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0节 生命档案中的“马拉松”之役

作者:从维熙

在与牛为伍的日子里买下的那辆破飞鸽牌自行车,在1969年对我起了磨练意志的非凡作用。下地劳动时骑着它,节约路耗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作用之一;之二,我把积存起来的公休日,一次性地用作回京探家。我舍弃坐火车而用自行车进行长途远征。当时,文革的血腥气氛,已经稍稍淡化了一些。家居北京的“二劳改”,经过批准可以回家探视了。本来坐火车回京的车票,我还买得起,但是生活昭示我,未来的驿路还看不见尽头——为了正视现实,我觉得需要强化自己的意志,因而决定以自行车轮子代替火车轮子。

从茶淀到北京的路程,大约有二百多华里。夏日炎阳似火,坐在树荫下还要冒汗,何况是这么遥远的行程,其苦累是可想而知的。昔日与我在桃园一起劳动过的赵鹏飞,与我在北京的住家离得不算大远。因此,他在那年的夏秋两季,成了与我一起进行“马拉松”长征的伙伴。我们穿过西区荒芜的大芦苇荡,越过波涛滚滚的金钟河小桥,就算是进入了自由世界。

那是一番别有滋味的长征。自行车先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在田间穿来穿去。要骑上几十里土路,才能从杨村拐上洋灰马路。由于汗流不止,我们索性把上衣脱下来,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反正在公路上骑车,谁也不认识谁,身份已然是等外公民了,知识分子的面子便也不复存在。在地图上,茶淀与北京的距离,不过有小虫子那么长;可是自行车一圈一圈地转起来时,不知要转上几十万圈,才能到达北京。

为了止渴,还要一路买西瓜吃。好在沿着公路摆瓜摊的不少,借着吃西瓜的时候,在树荫下喘喘气。记得第一次我骑车回北京时,早上5点天刚微亮,就骑车上路了,直到晚上9点——北京街头已然一片灯火时,才骑到了吉祥胡同口。由于腿部的超常运动,膝关节神经失灵,我到了家门口下车时,一下子摔倒在院子门口。好在门口没有人,我独自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在门口喘了好一会儿,才搬着自行车走进大杂院。

为了这件事,我母亲曾经流过眼泪。她听我说是骑着车回来的,已然在感情上承受不了,因为她坐着火车去茶淀探视过我,那火车轮子还要转上半天呢,我拿一辆破自行车与火车竞赛,不是找死吗?!特别是她见到我的膝盖摔得血迹斑斑后,眼泪立刻顺着面颊淌了下来:

“你可再不能骑车回来了?你答应我!”

“行,我听妈的话。”

她看出我在应付她,便加重了语气对我说道:“再穷,咱们可以卖桌子椅子,你也给我坐火车回来。”

儿子蹲在地上,给我往膝盖上涂抹着红葯水,也对我说:“爸,奶奶的话说得对,看您这膝盖摔成了这个样儿,要是摔坏了骨头,可是一辈子的事。”

儿子当年12岁,已懂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了。我与他母亲划右时,他还不足1岁——12个年头过去了,他的父亲依然是个劳改队里的虫儿。他在给我涂葯时,两只眼睛凝望着我,我不敢与他的目光对视,因为他的目光中多了忧郁,少了幼年时的童真。我的膝盖当真跌得不轻,但是当我在院子里走路的时候,我仍然装出正常人的架式。我不愿意让同院的人(这个院子里的人与原来的院子的邻居,有着很多不同),觉察出来我有腿伤;我更不愿意我母亲和儿子,觉得我必须坐火车回去。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讨苦吃的“马拉松”。但是经受过第一次磨练,就不怕第二次长途远征了。记得,到了深秋的时候,我再一次骑车回京。本来,我没有顺路到天津转个弯子的设想。当自行车到了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突然对同行的赵鹏飞说:

“你先走吧。我想到天津去看一个人。”

他说:“你算了吧,从天津再到北京,能把你累死。”

“累死一个,少一个阶级敌人,我必须去。”

“看谁?”

我开心他说:“一个老情人。”

他无可奈何地独自走了。我掉转车头,奔了天津。我之所以突然萌发了去天津一趟的念头,全然是被秋天萧萧的落叶所诱发。在前文提到,我在一厢情愿,自作多情的梦幻时分,曾给我的文学导师孙犁写过一封无地址的信,在骑车回京的路上看见漫天飞舞的落叶,我忽然又想起了孙犁。岁月逝水东流,也不知这位文学前辈身体怎么样了?何不借此时机,绕道天津去看望一下这位老人呢?!此意念一旦盘桓于心,就立刻抹不掉了,我就是这么直奔天津而去的。说实在话,我在当时没有任何求助于长者孙犁的念头——中国都到了这个份上,怕是连他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丝毫没有自我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只是为了看看我敬重的文学前辈。

可是当我到了天津之后,才想起不知道他是不是还住在《天津日报》的宿舍楼内,自己全凭着一时的孟浪,便有了骑车闯天津之举。我本想到报社去问问孙犁的住址,车子己然骑到报社门口了,内心却打起鼓来——悬挂在门口的“文革”大标语,使我望而却步。人家要问我的工作单位,我该如何回答?茶淀是个出了名的大劳改农场,天津人几乎无人不知,我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我恋恋不舍地围着孙犁住的宅院转了几圈,最后的结果是掉转车把奔向北京。一来一回等于多绕出去五六十里路程,到北京时已然是深夜11点多钟了。受到母亲和儿子的盘诘,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我从没后悔过这次徒劳的远行,因为此行至少证明我的梦幻虽然早已破灭;但是严酷的生活,却还没能杀死我燃烧于内心的激情。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或许是最珍贵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死了感情的火焰,只留下一个人的外壳,那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了,不是吗?!

记得,时间到了1988年的冬天,我陪老作家康濯同志去看望孙犁同志时,我曾向长者孙犁提及这一段往事。孙犁同志听罢大笑不止,他说:“你应该勇敢地走进来,那时候我也是被冲击的对象。我不但不会嫌弃你,还要与你一块喝稀粥吃烧饼——就像今天吃的一样。”

但是当时我确实没勇气进孙犁同志的家,出于政治道德和对长者的爱戴,我还是割舍了对这位前辈的思念之情——这是我“马拉松”档案中一次特殊的记录。我很看重这份记录,因为我是个人,不是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我敬重真正的作家,我鄙薄在作家的桂冠之下“光着屁股的皇帝”。

公元1969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不仅仅留下了躶体干活的历史,也有了磨练自己的意志的“马拉松记录”。劳改的路还看不见尽头,要活下去我必须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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