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节 重返老巢后的沉郁岁月

作者:从维熙

火车上已全无来团河时的情致,自不必多说。更使同类们心悸的,这支回巢的鸦群中,除去少了去新疆的部分老右之外,还少了几个昔日同窗。其中的“林妹妹”郑光弟,因绝望自投了什刹海,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及,我发现,同类中还少了一位来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韩大钧。

我之所以对他的不在格外敏感,因为他是北师的物理老师——我离校时他正进校,头一年的返校节时,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后来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自然是不会忘却的。他与我同时解禁,没有去新疆,又没有自绝于人民——这位总是戴着一副眼镜的老师,到哪儿去了呢,经同类告知,才知道他已于“文革”初期,就被当作不安定分子之一,押迭回茶淀来了——比我们早回老巢近两年。

在我的记忆中,韩大钧是个非常乐观的人。在三畲庄的时候,他与我虽然不在一个小队,但却只有一墙之隔。他嗓门洪亮,笑起来其声可以震响人的耳鼓,我无论如何也难将“不安定分子”的概念与他联系在一起。据我所知,他在解放前就是个爱国的学生,1947年发生了美国兵强姦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他担任了北洋大学北平部示威游行队伍领队,因此曾以共产党嫌疑犯,被国民党五花大绑地抓捕入狱。入狱后脚坠七斤半的脚镣,经受了多日的皮肉之苦,后发现他不是共产党,才把他放了出来。北京解放前夕,他又出任了北大工学院的护校队队长(当时北洋大学北平部与北工大合并)。这样的一个爱国者,在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送来劳改队,己然是冤案一桩了,何以此时又成了“不安定分子”?

在隆隆东去的火车上,我知道了这位长者的不幸:“文革”风暴乍起之时,他与我一样,也十分关心老母亲的安危(他一岁多丧父,母亲一直没有再婚,母子相依为命)。但是当时农场已开始限制家在市内的老右进城,当时正好有一位同类魏巍(原北大法律系学生),因牙疼病进城到公安医院看病,韩便托这位同类借进城的机会,顺便去看一下他的母亲。傍晚,同类魏巍带回来的消息,使韩大钧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两次,老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不说,还被轰到一间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韩大钧心急如焚,但是队部就是不允许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韩大钧的母亲,被折磨成胃穿孔,医院把电话打到了团河农场,农场才派一位姓姚的劳改队长,跟随他一起进城。到医院时,正逢医生给他的母亲手术完毕,急需输血。作为儿子,韩大钧立刻挽起胳膊,为母亲输了200cc的鲜血;然后去母亲住的危房(解放前为一座小武道庙)看了看,为母亲倒掉了罐子里的屎尿,才返回农场。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窝火。母亲年轻时丧夫,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个标准的爱国主义者——1933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当时化名施谊),因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曾一度藏身于上海法租界。后来法租界因怀疑其居留于其境内的合法性,想将其驱逐出界,在此紧急关头,当时的女地下党员唐豪,曾来找她求她帮助寻求法租界律师顾守熙的帮助(顾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顾,并从法律上解决了邓中夏的合法居留问题。能拯救一个共产党创始人于危难中的爱国女性,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他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于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亲时,他怒冲冲地找到北师幼儿园(韩的母亲在这里工作),与勾来红卫兵斗争她母亲的曹桂林和冯风风老师讲理。那两位老师本来出身不好,为了自保而把韩的母亲推出去当挡箭牌——此时此刻,被韩大均质问得无言以答。本来事情到此结束,也许不会惹火烧身,但是韩大钧是个孝子,这个老书呆子在场内继续给有关部门写信,想让斗争他母亲的红卫兵,把他母亲送回到原来的住处去。在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年代,他硬要讲理,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队部突然通知韩大钧与另外几个“不安定分子”准备第二天离开团河前往茶淀。当时韩的母亲的病还没有痊愈,街道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诉她,儿子从农场打来电话,说明天就要离开团河。

这是一个母子双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韩大钧打点行装的时候,他的母亲拖着带病的身子踏上了开往南郊的汽车。韩大钧心情失去了平静,他料到母亲会闻讯赶来,而他此时业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好在南来北往的车都走同一条公路,韩大钧擦净了眼镜片,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南来的公共汽车车厢。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辆汽车开过去了,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待第二辆汽车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当真看见了他的母亲。

他大喊了一声:“妈妈——”

汽车飞驰而过。

这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一边高举着双手,连连呼喊着:“妈妈——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明知自己的两条腿难以追上汽车轮子,他还像是疯了一般在后边紧紧追赶。

四辆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车,因发生了韩大钧的跳车事件,都停在了马路上。几名身穿警服的劳改队长,都从车上下来追赶韩大钧。这连环追的戏剧,使马路两侧的行人都停下了脚步。

追在最前边的一位劳改队长,眼看已经揪着韩大钧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个大跟头。他爬起来高声喊道:“抓坏人——抓坏人——”

韩大钧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网住了。革命群众与公安人员,把高高大大的韩大钧逮住了。没有什么客气的,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然后把他往车上一扔,他寻母之梦到此终结。一个没有学过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会在来茶淀的卡车上,演出了像动作片里的跳车镜头?多年之后,韩大钧已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时,我曾询及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韩大钧终生难忘:那还是在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他当时已是二级浮肿号。在一个冬季的雪天,他母亲下了开往茶淀的火车,踏着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食品。待到了接见的地点,他母亲的两只棉鞋,已经全部湿透。接见室里有一盆炭火,他母亲脱下滴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边烤干时,韩大钧发现母亲的一只鞋,鞋底与鞋帮已然分离;另一只鞋,底帮倒是没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个圆洞。韩大钧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为了送两斤食品,老母亲走了这么多路,已经使他觉得愧对了母亲,而这双已无法再穿的棉鞋,怎么再走这几十里的雪路?!他母亲用细绳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的棉鞋,塞上了一点儿从棉衣上扯出来的棉絮,就又踏上归程的雪路了——后来他才知道,他母亲没走多远,那鞋底鞋帮就又分家了;他母亲等于是赤着脚板,趟着雪路回到火车站的——想想母亲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车的勇气(我曾对他建议,将他的这一段往事,编进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文革’与知识分子卷”)。

两年多前,四卡车“不安定分子”重来茶淀。

两年多后,我们这些“安定分子”也到这块故土上来了。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们是坐汽车来的,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至此,“桃花源”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咏叹中的一个飘然远去的欢乐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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