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1节 “桃花源”的风情史

作者:从维熙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因为它不仅仅有我留下的无数足迹,还有一些罕为人知的大人物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风流女性,也曾涉猎过这片桃花的大海。这些,我将陆续在“折梦”这一部中,有所披露。因为笔者只是回忆老右自身的心路历程,对那些与老右无关的人和事,不想作详尽的描写。

当时与我一个班组的除了我们几个老右之外,还有劳教期满和刑满释放的其他类型的农工,与我们为伍的,还有一条淘汰了的狼狗——因为在桃熟季节,附近有些老乡夜里常来偷桃,那条并不咬人、却长得十分凶悍的狼狗,就有了它特别的作用。比如,当地老乡中的妇女,夜里来桃园偷桃时,我们的夜班看守,就常常束手无策。

8月的一天,我夜里值班看守桃园。当时正是“大玖保”的成熟季节,我奉命夜巡桃园。被毛泽东喻为最为高尚。并让知识分子们当作学习榜样的贫下中农,就使我碰到了最为头痛的事情:我本来正躲在桃园的小屋里,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但是我听见了桃园的排水沟中,有悄悄说话的声音。

我走出了小屋,朝里边喊了一声:

“喂——别偷桃子——”

没人应声。我以为是我的耳惊,喊了一嗓子,便又回到小屋中去了。刚刚坐定,我听到了桃树行子间,有树叶的婆娑声,不用问,这是有人上树摘桃子了。我扔下书,拿起手电便朝有响动的地方奔了过去。我用手电照了照,树下没有人影。他娘的,是李慧娘到桃园来演鬼戏来了?但我刚往回走,就听到了树叶的响声,还有桃子坠地发出的叭叭的声响。我已然被逼上了梁山,只好硬着头皮朝桃园深处走去。紧张之际,我才想起桃园看守银景曾(昔日的国民党阎锡山部下的一个校级军官,因患病由我临时代他夜间值班一夜)曾对我有过交代:偷桃的人十分狡猾,坐在树上摘桃,树下是看不见的。我手电的光柬,便向一棵棵桃树上照去。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树叶一阵乱响过后,从树杈上跳下三个人来,背着麻包就往外跑。“你们站住!你们站住!”

我身份虽然不过是个“二劳改”,但是到底是作贼心虚,她们拼命地跑。其实我放她们走了也就算了,但是劳改并没改掉我认真的秉性,我勒令她们放下肩上的麻包,她们毫不理睬我的呼喊——但是因为她们肩上有沉重的负荷,我很快就追到了她们的身后。

这时,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她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扔下了麻包。我以为这是留下麻包,我的追捕获得胜利了呢!否!原来她们三个妇女,先后解开腰带并蹲下来,把屁股对着我撒开了尿。

我惊愕得不得不停下脚步。

继而把电筒关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她们的反攻倒算开始了:

“你以为我们怕你这‘二劳改’吗?”

“你再往前一步,我们一块儿告你想强姦我们!”

“你这流氓!你这流氓!”

……

我的天哪,我这时才真正意识到了我的悲哀。我在做什么?我是什么人?

我扭回头来。这时才突然想到了那只狼狗——它等于聋子耳朵——摆设。我回到小屋外的狗舍,把它拉了出来,狠狠地给了它一棍子。其实我打它时的用心,不过是出口恶气而已。这既是打它,也是自我鞭挞。我觉得我和它相比,虽然一个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是两条腿的“万物之灵”,在这个年代价值相等。也算是歪打正着吧,那条狗吃了一棍子,对天狂吠起来——那三个妇女,才吓得逃离了桃园。

第二天,我把我的夜间经历,讲给我的同类们听,想不到引发出来一件真的情爱故事。那是在桃园干活歇息的时候,当我说起夜间发生的一切时,在茶淀吃过“五毒”、死而复生的陆丰年说:“下次让我值夜班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女人的屁股呢!小时候,在上海家中偷看过邻居女人洗衣服。当时正是夏天,她穿着件短裤衩,我从窗缝往她的腿根上看,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地方……”陆丰年是个十分坦诚的同类,他在当天还对我们宣布:他北京的亲戚,正在给他寻找对象,他想当一个北京人家的女婿。

同是上海来的何群,开陆丰年的玩笑说:“阿拉看依还是趁值班的机会,看看女人的屁股算了。这还比较现实。北京的大姑娘谁嫁给你这‘二劳改’?那不是等于把人家姑娘往火坑里推吗!你少在这儿痴人说梦。”

几个非老右的同班成员,却各有各的看法。他们的名字是:刘执中、张子久、李学明、王金海、武芳、赵鹏飞,还有一个来自于部队的湖北人寇邦安。他们都参与了陆丰年婚姻问题的讨论。

“这可不分上海、北京,只要是王八看绿豆——对了眼,凭陆君这一表人才,找个北京姑娘,没啥难的。”李学明说,“甭管怎么说,丰年君是正牌大学生,我是没有妹妹,有的话就介绍给他。”

武芳在全班个子最矮,也就有一米五高——绰号武大郎。别看他个子矮,却是桃园班的劳动模范。他说:“我看,丰年就别做梦娶媳妇了。北京的哪个姑娘听说你吃过毒蛇,跟你亲起嘴来都会恶心呕吐。我在这儿当过夜班看守,每到桃熟季节,都有村子里的妇女越界来偷桃,你为了过过眼瘾,就申请值一天夜班好了。可是有一宗,你只能看一眼白白的屁股,要是动真格的,你可就要犯流氓罪了——摘帽右派也还是右派,两个罪合并起来一块儿处理,怕是会送你到南区当犯人了。”

一片笑声。

陆丰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不瞒诸位,阿拉可不是吹牛,我的对象都有眉目了——名叫杨春英,比阿拉小好几岁呢!当然,我那位亲戚不会把我吃‘五毒’的历史,告诉那位杨家姑娘的——这属于我的专利。”

年纪仅次于银景曾——在班里第二大的寇邦安说:“杨家住哪里?要不要我老寇先替你去看上一眼。”

“谢谢诸位了。我会找合适的红娘的。老寇你太老了,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到了周未的上午,陆君在桃林中找到了我,递给我一支香烟说道:“关于我的那件事,我得麻烦你了。老实说,对别人去她家我都怕起负面效应;只有你还没有丢掉书生气,有助于我这桩事情的成功。”

如果此事发生在我的文学梦断之前,我可能没有兴致管这些闲事——此时此刻,我除了劳动之外,就是研究修理自行车。因为每个周未,我都要骑车回家。为了在几十里地的路程上,自行车不出毛病,我必须掌握这门技术。所以我这一段日子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修车与更换自行车零件上——好车骑起来省力省时,可以缩短路耗,增加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本来这是一桩非常无聊的事,但人生活干活吃饭——死了精神追求的环境中,这也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手段。因此,我几乎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陆丰年的恳求。他的第二个要求,我也应了下来——他要我给她带一本书去,因为她是一个文学爱好者。

对于第二点,我有点把握不住。我说,我身已离开文苑几年,不知她喜欢读什么书。他想了想,对我说道:“她好像在信中提到过一本叫什么……什么……《金蔷蔽》的书,这书你家里有吗?”

我说:“有,但是封存在场部的仓库里,我无心去拿出它来。”

他央求我说:“哎呀!你搭鹊桥,是修阴德嘛!你就发发慈悲,帮老朋友一把,将来我请你吃喜糖。”

我确实动了真情。一个被解禁的“二劳改”,一个与我在茶淀就相识的同类,他的内心世界孤独得像一座坟莹,难得有这么一个与女性往来的机缘。这是我动情的第一个原因。第二,这位姑娘,居然有看《金蔷蔽)有慾求,想看此书的人一定不是俗人一一此书为前苏联文学家所写,我是非常爱读这本书的。出于好奇,我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奇女子的风采。于是我答应了陆丰年君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本书不要紧,我可以从朋友处借到。我此时想起昔日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她在上师范学校时,曾有过一段洁如冰雪的友谊),此书我从她那儿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她,也绝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门外菜市口的一个二手商店,去买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正好与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于昔日友谊的纯洁,使我和她的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贵的意义。我们站在小巷巷口,谈了很多很多。出于友情,她十分关注我的生活处境,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她——当时她正当着小学教师,名叫陈燕慈——就是当今先锋派女作家陈染的妈妈。

那本《金蔷蔽》我就是从她那里借来的。按着陆丰年告诉我的地址(记忆中,是前门外向西拐的一条小胡同),趁着我从家里返场的时候,顺路把那本书给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送去。记得那是一个败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两个老人都挺善良,听说我是替陆丰年来送书的,立刻叫来了他们的女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在我的记忆中个儿似乎比陆君还高一点,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戴着一副墨镜,直到我站起身来告辞,她送我出门,那副墨镜也没有摘下来。

回到农场,陆君当然十分关心这件事。我说我对她的直感相当不错,是个老实姑娘;但是在赞美之余,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镜问题。这时陆丰年才对我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说:“你想一下,谁家的姑娘愿意与咱这号人联姻?她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是个什么人,是个精神残疾,跟她交上朋友,将来能成家,说句不中听的话,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

他的最后两句话,说得非常忧伤,使我顿感桃园的情爱史,从一开篇,就染上了政治的色泽。不是吗?如果此时陆君不是老右——而是农机学院走向工作岗位的干部,能有这样的择偶条件吗!时代把爱情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掺进了无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点儿对杨春英的勇敢肃然起敬了。

之后,陆丰年与杨春英当真地结合了。可是在结婚登记时发生的事,使他俩大为尴尬。

他俩走进了登记处之后,那位负责民事婚姻的女干部,先把陆君盘查了很久,这已然使他俩面红耳赤;最使人难堪的是,在盘查完了陆君之后,对杨春英的动员:

“你知道团河是什么单位吗?”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知道。”

“那你对我们说一说他是什么人?”

“……他原来是个右派,摘帽子一年多了。”杨春英头低得挨近了胸脯。

“我们是对你负责,才问你这些问题的。据我们所知,劳改农场的摘帽右派,与社会上的摘帽右派,还不能等同看待。他们虽然摘了帽子,并非有实际意义上的公民权,这一点我们必须对你讲清楚。现在你改变决定,还不算晚。”

杨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这一霎间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杨春英手上的那支笔,还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她作出了超越那个年代的选择,被我的同类们称之为中国60年代的奇女子。她虽然一只眼睛失明,但是她的心灵并没失明。

由于陆丰年在北京有了个蜜窝窝,他每到周未便有了去处。他归来之后,常常毫不掩饰地赞赏女性的体态美。因为我对他的婚姻有过帮助,在桃园干活时便常对我说:

“她那两条腿,又长又白又美,就像是跳芭蕾舞女演员的腿。我一个‘二劳改’,找了这么一个老婆,一生足矣!”

其他同类,都是有老婆的人,看见这个光棍能有个家,如同野鸟有了巢穴,都真心为他高兴。也可能正是他非常珍惜这个蜜窝窝的原因,陆丰年在劳动时特别卖劲。但与此相矛盾的是,在干活时我常常听见他唱那支很凄婉忧伤的俄罗斯民歌:

告诉我老婆

千万别悲伤

若有知心人

请你嫁给他

其实,这支歌是很长的,可是陆丰年君总是哼唱这歌儿中的几句,这不能不说是他流露出来的潜在心声。是哪一位哲人说过如下的话:“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担心失去。”这句话,可能算是同类陆丰年的灵魂透视。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他就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使苦难的情缘地久天长;他后来在一个劳改生活的十字路口,被时代的谎言诱骗到遥远的大沙漠中去了——这是后话。

就我个人的感情世界而言,在这一段干活吃饭的空虚生活中,除了母亲、儿子、妻子以及文学界的友人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之外,前文提及的中学时代的学友陈燕慈,也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按说她在学校时,是个十分标准的布尔什维克,是个骄傲的公主,此时此刻,她却非常同情一个阶下之囚,这是我必须要提及的一件难忘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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