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3节 从“状元府”走向“墓地”

作者:从维熙

报社的右派分子被组织起来劳动。会同大楼中新华社北京分社的右派张辛城、卜昭文、丁宝芳、雷朋,以及北京出版社的右派王守清、陈德贵、马知行、苑省民……近三十人之多。其中,党团员占绝大多数。

王守清,是从部队转业到出版社当人事干部的。此人14岁就在晋东南沁县参加了八路军。因打日本作战有功,在1946年时,就当了碑上留名的战斗英雄。他身材魁梧,满口山西腔,他在陕北时是中央警卫师的小鬼头,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称得起是为了缔造新中国出生入死的钢铁战士。而反右派斗争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决斗,但他也被卷了进来。熟悉他的人告诉我,王守清身上带有战争留给他的弹痕。这次,他又被反击右派的子弹击中了。

和王守清个头差不多,但没有魁梧身材的李滨声,不也是一个屈死鬼吗!盛夏时节,党中央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用卧车把他接走,在请他吃饭的席间,拿出许多剪报资料,请他根据资料为刊物画一幅漫画,《没嘴的人》(副题《老实干部奖获得者》)就是这么出笼的。脱稿后李将稿放在桌子上,被报社文艺部负责人看见了。说服了李滨声,先在《北京日报》刊登了;后来,《北京日报》首先向李滨声发难——他成了“阳谋”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批判会上,李滨声曾据理力争:“我并不是为报社画的,是你们要我在报上刊发的。”

对方回答:“就是有意叫毒草出土,让人民锄之!”

不能说不巧。1957年秋冬我们从事劳动的工地,是满清最后一个状元的家宅。《北京日报》说服了状元的孙女,把这宅院的地皮买了下来,拆旧宅,盖报社的职工宿舍。这地方名叫“状元府”,此时这些落难的“文武状元”干着刨地基、挖房槽、砸钉子、运砖瓦、挑灰浆一类的活儿。

1957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街道上的树叶还没落光,秋天还没完全脱掉它的黄褐色衣裳,外蒙古卷过的寒潮就报到了。之所以能有这个记忆,是画家王复羊的劳动模样留给我的:十月末,他没有御寒的劳动服装可穿,穿着一件八成新的呢面大衣,还在皮领上围了一块白色垫肩。于是“右派贵族”的雅号从此便粘在了他的身上。

举目四望,昔日那些摇笔杆、拿画笔的“秀才”,肖像都十分狼狈。嘴里总爱哼哼着约翰·斯特劳斯“蓝色多瑙河”乐曲干活的陈德贵,来工地不久就折断了眼镜的一条腿,折腿的那边,他套上一根线绳,被冠之以斯维尔德洛夫的绰号。看着自己,我也不禁哑然失笑。我身穿一件破大衣(这是我母亲怕我冷,毁了一条狗皮褥子缝制而成的),上边溅满了泥点和灰浆,俨然像一个专职“泥水匠”。至于那些女右派,则一律敛起昔日红装,头上顶着蓝黑色带有耳扇的帽子,简直就和工地上的男壮工一个模样。

女右派干的是把弯钉子砸直的原始简易劳动。分派活儿的人,确实是出于照顾妇女。但是在严冬的露天工地,坐在那儿干这种轻活儿,还不如干费力气的活儿好。她们不断跺脚,用嘴哈气暖手;那边刨槽的男右派,有的扒掉绒衣穿了单衫。“状元府”名不虚传,修建这旧宅院时,地面搅拌了三合土,加上天寒地冻,丁字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小小土窝。再看看各自的手掌,几乎人人都震裂了虎口。医务所彭大夫不知是出于对这些人的同情,还是施行“革命的人造主义”,对于施舍胶布从不吝啬,因而每人手上都贴上了横七竖八的胶布条条,像是戴上两只污浊的手套。

迫近年底的一个严冬下午,我赶上和王守清一块刨槽。这家伙干活也像打仗那样,抡起丁字镐来虎虎生风。“噗”的一声,一个硬土块溅到了他的眼镜片上,一只镜片顿时像太阳光的辐射线似的,在上边结网。我劝他去配一副新眼镜,他用浓重的鼻音回答我说:“配甚眼镜?这双眼睛长在我脸上都是多余的,我恨自己这双眼睛,当年没被炮弹皮炸瞎了呢!瞎了就甚东西都看不见了,落个心里干净!”

我不能对他的话作出反应。他根红苗正,虽说他也被划为右派,似乎还有某种发牢騒的资本;我出身于地主家庭,身份应比王守清更为卑贱,不具备讲怪话的任何条件。可是,脑袋毕竟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嘴上不说,心里不一定不想。王守清这段悲愤的自白,当即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读过的一个意大利的电影剧本《他们出卖眼睛》。编剧以极其含蓄的手法,用出卖自己的眼球的剧中人,象征并鞭挞那些对社会时弊视而不见,在生活中出卖良心的人们。王守清讲的这段“反动怪话”,当然缺少电影剧本的艺术曲线,但和那个电影剧本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仔细想来,这也怨不得那些人们,我们这些工地上的活标本,已对那些视力1.5的眼睛,出示了黄牌警告。时代需要色盲、声盲、情盲……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眼无珠的人就应运而生。这是1957年反右遗传下来的癌症。

记得,在反右派斗争开始时,北京市委一位负责的人物,在一个大礼堂里作动员报告。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诩说:“我们要把那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右派分子都挖出来,把北京变成水晶般的城市!”这些话虽然十分悦耳动听,并具有一定的鼓动力量,但是一个唯物论者忘记了唯物主义最起码的常识,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透明。所谓“水晶城”之说,是地道的形而上学,神话。当然,如果人们都变成了“色盲”,眼前就只剩下单一的颜色了——那是一种不透明中的透明,倒是可以解释为“水晶宫”了。

在“状元府”的劳动工地上,还有一个戴着圈套圈的高度近视镜的右派分子。他干活窝窝囊囊,沿着“马道”往楼上挑砖运灰时,总是弓曲着水蛇腰,像个鸵鸟似的。他叫赵筠秋,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别看他肩不能挑担,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行时,脖子却伸得挺长,身条挺得挺直。那天,他嘴里嚼着馒头舌战群儒,话锋的焦点是中国官僚主义的渊源。赵的论点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完备,必然产生官僚主义;而批判他的那些人们,则说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十分完备,官僚主义与此无关。他一边喷着馒头渣儿,一边慷慨激昂地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也许他当时那副执拗的儒雅气质,留给我们印象很深,所以在劳动现场,我们常喊他赵老夫子。

最使人惬意的事情,是在上午劳动中的一刻钟休息。我们蹲在避风向阳的砖垛旁,或者到一间堆煤的小屋中去取暖时,徐钟师“削发为僧”抗拒运动,自然被常常提及,赵老夫子舌战群儒的场景,也常常用来解脱我们的精神空虚。但这些东西,毕竟是人所共知的,人们需要寻觅新乐,解脱各自的烦恼。

我本是个缄口如瓶的人,但精神上的沉重负荷似在改变我的个性。有一天,在那间堆煤的小屋,也打开了话匣子,那是不知谁谈起了“阳谋”这个字眼的含义时,我讲起了邓友梅君的一段经历:10月11日,北京已进入金秋时节,团中央大礼堂里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台上坐着中国文坛的泰斗,台下坐着的都是北京市的青年文艺尖子(包括演员)。当时,北京市文联尚未明确邓友梅划为右派分子,因而友梅上台发言时,还不得不作出许多左派的姿态来。友梅能言善辩,语意铿锵有声,加上他挣脱罗网的强烈慾念,对刘绍棠违心的批判相当出色。笑话出在友梅发言结束之后:当他红头涨脸,嘴巴离开麦克风迈步下台,台下正为他有力的揭发批判,响起脆脆掌声时,市文联秘书长田稼突然向台下黑压压的群众高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欺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会场顿时愕然。

伙伴们笑了。接着七嘴人舌:

“这是一出皮影戏!”

“邓友梅充当了皮影人!”

“这出皮影该叫啥名儿?”

“先使用友梅君,然后把他再甩出来。推完磨杀驴,招儿真高……”

“这叫‘各个击破’。”

“这叫‘阳谋’——”

每每涉及到政治,聊天便骤然刹车。

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右派伙伴们当中,和我接触最多的要属王复羊、骆新民、梁沙军、赵筠秋等人。其中最坦率、最赤诚的要算是漫画家王复羊。他就读于东北鲁迅美术学院,在老右中年纪最轻,又对生活最富于哲理性的思考。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导火线始自于他对李滨声的态度。他不揭发、不批判;但是有人出来揭发他了,这就是骆新民。他说王复羊污蔑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说“胡风问题构不成反革命”,“肃反伤害了一部分老同志的心!”等等。结果,年轻的王复羊受到了二类处分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分六类处理:一类送劳动教养;二类监督劳动;三类自谋出路;四、五类降职降级;六类免予处分),每月18元生活费。骆新民(笔名骆拓),他原本是马来西亚华侨,因其父和徐悲鸿先生私交甚密,解放前他便从异国他乡回到祖国怀抱,并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虽然积极批判李滨声,又揭发了王复羊,由于他在鸣放期间曾写过一篇文章,为国画大师李苦禅的待遇鸣不平,反右斗争仍然把他网罗在内。但他是华侨,反右斗争中又“表现可以”,所以落了个从轻发落,只开除了团籍,免予行政上的降职降级处分,可是右派帽子依然给他戴在了头上。梁沙军是河南人,原是地下党员,他性格憨厚是个乐天派,因而在右派当中颇有人缘。他走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他有腰腱盘突出的毛病,干不动重活儿,除了在装订房和女人们折折书页之外,有时也来“状元府”工地干些轻活儿。

那天,北京降下了头场冬雪。我和王守清去取劳动工具,他和女右派们一块砸钉子时,发现了我俩,便道:

“喂!干什么去?”

“取工具!”王守清既有鼻音,又有浓重的地方口音。

“什么?”梁沙军用王守清的谐音逗趣说:“去公安局?”

“你开甚的玩笑!”王守清一脸苦相。

“唉!我解放前在警察局当差(地下工作),要是解放后转业到公安局就好了;你要是进了公安局,我一定把你给放出来。”

“为甚?”王守清愣愣地问道。

“名字上了碑的英雄,公安局不敢收留。”他打哈哈地笑着说,“你在陕北给毛主席站过岗,这回我还送你进中南海给毛主席当警卫班长,要是他们不收留你,我给你写介绍信。”

这个玩笑充满了酸楚,却也因为有人理解王守清的痛苦而宽慰了他的心。因此,王守清一路念叨着:“沙军是好人!只是咱们都生不逢时,赶上了他娘的五七年!”

梁沙军确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上帝分配幸运与不幸运时,并不把人的品质优劣,当成分配的尺度。俗话说:人走背字的时候上卦摊。这也许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更容易相信宿命论的缘故吧!

新社会没有卦摊,特别在堂堂北京。可是在右派中会看手相的人不少,骆新民对这方面的知识尤其丰富。我也叫他看过手相。他说:“你爱人张沪的手相是主权贵的,将来还有盼头;你手相上事业纹非常紊乱,恕我直言,你一辈子可能就要大铁锹了。”

“你呢?”我反问他。

“少则5年,多则8年!”

还是王复羊比较实际,说:“8年?再乘上2差不多了!”

“16年?”骆新民认真他说,“那就完了蛋了,画画人的手不能生硫,长期不拿画笔,人就报销作废了!”

我们陷入茫茫然不可知的迷惘之中。就像汪洋大海中的片片孤舟,前面既看不见灯塔,更看不见陆地。尽管报社领导指出右派的前途时,引证毛主席的话:“三年怎么样?三年不行五年、八年总可以了吧?”我感情上对这几句话百听不厌——因为我还幻想着拿笔写小说;但理智上总是不太相信这是真的。我胡乱猜想脱胎换骨的改造,至少要10年时间,按照找对未来的剖析,10年后我34岁,那时青春尚存,容颜未老,精力还不到枯竭的时候,也许还能干点儿事业。因而,当夜深人静,我和妻子躺在床上谈论这些事情时,还自我*醉地背诵过李白的诗: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妻子则比我还要悲观,她常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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