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8节 第一次回家探母

作者:从维熙

大概是在这一年的二月,老右中家居北京的有两个人被允许回家探亲,我是其中的一个。能够在专政机构中受此厚待,在我看来完全出自于董和高对我的同情。前一节,从董和高与我的谈话中,读者已能管窥到一二;两个人所不同的是,高说得比较含蓄,而董的谈话则更为赤躶。

那是一个周六的黄昏,我从菜园种菜回来。刚刚走迸铁丝网编织成的大门,门口值班室的值班员李喜兰,就对我说:“董指导员叫你马上去他办公室一趟。”他对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神情多少有点诡秘。

我有点儿奇怪,因为下午董还在菜园巡视,并为了何修俭的一句活,对我们进行过训政。他是常常在劳动工地找老右谈话的,为什么他不在工地找我,而偏偏让我下工之后,立刻去他那儿呢?是不是何修俭的事还没算完?!其实下午发生的事情并不大,但是董为了这件事,动了肝火。我们种菜的菜园,周围是挡风的风障,它是为了防止春寒把春菜冻死,用秫秸夹起来的篱笆墙。因为这种透风的篱笆是不隔音的,何修俭听见有脚步声,便对同类们说了一句:指导员在扒着篱笆缝儿,偷看我们干活呢!他的意思不外是提醒同类,不要站在那儿给铁锹号脉——快点干活。

此话被董听见了。他拐过风障之后,立刻让我们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们说道:“你们是人,又是人中的知识分子。我有什么必要,非要偷偷看你们干活不可——你们中的谁这么讲,本身就是自轻自贱。磨道上的驴子,才要有人看着呢!如果这些话,出自那些流氓、扒窃者之口,我用不着这么认真——你来自石油学院,是有文化有知识的大学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讲了这话,实际上就是自我堕落!就是自我轻蔑!何修俭,回去好好检查一下思想。这对树立你们的自尊自爱是有的放矢。一场大饥荒,饿丢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尊。”

何修俭低下了头。

董维森的脸涨得紫红。

这是我来三畲庄之后,第一次见到董维森对我们发火。因为这个火发得有思想深度,因而同类们并没因为董的发火,而对董有任何非议;正好相反,董在老右之中威信一直很高(我们平反之后,许多路过北京的外地老右,如上海的程海炎,福建的张志华……还特意想去看望董,只是因为董当时在北京西城公安分局工作,因其工作忙而没能见到罢了。这在中国的劳改史中,是罕见的)。李喜兰的话,让我首先想到的是下午发生在菜园里的事情,董是否在今天晚上,要何修俭在小队做检查?!

我没脱工服,就直接奔向了董的办公室。一件让我想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就那么简单地发生了。他说,经过向上级请示,我可以在今天回家,明天晚上按时归队。注意事项就有一条,回到家之后,先向派出所报到——这本来是毫无意义的事,但却是必须例行的公安条例。

我已经回忆不起来我当时说了一些什么话了;但是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而引起的狂烈的心跳,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本来我下午去菜园,是专为这件事情而去的。中间出了个何修俭的问题,我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现在你洗洗脸,换身干净衣服就走还不算晚,从黄村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大约一个小时的样子。你有买车票的钱没有?”

“我有。”

“那你就早一点儿动身吧!”

我向董表示了谢意,急忙出了他的办公室——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事,当我突然出现在老母亲和小儿子面前时,我难以想象这一老一小会不会认为是在做梦!但是几年劳改生活形成的行为本能,还是让我立刻又走进董的办公室。我说:“是不是有什么手续之类的东西,比如放我回家的证明信什么的……否则派出所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逃号?”

董维森笑了,对我说了一句不是玩笑的玩笑话:“我说从维熙,你真是被关呆了,逃犯有自动去派出所报户口的吗?你别在这儿疑神疑鬼的了,公安机关都是一家子,彼此会互通消息的。”

我走了。

我第一次走出劳改队的铁丝网。当我更换衣服的时候,同类们自然羡慕不已。我至今还记得曹克强咧嘴笑时的那一口黑牙:

“同学们,你们不信也得信我曹黑子的预言。想当年我的老祖宗曹孟德,在赤壁战船上,见乌鸦绕船而飞,我们那位老爷子知道那是凶兆,于是有酒后赋诗,装疯卖傻地在舞戟之时,刺死了他身旁的谋士。我们那位老爷子,以为见血就可以避凶,躲过赤壁之灾;可是他忘记了一点,乌鸦这种玩艺儿,对权势来说是没法逃避的克星。反过来说,对于无论甚的贱民,则是大吉大福之兆。维熙你老兄能够在今天回家探望老娘,都托那泡乌鸦屎的福。”

我只好说:“大家同福!大家同福!”在一片嘻笑声中,踏上了返京的路途。

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没有吃晚饭居然不知道肚饥。黄村车站,在团河农场的西南角,而三畲庄则在农场的东北角,我要徒步穿过大半个农场。因为适逢周未,见许多刑满释放或解除劳教后强制留场就业的农工,骑着自行车逆我北上。我想,有那么一天,我也可能成为那些“飞鸽”中的一员,每个星期有一次回家的机缘。但是我的心又有些酸涩,难道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结局,就是纳入“飞鸽”的队伍?茶淀的老乡戏称这些就业人员为二劳改——就是说你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离开专政的囚笼——这不是我的近虑,而是我的远忧。

我是在永定门转乘开往市内的公共汽车的。冬天大黑得早,没走出农场时天已然黑了,待等汽车快要开到我阔别了三年多的那条魏家胡同时,街上已经行人稀疏。我暗自庆幸我是晚上回家,没有熟人能认出我来。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狂跳了起来。不远处传来小贩吃喝着叫卖“紫心萝卜的声音——这声音我是非常熟悉的,昔日的冬夜,每到这个时刻,我都丢下耕耘之笔,跑出院门,买上一个又凉又脆的萝卜,嘎叭嘎叭地咬上几口,以助文趣。但此时我却怕与那个卖萝卜的老头碰面,他走北墙根,我走南墙根——一句话,我完全是一个过街老鼠的心态,似乎那些与我无关的路人,都是两只眼睛盯着我的猫。

古语说:作贼心虚。在那个专政年代。不是贼的人,内心也像是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地不得安宁,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记得那天,幸亏把门的高家,还没有关上院门,我轻轻推开院门,又轻轻地关上。我家住在后院,可想而知我会脚步无声地穿过前宅。当我来到后院我母亲和我儿子住的西屋时,三间屋子里还有一间亮着灯光。我一边叩打有灯的那面玻璃窗,一边轻声喊了一声:“妈——”

“谁呀?”

我的心在颤抖,我听见母亲的声音同样失去了常态。

“是我!”

够了。世界上最熟悉儿子声音的是母亲,她匆匆地拉开了屋门别棍。老母亲开门的速度之快,显然是由于她的兴奋和惊愕。然后,她匆匆地关闭了房门,满脸恐惧地对我说:

“你怎么回来了?”

“妈,您放心,是队长叫我回来的。”

母亲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脸:“是真?”然后,泪水便像小河一般,淌下她的双腮。

临近家门时,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绝不流泪。家里家外。就我这么一个男子汉了,不能对一老一小轻洒泪水。我笑着对母亲说:“我能回家您该高兴,说明我的问题有希望解决了。”

妈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喃喃地说:“你可瘦多了!瘦多了!”

“您不是说过人太胖了不好吗?现在我们能够天天吃上白面馒头了,比茶淀强一百倍了。”我说,“您想想,团河才离家几十里地远,等于就在您的身边!”

母亲还想多说些什么。我说:“为了能早点到家,我还没吃饭哩!”

这句话起了作用,母亲赶紧捅开火炉,给我弄吃的。借着这个空档,我悄悄走到床边,仔细端详与我阔别了三年多的小儿子。他仰面睡在床上,脸儿鼓鼓的像只皮球。一定是他白天玩累了,我与母亲刚才的一切,他一概不知——不知道也好,不要让他的梦随着我和张沪的处境,而变得像破碎的肥皂泡。过早地告别童真,对孩子是个最大的痛苦。眼下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右派,也还没有懂得那道政治代数题——右派=反革命;一旦他知道的多了,光洁的额头上,会提前出现皱纹的。

我亲了亲他的脸蛋,又给他掩掩被角,坐在桌前吃母亲煮好的热面条。之后,我和母亲度过了一个高兴又酸楚的夜晚。我们是三代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下的,母亲告诉我写字台上堆起的老高老高的一摞火柴盒,是一老一小的主要谋生手段,孩子姥爷(张沪的父母亲)每月支援一点,加上我曾有一点稿费存款,日子还能对付。我对母亲说的几乎都是让她宽心的事,比如,报社把搜查时拿走的东西,如数退还了等等(其实是否如数,我根本不知道)。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说了如下的话:那书咱就别要了,你看看这些年倒了霉的都是你们有文化的人。我母亲是个大字认不了一斗的文盲,能在那个年代讲出这些话来——并被后来的历史所证实,实在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第二天,我拉着儿子从众的手,去照相馆合影留念。无知而纯洁的孩子,高兴得蹦着跳着走出院子。他看不出院子邻里的眉眼高低,而我则把人间冷暖看得一清二楚。北屋刘家,东屋霍家都出身不太好,因而对我有着本能的同情;外院的迟家与王家,家里都有人被关在大墙之内,所以有着同病相怜的内在关系。所以当我突然出现在院子里时,没有歧视的目光扫射过来——但有的知识分子邻居,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了想,为了避免多余的话,还是打主动仗为好,因而不等询问,我抢先告诉他们:放假一天,回家看看。尽管这样,霍家大妈,刘家大嫂还是问这问那,并一致说我精神很好。我自知这是对我的安慰,还是感到如梗在喉,有说不出的酸楚与苦涩。

好不容易走出院子,与小儿子在照相馆合影完毕。小小人儿紧紧贴着我说:

“爸,你总不在家,怎么只休息一天?”

我支应着。

“别人的爸爸,都住在家里,你也搬到家里来住吧!”

我正在想怎么回答儿子的问题才好,他的另一个不解的问题又提了出来:“爸,你放假回家了,妈妈怎么不放假回来?”

我不能不欺骗童真了,我说:“快了!快了!”

“快了是什么时候?”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们走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小儿子的心中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而这些为什么都是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与其如此,还不如沉默无言为好。小儿子在高兴中还提出些什么,我己无法述说清楚,但在这个时刻,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大事——我还没有去派出所报户口呢!本来这是昨天晚上就该办的事情,因归家心切竟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而此时,小儿子又紧紧地贴在我的身边,带他去派出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久别父亲的孩子,好容易享受到一点点父爱,不愿离开我一步。我只好匆匆地先把他带回家,对母亲耳语了几句,让母亲把他哄骗在家里画火车(他从小爱画火车,于1979年我彻底平反时,他考取了中央美院)。

我家的住地属于景山派出所管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一个被专政者的身份,走进公安机关。好在派出所的户籍警,听完了我的自报,并没询及我其他问题,这使我在走出派出所时长出了一口气。事后我才知道,管界内的被专政对象多得很——我因为是初涉雷区,自然是充满了不安。也算凑巧,在胡同的拐弯的地方,碰上了昔日管理我们那一片的片警小刘,我只管低头走路,自然是他首先发现了我。

“喂,你回来了?”

我过去总叫他小刘,此时却喊不出这个称呼。我连连点头:“农场放假一天。”

“你现在在哪个劳改农场?”

我如实告诉了他。

“好好劳动,国家总有一天会用上你们知识分子的。”

我见他态度和蔼,便大着胆子对他说道:“刘同志(是不该称同志的,但我找不到更为合适的称呼),我家里只有一老一小……”

他马上打断了我的话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多麻烦你了。”

话也只说了这么多。他虽然不忌讳我,但我怕给人家找麻烦。在那个岁月,一个身穿警服的人,主动与一个等同于反革命的右派打声招呼,就算是有胆子的了——我有这方面的自知之明。回到家里,与母亲说起路遇小刘的事儿,母亲告诉我,他曾来过我的家,问过有什么困难,能做到这一点,至少不是势利眼的小人。中午,母亲给我烙的肉饼——当时的肉是定量供应,我那一顿肉饼,大概吃掉了一老一小全月的猪肉。

下午,我与儿子享受了天伦之乐。他把一棵画满火车的纸,一张张地摊开在床上。他说这是火车站,他长大了要去当火车司机。我笑,妈笑,他也笑。本来我是要去看看刘绍棠的,但觉得刚刚回家,就离开家去办个人的事,是会让老母亲和小儿子伤心的——加上当时电话还很不普及,无论去哪个朋友家一趟,都得有半天的时间。要知道,这一老一小是我灵魂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年多梦魂萦绕的感情断桥,是难用半天时间弥合起来的。

在我记忆中,那是最短的一天。黄昏来得比任何一天都早,母亲为了叫我早点返场,提前做好了晚饭。但是待我要踏上归途时,小儿子哭闹着不叫我走。见到儿子流泪,我的心都碎了——还是母亲柔中有刚,严于理性,她把孙子揽在自己怀中,同时挥手催我上路——我是在心爱的儿子的哭声中,上了公共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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