了我。他说我所在的原来单位,究竟在当时取走了我多少东西,他们并不清楚,他的意见还是我去过目一下为好。我说:“不用去了,连我自己也不清楚。那是押送走我们之后,他们才取走的;不要说我不清楚,连我的母亲也不清楚——她是个来自农村、不识几个字的妇女。”

他点点头。

我签了字。

待我要折身走出他的办公室时,他叫住了我,并指指一只木椅,叫我坐下。来劳改队之后,我还没有与劳改干部平起平坐的历史。初进收容所时,我们沿墙根蹲着;在茶淀时我们站着,即使是坐着,我们也是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但这次我还是很坦然地坐在了木椅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按着阶级划分,董是专政的一方,而我则是被专政的另一方。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但我始终对他没有畏惧之感(包括对队长高元松),从他的第一次讲话中,我就发现在他的语言深处,潜藏着某种与众不同的善良。果然,他首先询及我的问题,就是我的家庭。他说他已经从我的材料中得知了我原来是一个青年作家,也知道我是夫妻双双折进大墙中来的——他不知道的是,我们双双被送劳改之后,家里的一老一小是怎么生活的。

我至今还记得那次董与我谈话时的一个细节——在他听我叙述我的家庭情况时,竟然忘我地递给了我一支烟,并扔给了我他用的火柴。起始,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听着,当我说到最动情的地方(比如:老母亲带着三岁的小儿子,去土城收容所看我时的情形),他便站到窗子前边去,大口大口地吸烟。凭着我的直感,他似乎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限于彼此的地位有霄壤之别,他不可能在我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情。有时他还去抚摸一下在屋里坐着的那只狼狗,似乎是忘记了我的存在;但当我提出要回监舍时,他又让我接着说下去。

至今,我已然回忆不起来究竟又谈了些什么了,但我记得直到屋内亮起了电灯,我才从他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当时,我不无后悔之情;古人早有名言,叫做“言多必失”,我说了这么多,而董没有表一句态,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患?在1959年向党交真心时,自己不是没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要是把对大跃进、大办共产主义食堂,以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放卫星”等问题的真实看法,藏之于心,不吐出chún,何以会落个如此下场?!文人理性思维总是个负数——我一路上忐忑不安地暗自责骂着自己。

可是一到了屋内,同类们听了关于“一麻袋书”的事,都分析这是好事。

“为什么早不还,两年多了今天才还回来?”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喜事,是所有老右的喜兆。”

在一片孟浪的梦呓声中,我曾经一度死了的文学梦想,在内心深处被重新点燃了。当时正值冬日,每天的劳动项目,都是沿着凤河河堤挖坑种树,活儿不算太重;再加上每天看见团河宫的亭台水榭,对比茶淀确实有一种走进了伊甸园的陶醉感。于是在周日休息时,我开始了在纸上的涂涂写写,编织铁丝网时构思的《彩凤打擂》,很快勾勒成篇。我虽然身在梦中,但还是清醒地看到,一个没有摘掉右派铁帽的人,是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的——我期冀着能有摘帽的幸运——因为王蒙、燕祥、绍棠……都是在摘去了头上的“桂冠”后,才有作品重新问世的。

在此期间,我的知识分子的轻浮症,可以说暴露得一览无遗。我不记得是哪一位名人说过这样的话了:看一个人的质量,最好就是看他在最得意时,是一副什么神态;再看他在最失意时,是一副什么面孔。回眸那一段时日,我失意时到还没失小雅,但是过早到来的得意,使我今天为之汗颜。记得,鲁陆山就曾变相地提示过我,现时是一块铁,一切温情的梦幻,都不过是一枕黄粱。但是自从那些昔日的书被归还之后,我的心态便开始升温——直至我有心去勾勒小说。

当然,从另一个侧面去看待那一段日子,也不无可取之处。人生在世,总是有希望才活得痛快一些。昔日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这个精灵,若同一剂灵丹妙葯,使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哪怕是在地狱中度日,也能找到诺亚方舟之桨,把地狱中的魔鬼,划到天国的极乐世界中去。其实,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和中同知识分子似曾相识,在那苦难的岁月中,阿q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梦中之舟。

有一天,我们又在凤河旁边挖坑种树的时候,天上有一只乌鸦,飞过我们的头顶。不偏不斜,把一泡乌鸦屎正好拉在我的衣袖上。自古以来,乌鸦在民俗中就不是吉鸟,那么它的那泡稀屎,则更是凶兆的象征了。这泡乌鸦屎,在我生命中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怎么它不拉在别人身上,而偏偏拉在你身上?”

“这里边大有学问!”

“有会解梦的没有?”

“有!”

于是这泡乌粪,成了阿q们苦中寻乐的话题——而被黑乌鸦钟情的我,也就成了被评说的众矢之的。本来,我干活时穿的是一件来团河之后才换上的新棉衣(当时衣着只有蓝色、黑色),心中已然十分不快;而那泡稀屎落在我的袖口上,又难于把它立即擦干净。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用挖坑挖出来的土块,在袖口上抹了很久,才算把那黑白混杂的乌粪给抹掉了。因而我面无笑容是可以肯定的。

“这是乌鸦落在了猪身上——黑找黑!”

“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易经》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易经》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易经》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我的劳改历史中,一直是一头磨道上的驴儿——听人呼唤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立刻和那泡乌鸦屎联系到一块儿了,说我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并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时候,有人高喊——乌拉!(乌拉即当时的苏联语“万岁”之意)

从“乌鸦”到“乌拉”,真有点像是一个寓言。一切正如王贵峰所告诉我的那样,我走进董维森的办公室,他就通知我这一“任命”。我反复说明我不是那块材料,又没有干过这种工作。我说我不怕劳动,不怕吃苦——但是不会组织劳动,更没有管理几十号人的本领。董维森一开始没有批评我什么,听到后来终于识破了我的心机:

“你是不是不愿意向政府汇报别人的思想,以显示你的清高?”

我违心他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董维森对我亮出了底牌,他说:“你们里边不缺爱打小报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乌鸦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政府的耳报神有的是,可是这种汇报对你们自己毫无意义。上边关注的不是这些屁事,而是你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动态。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队里,有被毛主席点过名的谭天荣,有被陈毅称之为忘了本的刘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不过才来了多半个月,有关他俩的报告不少,但是从我的感觉里,都不是真实的——其中不外说他们至今还如何如何反动。我看,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的早春——笔者),我收到一封没有发信地址的长信,是从维熙同志写给我的。

信的开头说,在一九五七年,当我患了重病,在北京住院时,他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要到医院去看望我,结果没得进去。

不久,他便被错划右派,在劳改农场。矿山做过各种苦工,终日与流氓,小偷,甚至杀人犯在一起。

信的最后说,只有组织才能改变他的处境,写信只是让我知道一下,也不必回信了。那时我正在家里养病,看过信后,我心里很乱。夜晚,我对也已经患了重病的老伴说:

“你还记得从维熙这个名字吗?”

“记得,不是一个青年作家吗?”老伴回答。

我把信念了一遍,说:

“他人很老实,我看还有点腼腆。现在竟落到了这步田地!”

“你们这一行,怎么这样不成全人?”老伴叹息地说,“和你年纪相当的,东一个西一个倒了,他不是一个小孩子吗?”

这就是我在苦苦寻梦时期留下的一幅精神缩影。在给孙犁同志的信中,究竟还写了些什么,我已无从记忆;但是对所处境况的感慨,以及圆我文学之梦的期冀,深藏在文字之中,则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但是不久,沉重的体力劳动,第一次撕碎了我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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