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节 天堂与地狱相隔并不遥远

作者:从维熙

回首20年的风雪驿路,我在“桃花源”内耕耘的几年,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轻松的日子。但是留在三畲庄的我的那些同类,由于头上顶着帽子,身份仍属纯粹的专政对象。特别是到了1963年夏天,社会宽松环境的结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擂越响,他们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昔日董维森当右派政治指导员,高元松当中队长时的欢乐气氛,已经不复存在(他俩前后调离了三畲庄)。当然,这种生活的无常变幻,根本的问题,在于大气候的无常变化;但也不能说与干部的更迭,没有任何一点关联。记得在董和高主持三畲庄的工作期间,有一个来自公安系统的右派易稼祥,他在劳动之余,还能向英语尖子刘祖慰、杜友良、刘乃元学习英语,董对此持支持的态度。再如,来自北京师院中文系的学生高作纯(他与陈独秀的孙女陈桢年,有着十多年苦涩的情爱史),在这一段时间内,自学完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随着季候风飘忽不定而浓云翻卷,闪耀在老右面前的一线曙光,便在中国的地平线上消失了。

因为偶尔还能与三畲庄的同类们,在田问地头上相遇,便陆续得到以下新闻:一些同类到了三年的劳教期限,而不能按期解禁。按着法律规定,无论是犯人还是劳教分子,延长刑期和劳教期,都该有所依据;但是随着政治季候风的转向,刑法成了无极变数,致使到期的同类,不能按时成为农工(尽管农工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到了期而不能获得解禁的老右自然产生不满,并由不满而提出有限度的质询——专政干部,不但作不出合理的解释,反而采取高压手段,对其进行处罚性的禁闭措施。在这些日子里,高作纯、杨路、李泰沦等十多位同类先后遭此厄运(杨路为了表示抗议,留起了络腮胡子)——他们被送到犯人区的禁闭室,去接受不该接受的制裁。早晚一碗稀粥,中午两个窝窝头,此外还要强行让他们自认罪错——这在1962年是难以想象的。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左转,三畲庄便开始了一场)‘打鬼”运动,让同类们之间,互相揭发。有一个同类,密报谭天荣在晚学习的时候,不知在涂抹些什么,于是后来接任董、高工作的干部,便以清扫卫生为名,对谭天荣进行了搜查。结果从他的笔记本上,查出来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便开始对谭进行审查。由于在日常生活中,李泰伦与谭天荣比较接近,并教过谭天荣拉二胡,中队便组织了一批同类从李泰沦开刀:让李揭发谭的反动秘密。李泰伦知道谭天荣学的是速记,但他怕召起对谭的更大疑惑,一直佯作不知——事情便越闹越大,直到把谭天荣重新送回劳教收容所,又回炉炼了一段时间,才重新回到三畲庄来。如此这般,不仅昔日的正常改造气氛荡然无存,还使得同类人人自危。

还有一桩冤案,制造了三畲庄的“莫须有”之最。有一天,同类郭允德在一个烟盒纸片上,问来自钢铁研究院的老右王玉琦,钢厂轧钢的“轧”字怎么写,是不是“砸”字?王玉琦告诉了他正确的汉字是“轧”。本来这件事构不成任何政治事件,但事情十分凑巧,郭允德晚学习时在烟盒纸片上无意地写了“毛泽东”三个字(读报学习时顺手写下来的),之后他顺手将烟盒扔在了地上。第二天,这张纸片被一个姓刘的同类拾到了,便立刻汇报到了中队队部,便成了一桩反革命事件。其理由是:那个“砸”字,与“毛泽东”三个字出现在同一张纸片上。

“打鬼”的行动开始了。同类中有那么几个急于立功的人,对此纸片开始是无限上纲,后又对郭允德大打出手。学钢铁的王玉琦,出于公道与良心,在会上说明此事的原委,并提请中队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一问题;另一个名叫史镇华的同类,也在会上提出:如果郭允德真有仇视毛主席之心,怎么会把纸片随便地丢在地上?这足以证明郭是出于无心。按说知识分子,都有着缜密的思维,这其中的荒唐,是谁都能分辨清楚的——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窝里斗的劣根性,当严酷环境到来时便会有淋漓尽致的表演:一群同类蜂拥而上,对主张实事求是的王玉琦和史镇华,一阵拳脚相加,致使这两个同类变成了“乌眼青”。后来的结果,令人心悸:为了询问“砸”与“轧”二字之区别的郭允德,被押送犯人队——判了有期徒刑(到1979年之后才得以平反)。

到了“文革”初期,右派队的形势,变得更加不可收拾。经历过1962年宽松气氛的同类们,此时已完全绝望。清华大学化学系来的高才生陆浩青,绰号“氯化氢”。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外号,不仅因为他的名字与这个化学名称有关,还因为他的脸上缺少血色,使人想到“氯化氢”的色泽。“文革”乍起之时,他趁同类们出工之际,在仓库内悬梁自尽——多亏被同类发现从梁上救下,才算活了下来(但是活过来那口气,不等于解决了他对前途的绝望;后来重返茶淀后,他又一连三次自杀,后文将有叙述)。

另一个使我心惊的消息,令我悲伤了很久很久——那就是我在前文提及的“林妹妹”郑光第的自杀。看起来他弱不禁风,但是他的根根瘦骨,都可以比作钢筋,足以让苟延残喘的我及我的同类感到汗颜。他是在解禁之后自戕的,谁也料想不到这个温文尔雅的“二劳改”、昔日北大化学系的骄子,会有勇气自进天堂:在一大公休时,他去了市内。在游历了北海和故宫之后,他踯躅在什刹海的堤边。当天色渐渐黑下来以后,他在一个十分幽静的角落,突然一头扎进了碧色的波涛之中。直到几天之后,农场才来领他的浮尸。他这种死亡方式的选择,使我的灵魂颤栗了很久,农场里的水塘不少,他非要到皇城里来演出这场与世界诀别的戏剧,我想只有理性思维非常发达的人,才能作出这种地域性的选择——他想要人们知道,他的自杀是对那个时代的抗议。而他的外在是那么柔弱,这种外在形象与他的内在坚强,反差之大,如南极北极。

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同类们在那个严酷年代中的几个例证。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同类中的先知先觉,而这种先知先觉,在知识分子中是绝对少数。过去常见书中对自戕行为冠以懦弱二字,这其实是软弱者掩饰软弱的一种手段——死亡是勇敢者才有的行为,他们之间的惟一区别,就看这种勇敢的选择价值博大与渺小。毛泽东的这几句话,还是有着它不可取代的意义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陆浩青与郑光弟之自辞人世之举,显然是那个年代的一部无字的《醒世恒言》。

我所以称他俩为先知先觉,是对比同类而言。1964年的春节,毛泽东召开了多方面的座谈会,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大多数,再次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广大知识分子中造成草木皆兵。人人的紧张气氛。”(引自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社会上尚且如此,最底层劳改队中的知识分子,情况当然变得更加恶劣。历经了七年多改造的老右,自然失望之极——他俩意识到中国向“左”升温,还没有个尽头,只有像鲁迅先生说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那般,表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血祭了——因而我提笔写“桃花源”的生活回忆时,不能忘却对我的这两个同类进行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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