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2节 混沌之初到“第十三名”

作者:从维熙

《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出人意料的事情,是我妻子张沪也被划为右派分子。鸣放初期,她曾转达过岳丈对我的忠告,她一没有写小说,二没有写杂文,三没有报道过“煽风点火”的文章,四没有向党提出什么尖锐的意见。但她也划为右派,而且定案在我之前。在我印象里,她对鸣放并不热心,她是跑高校的记者,白天匆匆忙忙去西郊采访各大院校,晚上归家照顾没满周岁的儿子。稍有闲暇,就打开那部被她翻烂了的《红楼梦》。她酷爱《红楼梦》,常常背诵几句“梦”中诗句,并向我讲述这部书的深厚艺术功力——因为我在年轻时不喜欢读这部书。

也真是该着。那天,她去高校采访归来,穿过麻线胡同回报社时,一辆小卧车从她身旁风驰而过,轮下扬起滚滚黄尘(当时北京的许多条胡同,还没有铺柏油),使得她无法逃避黄尘洗面之灾。回到报社文教组后,就仿照陶行知先生1929年的一首旧诗,在小黑板上诌下了这么几句:“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

这几句歪诗,充其量不过是宣泄她对黄尘洗面的不满,尽管其中掺杂了少许黑色幽默和反差度很大的对比,并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含义在内。但是这几句歪诗成了导火线,有人揭发张沪在党内曾提出过“五一节搞大规模的游行实属劳民伤财”之类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牛chún不对马嘴的荒诞分析,居然成了法律,她很快被确定成右派分子。她十足年龄16岁时,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疯狂大逮捕、大屠杀时,她曾经奉地下党之命,参加学生“反缴费运动”,被国民党抓获后,国民党特务看她个头太小,实在不像个共党分子,便脆脆地赏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轰出特刑厅。地下党为了保护她,把她送往了苏北解放区。这场灾难使她很伤心,但她外表又极其冷静,她照常挺胸走路,没有其他右派分子身背十字架的负罪之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去厕所,在马桶上仍然翻着《红楼梦》,这一镜头被那位美术组里惟一逃脱右派厄运的女画家看在眼里,在大楼楼道里画了她一幅漫画,把她画成一只长着长长尾巴的狼,说她是死不认罪的右派。这下,可激怒了她,她气愤地对我说:“我接受说理批判,可不接受这样的侮辱,我要叫她把这张大字报撕了去。”

我生性懦弱,在风浪面前更为胆怯,规劝她说:“吞下这口气吧!这是政治运动!”

“她为什么要侮辱我的人格?”

“也许是怕把她也划进右派圈子,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说,“这种心理状态,和右派一样可怜!”

“不是可怜,是可卑!”她高声喊着。

她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使她在漫长的改造岁月中吃了不少亏,这是后话。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被定成右派,权衡利弊关系,她还是吞下了这口气。但她屡屡向我表示,要把侮辱过她的人,记上一辈子!

我没有她的傲骨,在山雨慾来风满楼的日子里,我只希望像一只被人遗忘了的土拨鼠那样,在幽暗的洞穴里躲过这场雷暴。但幻想终究取代不了现实,文艺界的泰斗们首先被报刊点名了:艾青、丁玲、冯雪峰、钟惦棐、江丰……接着,北国的神童作家刘绍棠以及南京“探索者”成员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被点名示众。虽然报纸上尚未直呼他们为右派分子,但在批判文章中,无一例外地去掉了“同志”的称呼。按照50年代的阶级分析法,庞杂纷乱的大千世界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两大营垒,“同志”二字是革命者神圣的标志,取缔了“同志”称呼,当然就意味着是敌对分子了——对此,我感到不寒而栗。

文坛皆知,我和刘绍棠是孙犁的得意门生,又是性格相异但亲密无间的文友,真是在劫难逃了。一天,领导报社反右斗争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总编辑周游同志,约我去办公室谈话。我以为给我背上黑十字架,打入另册的时候到了,因而心跳得如同击鼓,迟疑着不想去推总编辑的房门。

门开了。他严肃地坐在一张棕色的大写字台后面,面色冷峻地对我说:“你最近怎么样?”

这句话问得很笼统,但我知道他所要问的是什么,便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自己发表过的东西,是不是有……”

“应该这么做。”他似乎在肯定我的想法,但是脸上并无赞许的表情,“尽量避免摔大跤子!”

是暗示?还是打招呼?我不禁暗自盘算起来。周游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打得一手好桥牌。他很爱才,我被从郊区青龙桥小学调到报社,据说就是因为他读了我发表在《文艺周刊》上的一篇小说,而打通了市教育局的关卡,让我来当编辑、记者的。1956年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是他批准的创作假;该年年底,我请求去北大荒深入生活,也是他破例地为我开的绿灯。当我请求当专业作家的报告递到他案头上时,他找我谈话说:“你年纪太轻,经受的锻炼还太少;专业创作的要求我支持,但是行政关系还留在报社吧!”因此,我成了惟一一个身在报社却以文学创作为业的编辑、记者。既是报社宠儿,又是同辈人妒嫉的对象。我很敬重这位前辈,常常越级找他去聊天,那时他谈笑风生,完全是一个宽厚长者。但此时他坐在写字台后面,却冷若冰霜。

“我一定好好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我说。

“对。完全对!”他再次表示赞许,但依然蹙锁双眉。

“还有事吗?周游同志!”

“现在我通知你一件事。”

我觉得上绞刑架的时刻到了,我等待命运的宣判。

“你暂时离开报社,到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去吧!马上就走!”

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反右斗争已开展得如火如荼,每个单位都在揪右派,挖右派,而周游居然叫我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属非常之举。回到家来,我向妻子详述谈话内容,她说:

“这是有意保护你过关!”

“出于爱才?”

“可能吧!你是他调来的。”她分析着,“再说,咱们这个四口之家,已经有我这个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了,他们或许不忍心再给你戴上这顶铁帽子!”

“阿弥陀怫——”我暗自庆幸我身后有个保护神。

“但也未必能保护得了你。”她说,“他只是‘五人领导小组’中的五分之一,其余那五分之四,还是个问号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困境中看见了一线生机。第二天凌晨,我整理好行囊,乘公共汽车去东郊高碑店乡“社教工作组”报到。我被分配和东城区妇联一个同志到农业社所属的各个生产队去调查。我拼命地工作,与其说是为了积极表现,还不如说是以繁忙的工作压抑内心的忐忑不安的情绪更为准确。我最怕黑夜的寂静,躺在床上总是久久不能入睡,就连水塘里的阵阵蛙鸣,都能使我联想起批斗右派时的激昂口号声。还好,睡在同一顶屋檐下的同志,都因白天的奔忙而匆匆入梦,并没发现我这个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倒是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妇联同志,对我白天连打哈欠表示不解。

“喂!夜里干什么去了?”她单纯、开朗、活泼,对于我这个濒于右派泥沼人的心情,毫无所知,“你听早晨的新闻广播了吗?又揪出好几个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中有吴祖光,叫什么‘二流堂’小集团。”

我苦笑着应声:“是吗?”

“你怎么不关心重大的阶级斗争?这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事!”她以戏谑的形式,向我袒露着一个女青年的心声。

“只要听不见我的名字就行。”我回答了她的真诚。

“不会。来工作组的都是机关里的左派同志,你要是个右派,领导不会派你来搞社教。”她充满信任地对我说,“不过,你们文艺界确实是右派的老窝,有个叫刘绍棠的胆敢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真是狗胆包天!”

哪壶不开她提哪壶,使我在寻求安宁中,失去心灵的安宁。其实,这并不是她的过失,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生活在她眼里永远是蓝天。她似乎没接触过农村,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感到新鲜,因而在路上常常跳蹦着,唱起50年代青年们喜欢唱的歌:

我骑着马儿过草原,

青青的河水蓝蓝的天……

这支歌使我格外惆怅和茫然。据我所知,这首歌的词作者马寒冰同志,在鸣放乍起之时,曾与陈其通等四人,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捍卫文艺路线的文章,结果受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指出文章是“左”倾,不利于鸣放,马寒冰承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但是弹指之间,也许那缕游魂尚未飘进丰都城,毛泽东又反其道而行之,对鸣放中提出尖锐意见的知识分子(包括并不那么尖锐,只是对鸣放中意见点头或摇头的人),进行全面的反击。可惜,马寒冰同志缺乏稍安勿躁的精神,因英雄气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然的话,反右斗争开始的本身就是为他平反正名。

不久,我的这位小伙伴,就和我拉开了距离。她不再和我说话,并且常用探索的目光审视我。我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个不吉祥的信号。果然,“社教组”下达了叫我返回机关参加反右斗争的通令。我揣摸到厄运要降临到我头上了。这反而促使我丢掉了患得患失的情绪,去迎接命运的赐予。当晚,妻子告诉我,报社揪出来的右派已满十员,我虽然尚未被定性,但是楼道里已出现了关于我的大字报。

范瑾、周游同志:

我们非常奇怪,从维熙在文艺界放了那么多的毒,为何叫他去搞“社教”,让他逍遥法外?我们强烈要求把他揪回来,审查并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后边是一大串签名,首签的人是摄影组记者王一波。我理解群众的心情,更理解领导小组的处境,但我不理解的是,签名的人中间多数不但是我的同龄人,而且有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继而,我连这点不理解也变成了理解,他们还不是怕受牵连而主动地划清界限,并以此来向运动表态吗?反右的锣鼓敲响,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谁都怕陷入右派泥沼,因而并不太考虑该不该把某某人推上历史的祭坛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在报社算得上一根出头椽子了。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倒是我的岳丈、教育家张宗麟,他在鸣放时曾规劝过我,叫我注意社会影响。但反右斗争并没有放过他去,在教育部,他成了靶牌之一。不仅如此,就连他的儿子张闽——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学生、党支部组织委员,也被卷进了反右漩涡,再加上他的右派女儿张沪,一家四个解放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个被定为右派分子,这个革命家庭在1957年被肢解、被撕裂。我悲助,我百思不得其解,苦思冥想之余,我想起历史上岳飞被押上风波亭,又想到明史中朱元璋火烧功臣楼。历史拉开了长长的帷幕,但把帷幕撕开,现实和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许多在报刊上被点名为右派的老前辈,不少是出生入死,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流过血汗的人。看见有那么多的名人,被戴上了右派的挂冠,我这小小的萝卜头,反而在思想上得到了某种解脱。

这种近似于阿q式的心理平衡术,倒能给我一些*醉。因而,当那顶右派帽子在我头上旋来旋去,并渐渐逼近我的脑袋时,我心里反而平静了许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8月21日的早晨,我奉召去参加市文联的揭发批判右派分子刘绍棠大会。会议室坐得满当当的,但却肃穆无声。当我走过椅子中间的窄窄夹缝时,许多目光都投向了我。文艺界的同行和各期刊的编辑,都知道我是刘绍棠最要好的文友,因而这种目光对我说来无异于一条条鞭子,从四面八方抽打过来。我难以改变昔日的旧习,仍坐在最不显眼的边座上。我发现绍棠早已到场,他端坐在我对面那条长桌的中央。他面前摆着一只麦克风——那儿是被审判者的席位。近两个月不见,他似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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