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1节 “一号战备令”与一个猪圈

作者:从维熙

绕道天津回京探亲,是我在茶淀劳改农场期间,与母亲和儿子的最后一次团聚。不久,林彪的“一号战备令”下达,我们这些不安定因素,虽然已远离皇城,但还嫌距离京城太近,便又一次大迁移。反正我们的身价轻如蒲公英,任形势的季候风吹来吹去,飞到哪儿,哪儿便是新窝。

农场开始了大清理,大疏散,大转移。昔日曾相聚于团河的同类们,开始了各式各样的移位。就在我最后一次骑车回京的10月,我同类中的许多人,已开始各奔各巢。有乡的还乡,无乡可归的回原籍所在的劳改单位。一时之间,大有树未倒,猴狲也散的趋势。其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友人——逃号张志华、陈邦昭等十几个人,被移交到福建劳改单位;“地理仙”曹克强、画家朱为民、教师陈端昭等二十几个同类,去了河北沙河劳改农场;杨路、李泰伦、水绍寒……去了贵州和四川(为了节约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对于一些无地收容的右派,除了极少数茶淀急需的人才,不更改身份留场使用(如精通外语的刘祖慰、刘乃元和数学较好的毛振甫留在该地中学教书)以外,其他老右和相当数量的刑事犯,一律发配到“三线”山西。因为怕有人逃跑,农场停止了放假,一时间谣言风起,这是我来农场后最为混乱的一段岁月。不过乱也乱出来一个喜信,听说女队里的成员,只要是结了婚的,一律跟着男人走。

首先给我送来消息的是同类阮祖铨,他说他是听他们白指导员说的。白一直对老右们不错,所以阮一得到这个与我有关系的消息,立刻就到我的监号来告诉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传闻,因为就在阮祖铨传递消息之前,我与“罗锅”翟队长在地头上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们正从稻田里往外运收割完了的稻子,在装稻车旁我遇见了他。

“队长,听说我们要去山西了,她们女队是去还是留?”我是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问我说:“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立刻后悔不该询问他,他是一个最仇视知识的人,“高尔基”与“低尔基”,就出自于他之口,但是出于对命运的关注,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明知是钉子,还往钉子上撞。

“我问你话呐!是谁告诉你的?”

“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他猛然打断我的话:“你必须交代出那个造谣的人来,不然的话,就是你造的谣!”

我的天!一句心里话反而惹出祸事来了。当天晚上,小组召开追谣会,翟队长亲临监舍坐阵指挥。那是个十分有意思的会议,组里姓刘“头人”的开场白,是这么说的:

“无风不起浪。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最近场里确实在疏散劳改成员,该进庙的进庙,该进坟的进坟。关于双双劳改的成员,一块儿进坟还是进庙,这我说不清楚,但是大伙都这么说。翟队长,这可真不是从维熙造的谣。您要是不信,您问问我们组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听见了这个风声!”

“是。”

“我们都听见了。”

“到底是从哪儿刮过来的风,我们也说不清楚。”

……

会议开始就出现了这种局面,是我料想不到的。当然,就更出乎翟队长的意料之外。从田间运稻子回来,已然是天色大黑,吃过晚饭全组成员,无一例外地都倒在了大炕上——从田间往外背运稻子的活儿,累得人直不起腰来;加上一早就顶着星星出工,中午在地头上吃的饭,全天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好容易刚刚像死狗一般躺在炕上,翟就走进我们的监舍来了——这是会场出现反常的原因之一;之二,虽然同组的成员,在躶体大战的时候,拿我开心取乐,但我与他们相处得并无芥蒂,大家分手在即,谁也不愿意当一个恶人;之三,“罗锅”翟队长尽管风声鹤唳,因为工作能力很低,没有人把他真正放在眼里。

会议如此开锣,使翟和我都陷入尴尬之中。我没有因此而产生丝毫的兴奋,我希望同组的成员,对我胡乱地开上几炮,走走过场尽快结束会议也就完了。但是事与愿违,会场出现了这种局面,等于把来追谣的翟队长,逼上了绝路。他是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干部,说话错也是对,这不是等于与专政叫板吗?他脸涨得紫红紫红,猛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

“你们要干什么?是不是要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反?”

没有人应声。

“我告诉你们,无产阶级的江山是铁打的,不怕你们兴风作浪!”

还是没有人应声,人们把头低垂得挨近了胸脯。

“现在是什么时候?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还想变天!呸。”

无声变有声了——有人打起了小呼噜。

“罗锅”翟队长上去就是一拳,进入梦乡的人被打醒了。

“都给我站起来!”

十来个成员,从大炕上站了起来。

“我知道……我知道……”“罗锅”翟队长口气缓和了一点儿,他在寻找着为自己下台的台阶,“你们中的大多数是能辨别羊与狼的,可是也有睁眼瞎子,上了反革命右派的当,听信反革命右派的谣言。我看出来,你们都有点儿累了,可是阶级斗争的弦子不能松。这么办吧,你们今天先睡觉;但是从维熙不能睡,必须连夜写出检查来。散会!”

莫名其妙的开会。

莫名其妙的散会。

同组的成员,都是“内部矛盾”,惟我一个老右是“敌我矛盾”,我不写谁写?好在对我来说动动笔头子并不难,可是谣言从何而来,我当真无从下笔。“头人”见我为难,对我说道:“你都是快要飞离这儿的鸟儿了,还怕他个屁。听我的,甭理他那一套!”

我当真没有动笔,“罗锅”翟队长也没有追问——他的权力慾发挥完了,似乎就得到了某种满足。不久,所谓的谣言再也不是谣言,没过上几天,“罗锅”翟队长骑着一辆自行车来到工地,他把我从干活的稻田叫了出来。他不是来索要我的检查的,而是来证实谣言的:

“你马上回队。”

我说:“我平整田埂的铁锹,还在田里呢。”

“我让别人给你带回去。”他说,“你回去把那间空下来的猪圈收拾一下,打扫干净以后,再垫上一层新稻草。场里刚刚接到女队的电话,你的爱人今天要来咱们分场;不用说你也已知道了,有家眷的和双劳改的——为了对你们施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明天晚上,一律去往山西。”

我忙推起路边的自行车。他又在身后喊住了我:“接受教训,不要到处传播。”

我已无心思再与他多说什么,匆匆回到监舍,然后与管理工具的同类老陈(我实在回忆不起他的名字来了),一块儿打扫那间猪圈。老陈一边帮我往圈里垫着新土,一边骂道:“日他娘的,干部区不是有好几间招待房吗,就不能在那儿过上一夜?”

我对他说:“身份区别摆在那儿,我没有住那儿的奢求。”

“按着规定,摘了右帽的就是公民。”

我一边往新土上抱着稻草,一边回答他说:“你也是脱帽右派,不还是和我一样吗!”

老陈干的是管理工具的木匠活儿,平日与我挺有共同言语的,他知道一些有关张沪的情况。这个原籍山东的老右,继续骂着翟“罗锅”:“地地道道的一个笨蛋,他才穿上警衣几年!张沪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个白痴哩,他妈的,真是没有地方讲理去!”

我虽然也觉着翟这么做,有些过分,但继而一想,他处理事情没有不过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在猪圈过夜之后,我和张沪就结束了劳燕分飞的生活。我们已分开九年多了,这总算是祸事中的福事吧!

其间,同类中的友好老陈,还曾想出个邪点子来,他说来个偷梁换柱,夜里他到猪圈来睡一夜,让我和张沪到他的工具房里去睡。我谢绝了。此时正是临近1969年底的寒冬季节,这么做不仅对朋友失敬,还容易在临行之前,招惹出什么是非来——不就是一夜吗,把大被子往身上一盖,头上再戴一顶棉帽子,几个钟头是不难熬过去的。与我一起去老残队旁边拉芦苇的张奎令的爱人小薛(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当天正在家里,她找来一块大大的塑料布,遮在猪圈的空隙之处,并用胶布粘好,半间人住的猪屋,就算是完工大吉了。

当晚,我与张沪夜宿猪舍,成了场内的头条新闻。不用人宣布,老右以及一些不安定分子明天要走的消息,立刻传遍全场。猪舍毕竟不是一个便于叙谈的地方,我和她被请到同类聚集的三队监号,一直聊到深夜才归。同类们谈及的问题,不外是去山西什么地方,到了那儿又会怎么样等等——没有人能知道其中的秘密,因而越谈越觉得前景渺茫。那一夜劳改队如同炸了窝的蜂巢,除了老右们知道又要变成一朵时代的蒲公英,飞到不知去处的地方之外,那些刑事罪犯种的二劳改,也惶惶然失去了安静,他们不知道谁走谁留。

老天爷还算悲大悯人,没有在那个冬夜刮起白毛旋风,我和张沪没有在猪舍的稻草上被冻成冰棍。我和她“全副武装”地躺在昔日猪群们睡过的地上,浑身上下用棉被封盖得严严实实。按情理讲,我和她已然分手有一年多的时间,久别之后的相见,人的七情六慾会促使我们亲热一番的;但那是人性僵死的一夜,我和她都没有一点儿那种心情——就如同我们不是夫妻,而是两个同性的朋友睡在一起。

她感叹山西离北京更远了,与家中一老一小见面的机会变得更少。我则尽可能少地流露内心的忧伤。道理很简单,她一向比我悲观,如果不用我的情绪去感染她,她就更少了活下去的勇气——而我自讨苦吃的马拉松,正是强化自己生活意志的一种手段。她是水,我则必须是火,否则如何对待苦难的未来!

我说:“记得,你是十分赞赏《野性的呼唤》这本书的……”

她立刻知道了我的意思:“那是动物与动物之间的生存变化,你不觉得人比动物更残酷吗!现在关键的问题,即便你是一只比狼还强悍的老虎,你也无法挣脱套虎的网——那就是当前的政治。你看江青那个样儿,瞧这形势中国还要出一个新的武则天呢,咱们还会有什么盼头。”

不知为什么,与她争论起来,我永远是一个输家。

“那儿离黄河不知道远不远?”她说。

“它离我们远近,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想想咱俩住猪圈,还不如……不如……”

“你可不能那么想,你刚才不是还提起北京的家吗!”

“不说了,闭眼睡一会儿吧。”

……

第二天,整个分场停工。早上起来,老右们已知自己的命运,因而不等农场宣布,就忙着打点行囊了;那些非同类的成员,被集中在点名的广场上,听候公布是去是留的名单。当天下午,我们分头登上卡车,一字长蛇般的车龙,开往茶淀车站。与我们老右上次转移团河不同的是,火车站的灯影里,有着一排排荷枪的武警——这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车站里人山人海,原来全场有那么多的劳改成员,都要被流放到新的驿站去接受改造。上了火车,我又有一个新的发现,夫妻双双去新巢的不止我和张沪一对儿,还有七八对双双劳改的夫妻,与我们同坐在一个车厢——不用询问,在行车不久,彼此就知道了身份,在这些双料货中,多数都是刑事犯,其中只有一个名叫孙西敏的女号,是个同类。她来自女一中,进劳改队之前,是个为人师表的教师。

列车隆隆西去。这是一趟押解劳役犯的专列,各个车厢之间的通道门,一律被上了锁;每节车厢除有专人看守之外,上车时就宣布了不准开窗的纪律。我们心里清楚,这些严密的防范措施,是怕有人中途逃跑。

我们的车厢中,除了带家属的双料劳改成员,大多数是我的同类右派。

没有欢声。

没有笑语。

整个车厢一片死寂。偶尔有一两声咳嗽,那是有人在严寒的日子里,得了感冒。当列车快要抵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时,大概因为车厢中的多数成员,都是北京人的原因,才开始有了悄悄的话语声。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那位当过教师的女右派——她嗓门尖尖的,语言节奏又快得像打机关枪,车厢里目光常常情不自禁地飞到她的脸上。

“你认识她?”我问张沪。

张沪摇摇头。

“她不是你们女队里的虫,那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次大集中开往山西,不知她是哪个劳改点来的野鬼。”她说,“你看她喳喳叫得像只喜鹊。”

“是个爱显摆的轻浮之辈。”我说。

列车终于缓缓地在车站停了下来。永定门车站一切依旧,只是多了许多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面对着这挂列车。特别刺激我中枢神经的是,有两挺机关枪,支在站台的一侧,机关枪后边士兵的手,紧紧勾着开枪的扳机。

“你看……”我指了指窗外。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张沪没有抬头,“我在想我们的小儿子,从这儿坐公共汽车,有20分钟就到家了。我们不是大禹治水,但也同样过家门而不能人。”

我低垂下头来,把满腹悲凉埋在我的心扉之中。列车又重新开动了——继续向西。在点点灯火闪过车窗以后,车驶进了黑茫茫的旷野。

那天是1969年冬季的12月28日之夜——还有3天就是1970年的元旦。

别了,北京!

永别了,茶淀!

       1998年3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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