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9节 三月十五日这一天

作者:从维熙

我被允许回家一天的事情,在劳改队若同一次精神地震,在我的同类们中间,被视为解禁的一颗信号弹。我归队之后,在菜园的劳动中,又发现了一个不解之谜——董和高一连几天没有露面。据门口值班员透露:这几天头头们在场部开会。

本来在菜园干活就十分轻松,篱笆圈里就成了议论天下大事的园地——比如,1962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3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人们还在有滋有味地咀嚼着它的余音,并把我的回家与中队头头们的连续开会的事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央在1962年8月,已经开过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的调子已然从纠“左”又转向了继续反右(彭德怀上书中央的问题,被毛泽东提到了会议日程上。我们当时不可能知道其内情,也是盲目乐观。自作多情的一个原因),老右们似乎只记住了形势有利于自身处境的一方面,而忘却了不利于自身摆脱困境的另一面。因而,我们的梦幻常常是空中楼阁——我自己也概莫能外。

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前文提及过的那几位十分理性的同类,依然故我地表示出淡漠的态度之外,多数同类都认为,解决老右问题的时间已然到来。记得在菜园劳动时的“自由论坛”,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

“你们还记得吗?”有人提示说,“在告别茶淀的时候,李文山队长曾问过我们,‘你们到了北京,有上街穿的衣裳没有?’”

“对了,还问过徐州,你过去是教音乐的,现在你的手指还能弹琴不能。”

“看这架式,是要开笼放鸟了!”

中国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天真与幼稚,在当时暴露得淋漓尽致。反过来看,它也正好说明了这样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心——可以说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有愚忠精神的一代。有几个外语学院来的老右,在那一段日子里,嘴里已经嘟嘟嚷嚷地熟悉开他们丢下的外语了。似乎他们昔日掌握的专业。马上有了用武之地似的。据我的回忆,那一天是1963年的3月15日,董和高突然在三畲庄露面了。董宣布当天上午全队停工开会,同类们似乎从董的满面笑容上,窥视到了我们命运的转机。特别是全体老右在院子里列队集合之后,总场场部的一位负责人(我己记不清是哪一位头头了),又突然出现在会场上,这更使那些乐天派的老右,欣喜若狂。但是历经了很短时间的激动之后,同类们的心立刻从云间坠入谷底。他作的十分简短的政策性说明,完全冷却了老右们的心。这并非“开笼放鸟”的一次会议,只是解禁劳动教养到了期限的老右。1961年5月25日,全国劳改系统同时对劳教分子宣布的劳动教养期限,有两年期,有三年期。截止到1963年3月15日,两年期的老右,将接近期满。这次会议,主要的议题是对两年期的同类宣布解禁。而在老右的部落中,两年期限的只占少数,绝大部分劳教期为三年——这与同类们想象的“开笼放鸟”,有着极大的反差。因而,同类们的狂热顿时成冰。

董维森受总场之命,宣布的解禁名单。我听了听,名单中的同类,大多是有着革命资历的老共产党员:如上海老地下党党员——中国青年报记者陈野,来自政法学院的老党员邓成,老北洋大学的韩大钧……我的心也冷了下来,因为我的罪行中有攻击大跃进等内容,1961年在劳改矿山时,被定为三年的劳教期,这意味着我要到1964年的5月25日,才有可能被列入解除劳教和摘帽之列——此时此刻,离那一天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尽管如此,我还是为我的那些解禁的同类们,暗暗祝福。能往前走一步,就比原地踏步要强;回不了原来单位,当个农工,总比圈在铁丝网内的自由幅度要大一些——这虽然很不情愿,但面对铁的现实,谁能有挣脱“紧箍咒”的办法呢?!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我感到极度失望之际,阴云中又突然出现了一线曙光。董维森在宣布完了为两年期的同类解禁的名单后,话锋一转,谈到还有的同类要提前解禁。这一宣布,使我在内心中又升起一丝希望。之后,我从董的宣读中,第一个就听见了我的名字,我是属于既提前解除劳教、又同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两年期中,有人只解除教养,不摘帽子)。与我同时受到幸运之神光顾的,是来自于建筑学院的穆树方。

至于后来董维森又讲了些什么,我的双耳如同失去听觉一般——我的思绪完全沉浸在解析自我的命运之中:我想这并非命运之神对我的厚爱,之所以如此,完全是董维森与我思想上灵犀相通之结果。几个月前我和他在队部的那一次谈话,与其说是我的罪行自述,还不如说是他的心灵独白。只是他代表的是身穿警服的专政一方,无法对我更深层次的表述他对中国政治生活的看法而已;但是他还是曲折地表达了他对形势的理解。这在当时的干部阶层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例。董当时能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及我的一些同类表示出人道的情怀,并尽其所能对我这样一个因讲了过多的实话,而落了个“反动至极”罪名的青年作家,给以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是一个勇者的行为——这个行为的深刻内涵,所展示的是无畏的道义力量。

记得,在散会以后,在老右们分组讨论会议感想之时,他和高元松把我和穆树方叫到了队部的办公室。他没有说什么多余的话,只是告诉我们到农工队以后,要好自为之。语言虽少,但是语言之外的无声语言,是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知识分子,都能体察到的——这是我在三畲庄最为珍贵的、永远也无法忘却的记忆。

回到监舍,同类们的祝词自然不少。但这些已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声音和色彩;但是“地理仙”曹克强君,对我说的富于哲理性的几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他说:“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到此结束。你也知道那是在苦闷中找乐。你走了,我会想你的;我只想提醒你两句话,算作者西子的临别赠言。一、果子到了成熟季节,不用人去摘,它也会自然落地;二、没熟的果子,虽然被人摘走了,它也不压秤舵。”我理解他话中的含义,不外在警示我,现在还没到果熟时刻,我就被摘走,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的。当然这是政治隐语,意思是走与不走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还有一层话外音,就是自己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最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你是遇到爱才的好干部了,他们完全是一番好意。让我祝贺你提前从‘大劳改’,变成了‘二劳改’。至少你老娘可以经常看见孩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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