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7节 吕荧之殁

作者:从维熙

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走向混沌》第三部离离“原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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