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0节 步入“桃花源”

作者:从维熙

离开了众多的同类,我和二十多个名义上取得了农工称号的摘帽右派,分别被分配在第二大队。前文已经有过交代:南区第一大队,是犯人区——那儿大墙、电网。士兵在岗楼上持枪而立;北区二大队,则是一片果园。

我们被分往二大队的不同的几个中队。与我同时分配到一中队的老右(这里所以仍然自称老右,实因关进大墙的老右,并没因摘帽而取得公民资格——后文将逐渐谈及),有陆丰年,即在《走向混沌》第一部中写到的因煮食毒蛇、癫蛤螟,而从阎王殿中逃出来的那位老兄;还有来自中央某部委的何群,他俩都是上海人。后来又陆续来了原内务部街中学的体育教师刘景祥和另一位教师(记不清学校了)张玉民。不知是中队出于管理的方便,还是出于凑巧,这几个老右,都被分配在桃园劳动。

时正春日,二百多亩桃园。两千多棵桃树,已然初吐花蕾。一场春雨过后,桃花绽开成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虽然汗流泱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盂浪的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范畴——我虽然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

我用目光询问董,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

董笑笑说:“这是好事么,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

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没有这种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

“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躶体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我才第一次带着已然7岁的他,走进动物园。这是我的儿子第一次看见老虎、狮子和大自然中的各种动物,孩子当然高兴至极,但是我却对那一个个状若电网似的笼子,有着格外的敏感——小儿子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此时他的爸爸正在见景生情地自喻——我不是老虎,也不是狮子,我曾像一只腼腆的家兔,但专政的铁笼,却把一切生灵都视若为凶猛的老虎和狮子了。

始自秦皇大帝的焚书坑儒,中国文字狱史就已开篇。司马迁受宫刑,可算是远古时的记录;后来的进步,不过在于脸上不再刺字或躯体上不留什么文囚的痕迹罢了——此时此刻,我能混迹在游人之中,状若闲庭信步,当然也可以算是“自由”在60年代中国的一种延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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