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4节 远行者在大沙漠的足音

作者:从维熙

行文至此,我不能忘却对我的另一部分同类的追踪报导——因为他们是50年代受难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更大的牺牲品。在时代的祭坛上,他们比留在团河农场的我们,承受了更大的不幸。

那挂列车,还没有开到吐鲁番车站的时候,已然有人跳车逃跑。逃跑的人中,多属流氓。小偷之类。老右们是安分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从“桃花源”步人苦寂荒凉的沙漠而改变初衷——道理十分简单,他们是为改变自身的政治面目而来的,只要是按照招募时的承诺,给予他们一点政治上的温暖,他们会拿出全部的力量,成为屯垦大沙漠的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他们不仅能武,而且能文——来自北京各大学院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包括一部分家在北京的),几乎都登上了那挂北行的列车。

记得,在那天的大会现场,我遇到了我昔日的同行——原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陈野,我和他有过如下的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走?”

“在这儿呆下去,有啥子前途?”他老家四川,1947年秋天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

“去了那儿,你就能保证身份会有变化吗?”我说,“你是我党的老同志了,你确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妈的,我就再信这一次吧!那儿比这儿艰苦,也许能从艰苦中获得一点回报。”他说,“留在北京有啥子意思,天子脚下都乱成了这个样子,走这一点儿眼不见为净。只当是人生的又一次赌博,如果发现受骗上当,我腿下还长着两只脚,去当流浪汉么!”

他就这么走了。在此之前,他也和我一样曾经有过梦幻,他是以老党员、老记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中国青年报》大门的。报社头头,曾答应他等环境再宽松一点时,调他回来先当纸库的管理员,然后看形势发展再另行安排。但是越来越紧的政治空气,把他这一点点希望化为泡影,他心灰意冷之后,便有了远走高飞的念头。

到了边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允诺的条件,没有兑现任何一条——同类们每天在沙漠中修公路,于是怨言四起。特别是随着“文革”武斗的升级,那里严酷的阶级斗争的戏开锣,老右重新成为射击的靶牌。加上当时一些同类与非同类,在1967年春天,逃离开沙漠的人越来越多——陈野便滋生了逃离无边无际大沙漠的念头。

1968年的8月1日,他所在的劳改中队全体整体。陈野借口前一天把铁锹丢在了工地上,他要去工地把铁锹找回来。管理他的队长姓金,觉得平日埋头干活的陈野,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对他开了绿灯。他顺利地通过了警卫的岗哨之后,便匆匆奔向了他藏衣服的地方(前一天他已经把衣服藏在了工地上),他埋起了换下来的衣裳,穿上新衣就朝叶城方向跑去。叶城即古代的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落生的地方——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坐长途汽车。天黑了在维吾尔族老乡家中借宿了一夜,人家不知道他是个边陲劳改队中的逃犯,还给了他两条羊腿吃。第二天早晨3点,他就不辞而别上路了。

当时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对不起这家维吾尔老乡;但是一个逃犯,无法对人家解释清楚,他只好在临行时,对着那间少数民族土房,鞠了三个大躬。之后,他不敢在原地久留,惶惶不安地踏上行程。他沿着沙丘小路,步行了约有一百多华里,才到了叶城。他摸摸衣袋,里面的二百多元钱和百十斤粮票还在(这是他积累下来,准备外逃时用的),便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他原计划是一路南行的,但是汽车站有红卫兵盘查,他只好在叶城的三条小街上转来转去。头一夜,他是在麦秸垛里度过的;第二天,他还是没能登上汽车,新疆夜里很凉,他想找一个暖和一点儿的地方过夜。就在他踯躅于一家茶馆旁边时,叶城的警察见他行迹可疑,把他叫到派出所,对他进行了审问。

陈野最初告诉警察,他是四川来的记者——因为他有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采访。”

“采访什么地方?”

陈野胡乱说了一个地方的名称——他来新疆一年多,知道一些新疆的情况。

“有记者证吗?拿出来!”

陈野本想不亮自己的原来身份,但是此时他已无法从这儿脱身,他在无奈之际,只好把昔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证,当作护身符咒,递给了警察。如果他事先不说是四川来的记者,这张护身符咒,还可能起一点作用——尽管那是50年代发的,外壳已然破旧;但是上面印有报社公章,那位边疆警察可能把他一放了事。可是他偏偏说他是四川来的记者,与记者证单位相异——他被带到了收容所。

当天晚上,对他的问讯升级了:“我们问过《中国青年报》了,没有你这么个人。”

陈野想了想,如果他们真的问过北京,那方面不可能回答没有陈野这么一个人;北京只能回答,他是个右派。因而他壮着胆子反问说:“你把电话记录拿给我看看。”

“我们给你的四川老家打过电话了,也没你这么一个人。”

陈野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审讯方便,而对他进行的欺诈。便胆子大了起来:“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猴儿?你们根本没有打过电话。”

当夜审讯,到此结束。

之后,他被闲置于收容所,每天吃着收容所里的窝头,喝着收容所的菜汤。这几天是他最难过的日子,因为他在无事可干的日子里,忽然想起再过上多半个月,就是他在上海参加地下党21周年纪念日了——那时候,国民党到处抓捕共产党人,抓到就要枪决;自己当年没有被敌人抓住,而今却在这边陲收容所里为了活下去,不得不自欺欺人地编织谎言,以求自保……陈野到底何罪之有?!

有一天,那位审讯他的警察又来到了拘留室,跟随他来的还有一个《新疆日报》驻本地区的记者。无能的警察不再开口,而是让那个记者对他提问:

“你说说看,《人民日报》第一任社长是谁?”

“范长江。”

“新华社的第一任负责人呢?”

“吴冷西。”

这位记者又问了他一些有关新闻工作的问题,陈野对答如流。在没有破绽可寻的情况下,那位代审的记者只好告诉那位警察,他是一个真记者。审讯草草收兵,可是并没有把他放出收容所。陈野这时才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年月,各地都在忙着武斗,这么一个非常容易查清的问题,硬是查不清楚——这倒也好,他反而有希望被放出去了。但是他一天一天地等,一直等了46天(他是在收容所里度过他的入党21周年纪念日的),终于等来了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喜剧,而是出乎他意料的又一个悲剧的开端。

非常不幸,劳改队里的又一个名叫奇行忠的逃号,被抓进来了。虽然没有与陈野关在同一个号房,但是陈野隔着窗子看见了他。警察对他不像对待陈野那么文明,第一次审讯,就对他进行了拳打脚踢,这个逃号被打得鼻青脸肿之后、跪在地上自供出他的劳改身份。这已使陈野心中七上八下,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劳改队的干部到收容所来领奇行忠时,提出要到各号房里看看,有没有别的逃号被这里收容——因为自“文革”开始之后,逃号的人数与日俱增。

陈野的命运,就这么被决定了——他与那个新逃号,同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了返回劳改队的解放牌大卡车。当卡车穿行在劳改工地时,同类中的于立仁、刘士康、哈长林、张逢甲……无不对他投以忧心的目光。陈野则朝他们笑笑,他已经作好挨整的准备,一切听天由命了。

他被掷进了禁闭室。

当天夜里,一个蒙面大汉走了进来(那是不露面孔的警卫),先用绳子捆住他,然后把他吊在了房梁上。对他施刑的刑具,是皮鞭和木棍,那蒙面人一边抽打,一边狠狠地骂着:

“右派反革命,我叫你跑——”

“你跑到天边去,我们也能把你抓回来!”

骂声与棍棒声交织,不一会儿陈野的裤子就被打烂了。

因为在叶城收容所,陈野得了肠炎;几棍子下去,稀屎汤子就从肛门中喷了出来。

这一下,更招起了那个打手的火气,一会儿用鞭子抽,一会儿用木棍打——直到把陈野穿的那条屎裤衩也打烂了,才把他从木梁上放下来。此时的陈野,已然浑身赤躶——加上屎汤流了两腿,禁闭室充满了血腥和屎臭味。

已然陷入昏迷状态的陈野,躺在地上听见了几声训令:

“别躺在地上装死,起来收拾卫生!”

“穿上长裤,别露着你的**!”

“发晕当不了死,你听见没有?”

门响了——打手走了出去。

陈野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天对他的肉体折磨还在继续。他拖着血迹斑斑的身子,收拾完了屎臭以后,队长把他叫出禁闭室,让他承受另一种酷刑:在撤满了新疆沙漠骆驼刺的地上,队长责令他赤着双脚一边在骆驼刺上转圈,一边捧读《毛主席语录)。陪同他的是与他一起被抓回来的奇行忠——奇不是右派反革命,走三圈;陈野是地地道道的“敌矛”,在骆驼刺上走五圈。五圈走了下来,陈野两脚被扎得失去了知觉,不要说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所以把他送进严班后,他首先干的就是在血肉模糊的双脚上挑刺——他自己无法看到自己的脚心,也是因逃跑而被关在严管班的同类王继祖、周世资,便为他细心地拔出脚上的毛刺。然后,陈野与王继祖(平反后回到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工作)和周世资(平反后回了武汉),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评说——抛开个人遭遇不谈,国家也被这祸国殃民的“文革”,拖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陈野的态度最为激烈,他说他准备在严管班呆下去了,一直呆到“文革”法西斯死亡为止。

到了1969年初,王继祖和周世资先后离开了严管班,空荡荡的地窝子(严管班设在地窝子里),只剩下陈野一个人了,他拒不回队。不过这些日子,他也没有闲着——先后有27个外调组的外调人员,来到这儿找他调查原上海地下党同志的情况,陈野在这段时间内,一共写了二百多份外调材料——证明张三不是叛徒,证明李四在对敌斗争中十分坚定。这些材料完全可反证陈野是个好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他却在地窝子中被关了两年零十五天。

面对黑暗,他已经准备“把牢底坐穿”了。其间,发生过这么一件令同类难忘的事:有一大,一个来自上海的姓范的成员,被关进严管班,仅仅因为他那天听见吹哨,起炕晚了一点点儿,先是罚他跪在地上,后又不给他饭吃。陈野见他实在可怜,便端过去一碗水,给他解渴。管理他们的人员,上去就给范一枪托,同时骂道:“我日你妈——”

陈野被激起了火性,反骂那个管理人员道:“他妈在上海,你怎么骂人家老人呢!谁给你骂人的权力?”

“我还打你这个反革命呢!”说着,照着陈野腿上就是两枪托。

十分凑巧,正逢当时有来自上海外调的工作人员来找陈野,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出于公心,外调人员当场对这种野蛮的打人行为,表示了有限度的不满。当外调人员走了以后,陈野可就倒了大霉。他们捆起他的手反吊在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直打了40分钟,直到打人的人累了,才罢了手。在此其问,陈野反背着的手,被勒得紫青紫青;他的身子随着皮鞭的节奏,像钟摆一样在树上摆来摆去。

“我打死你这个反革命!”

“你打我已经证明你比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坏不少了。”陈野不屈地喊道,“你要是打死我,更证明你是与共产党为敌到底的坏蛋了!”

“你还嘴硬?”叭叭又是几鞭子。

陈野被放下来的时候,已经成了血人。管理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是属于革命行为,待陈野醒来之后,让他在地窝子中写认罪书,并引用了红宝书中“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让他承认为姓范送去的那碗水,是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问题。陈野声言,我不离开地窝子了,除非打人者向他认错——就这样,陈野成了“死不悔改的‘花岗岩’”,当然也就真成了在地窝子里生活的野人。直到后来,劳改队强行用车把他拉了出来——那时,他已然皮包骨头,像一具出土的木乃伊。

他和他的同类,去新疆是自愿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怕艰苦,说得形象一点,就像是过去卖故衣的小贩们唱的绕口令:

这个由我的卖

三年也穿不坏

它经湿又经晒

它经蹬又经踹

陈野与他的同类,不是畏惧大沙漠的艰辛而逃跑的——他和王继祖、周世资以及孙本桥、王同竹(后两者和陆鲁山、姚祖彝同时被枪决于南京),何以来而复去?怕是政治上的重压超过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生命负荷。特别是像陈野这样的老革命,他出逃的内涵十分丰富。平反之后,他来北京看我,讲起这一段往事时,仍然对他离开“桃花源”无怨无悔——他惟一憎恨的是那血腥的“文革”暗夜。他认为“文革”之所以来势汹汹,都是出自于党内“左”祸根深蒂固。一线萤火,便燃起了熊熊烈焰,致使许多开国将帅死于自己的屠刀之下。

陈野的感悟是深刻而理性的——因为他的生命,也险些埋在大西北的沙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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