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2节 “文革”正式开锣,母亲被挂大牌

作者:从维熙

“文革”的苦戏正式开锣,我的母亲脖子上被挂上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

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虽然己梦断巫山,但是因为我们是5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那无法去掉的历史胎记,还常常使我们对生活自作多情,与已不复存在的鸳梦藕断丝连。

中国的政治运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文艺开始。1964年从批鬼戏《李慧娘)开始,之后,马上续上了大批黑戏《谢瑶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到了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实际上已拉开了“文革”的序幕。我们这些“二劳改”,是每天晚上学习都要读报纸的;但不知是被阶级斗争搞得神经麻木了,还是我们在“桃花源”有时也能自得其乐之故,竟然没有从报纸的字里行间,嗅出中国的一场血腥之灾,已初露端倪。直到1966年的夏天,北京的砸烂“四旧”开始,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桃园班首先家里出了问题的是陈云诚,他的身份不是右派,但他是国民党在台湾高官的儿子,于是他在北京六中教书的妻子,被红卫兵关进了六中进行暴力批斗。夜晚,红卫兵又恶作剧地从窗外,向被拘于教室水泥地上的她,泼尿抛石。陈本来是有家可回的——此时他变成了不敢回家的人。

我自然联想到母亲和儿子。尽管我的父亲死在了国民党监狱(因要奔往延安),但我的出身是地主家庭,加上我和张沪都进了劳改队,“文革”将要波及到他们是必然的。中队以保护我们的安全为由,采取了双周休息一天的办法;殊不知这使我及我的同类们,更加心急如焚。终于盼到了休息的那一天,我不敢直接回家,而是先骑车到东四人民市场,找到同院在那儿当售货员的邻居刘嫂,询问了我母亲的情况。

她躲开别的售货员,用最轻的声音对我说:“你先不要着急回去,等天黑了你再回也不迟。你母亲前几天,已经被红卫兵挂上一块大大的木牌。我晚上偷偷去屋里看过你妈,她精神还不错。”

“抄家了吗?”

“搜了一遍,好在你家也没有啥东西了。”刘嫂说,“让你妈着急的倒不是她自己,红卫兵扬言要去农场斗你哩!”

“刘嫂,身在公安局的劳改队,已经是接受专政了。您可以放心,那儿目前倒是一个保险箱。,,

“那就好了。”刘嫂说,“这是你妈最挂心的问题。”

我不敢在刘嫂身边逗留,可是夏天天黑得又比较晚,出了人民市场后,我沿着小胡同转了很久,待天大黑了以后,我才偷偷溜进院子。屋门没有关,我轻轻一推,就进了屋子。真是最知道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听见我的脚步声,就从里屋走了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对母亲的第一印象:她手上没有苏三起解的木枷,身上没有苏三的彩衣;但是垂挂在她脖子上的那块大木牌子,却完全与囚徒苏三颈上的木枷一样。特别使我心动的是,那块大木牌子不是用绳子拴系着的,而是用铁丝挂在脖子上的。由于木牌又大又沉,母亲的脖子被铁丝勒成一道深深的沟槽——因而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用手去摘她颈上的牌子。母亲一下拨开我的手说:“不行!不行!”我说:“晚上没有人来,您怕个啥!”

“隔墙的街坊就是红卫兵,说来就来。你还是少惹一点是非吧!”

我拗不过母亲,只好松开我的手。然后拿来一块布片,垫在了母亲的脖子上——这样可以减轻一点她的疼痛。母亲不放心地听了听窗外,惊恐地对我说:“没有打我,就算阿弥陀佛了——你听,东院吴家正在打人哩!”

我侧耳听了听,当真是一片鬼哭狼嚎。刚才我进家时,精神太紧张了,竟然没有听见这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我看你还是连夜回农场去吧!”母亲央求我说,“一旦他们知道你回来了,是会来抓你的。听妈的话,你看妈没伤着胳膊断了腿的,你也就放心了。挂牌子就挂牌子,扫街就扫街,只要人在,比什么都重要。”

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儿子不在屋里。母亲告诉我,她不想让孙子看见奶奶这个模样,运动一来,她就把孙儿送到姥爷家中去了。母亲能如此从容而清醒地面对乱世,使我有些吃惊。细想起来,似也不难找到生活依据:我四岁丧父,母亲与我相依为命(我无兄弟姐妹,是独生子)。上中学时,有一段时光是母亲靠当保姆的收入,来供我上学的。可以说她从年轻时,就受着生活的煎熬;1955年我才从河北老家把母亲接到北京,她没过上两天好日子,五七年的反右就开始了。我和张沪双双被送往劳改队,家中扔下了不满一岁的孩子——到1966年,她带着孙子,已经苦度了7个年头了。也许只有在苦水中泅渡过的人,才有对各种突发苦难的应变能力。我木呆地望着苦命的母亲,泪水立刻盈上了眼眶,我真想把她颈上的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大牌子,取下来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是,感伤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只好安慰她说:“妈,我一定要陪您过一夜,这么晚了,没有人会来找我。”

“你进院时,有人看见你没有?”她神色不安地盯着我的双眼,似乎是想从我的回答中,判断我的话是否诚实:“外院的一家人里,有个中学生当了红卫兵——红卫兵来咱家搜查时,她是跟着一块儿来的。”

我继续宽慰着母亲说:“我是悄悄溜进门来的,没有人看见。”

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不要说隔墙的吴家,武斗声声使人不能安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我也不会产生一丝睡意了。当我和妈妈囫囵个儿歪在床上之前,我母亲死活不肯摘下她脖子上的那块木牌,我硬是从母亲的颈上取了下来,答应她只要听见人声,立刻再套在她的脖子上——母亲这才上了木床。

母亲说:“造反的红卫兵说了,反革命家属兼地主婆,是不能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要换城里的无产阶级来住。”

我说:“妈,您一切听他们的,不然会吃亏的。”

“总不会送我回乡吧?”妈说,“我一个人回乡还没啥,可是我走了小众怎么办?他姥姥、姥爷都有病,孩子又正上小学,这不是愁死人么!”

“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满腹愁肠他说,“实在不行,跟着我去劳改队。”

“那可不行,他还是个小娃儿。”

我说:“在茶淀有带着儿子,女儿进来的——他是北大的助教。”

“宁可我带着他去要饭,也不能让他去你们那儿。”母亲的口气非常坚决,“你们俩就这么个孩子,到里边学不了好。我舍出老命,也要让他成人。”

直到凌晨3点,我和母亲的主要话题,就是一旦发生什么不测,我小儿子的去向问题。其间,我母亲还不断地打开手电筒,看着桌子上的闹钟——她不敢开灯,怕惊动周围的四邻。大概是到了4点钟左右,母亲催我立刻回场。昨天夜里回家时,我没敢把自行车推进院门,为了不把自行车丢了,我颇费了一番脑筋。沿胡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夜里也开着小窗口的葯店——只好跳河一闭眼,把自行车放在了那家葯店的门口。昔日我回家时,母亲早晨要给我做饭;此时此刻,再没有这种可能了——我像一个离开黑店的贼,失魂落魄地匆匆溜出宅院,直奔我放车的那个葯店。老天还算有眼,没有让我坐车返场——那是会迟到的。我骑上自行车,离开了东四北大街。

在穿过南长街的时候,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此时天刚微亮,一群红卫兵在斗争一个躺倒在街心的老太太。瞧那阵式,是连夜的批斗会,无论是斗人者还是被斗者,神态都已走形。皮带、链条虽然还在对那老太太不停地抽打,但已显得有气无力。当然那被打的老太大,此时若同一只死狗一般,我看不清她到底还有没有呼吸——我猜想她还活着,不然那些红卫兵应该早已散去。大概是为了提高斗志,有一个男红卫兵突然喊了一嗓子:

“嘿!该你们长头发的发挥威力了,‘半边天’不能只是站脚助威呀!给我上——”

几个原本站在外围的女红卫兵,便一起挤上前去。她们没有打那个老太大,但是却比那些用皮带和链条抽打,更为刺激人的中枢神经——她们中间里的一个勇敢者,竟然跳到那老大太胖胖的肚皮上,像是跳踢踏舞似地,在上面踩个不停。她一边踩,一边对那老人喊叫着:“你这死顽固,看你交不交出房契?不交出来就踩死你这资本家!”

我大着胆子探头看了那老太太一眼.原来那个被斗的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条——那可能就是红卫兵索要的房契。她或许已经死了,不然的话,为什么那些皮带、链条就是不能让她松开手掌呢?当然也不排除那个老太太是个“葛朗台”般的有产者,宁舍命也不舍那张房契——我不忍再多看一眼,跳上自行车便惶惶而去。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不管是不是属于“葛朗台”型的老人,要去她应去的“天堂”是无疑的了;可是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这一手段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所以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是不是历史扮演了教唆犯的角色?潜藏在人类自身中的善与恶,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很难有十分出格的行为的。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但是,希特勒这个恶魔掀起了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的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自身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了极至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的表现,能不能从二战的德国历史中,找到一点启迪呢!

不知为什么,一路上在我的头脑中,总是盘旋着那位女红卫兵的影子。她有母亲,她将来也要做母亲——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在公共汽车上,她很可能给那位老太太让座,或者顺口叫一声奶奶——此时此刻,她心灵中的善良完全披邪恶占有,原始的野蛮便不唤自至;而她的这种精神错位,既是人性的,又是历史的——一个本来很伟大、但是后来被神化了的人物,在这个特定年代,诱发出来的民族狂热的能量之大,可以呼风唤雨,点豆成兵了。这位姑娘的霎间表演,可谓是人妖嬗变的一个典型。真的,从见到这一幕开始,我再不仅仅为我自己的母亲悲哀——而是为全中国的母亲们感到悲哀了。

回到农场,我浑身大汗淋漓。空着肚子到桃园上班,承受的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煎熬。陆丰年君匆匆过来找我,他说:“恐怕杨家要受我的牵连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说:“我自己的坟头都哭不过来,我们的家属怕是没有例外。”

“这是什么世道!我感到有点对不住人家了。”

“问题决定于杨春英,她的态度怎么样?”我自身虽然己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但同类的命运仍然本能地引起我的不安。

“她挺爱我,不会发生什么变故。”陆丰年说,“可是她还上有父母哩,我总不能不考虑人家的生存呀!”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拿不出一条好的生活方程式来。不仅我拿不出来,就是孙悟空在世,他的分身术恐怕也会在这乱世中失灵。

“前两大听人说,场里从大西北来了一些人,想动员我们到那儿去支边。你听说了没有?”陆说,“据说,到了那儿,可以完全改变身份,成为真正的公民。”

这事情我是早有耳闻了,但我根本没有动心。道理十分简单,我的家中一老一小和还留在茶淀的张沪,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没有这些骨肉相连的因素在内,我可能愿意做一朵四海云游的蒲公英——我与陆丰年的情况不同,想法自然不尽一样;我是宁可在北京当“二劳改”,也不愿意到遥远的边疆去当什么合法公民。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误的话,那是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除去南区犯人和北区三畲庄没有解禁的老右之外,其他所有的“农工”,停产开会。那天早上起来,地处农工大队队部的广场上,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响。这个有线的广播喇叭,过去每天广播的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诸如,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及《人民日报》的社论等等;这天早上,我们正在排队打饭的时候,大喇叭突然一反常态地播放开了《我们新疆好地方》这支歌,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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