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2节 高筑狱墙与“骆驼祥子”

作者:从维熙

由于来时正是新年底,又由于远行带来的精神疲累,我们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全体劳改成员(包括原来的砖场劳役人员)正式出工。女号干的是什么活儿,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男号干的活儿,至今使我难忘——我们被分配与服刑的犯人一起去加高监狱狱墙,我和也是携家属而来的刘四,给一个穿灰色囚衣的瓦工和泥、运砖、打下手。

“俺日他娘的,这不是给自己修坟吗?”刘四站在墙根下对我说,“来了就修坟,这不是好兆头。”

我说:“你是‘内矛’,我是‘敌矛’,‘内矛’吃了‘敌矛’的挂赘了。”

“都他娘的是‘杂毛’。”刘四忿然他说,“咱俩和灰运砖,垒墙的却是他娘的犯人。咱早就解除劳动教养了,哪条法律规定,叫大劳改和二劳改一块儿干活的。”

刘四和耿秀敏与我和张沪为邻,来曲沃后常常有些来往,因而刘四对我不存戒心。但我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按照我国立法机构颁布的劳动条例,我和刘四早就应成为公民,但此时此刻我们和服刑的囚徒一块砌墙,岗楼上荷枪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枪口下,无论“内矛”。“敌矛”,还是“杂毛”,一律是笼子中的鸟儿。

“俺说班长,咱俩换件宝贝咋样?”喜笑颜开的刘四,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架式,与岗楼里的士兵调侃道:“你胸前配戴的‘红太阳’,没有我的‘红太阳’大。咱俩勾干勾干(交换)如何?”

岗楼士兵向他吼道:“你老实一点,你们北京来的这批‘反革命’,干活净耍滑头。”

“报告班长,俺可不是‘反革命’。”刘四仰脖,继续和那士兵磨嘴皮,“前几年俺闹肚饥,偷吃了一回副食店的糕点,就关到笼子里来了!”

“干活——”监管犯人的士兵,气得红头涨脸,“再耍歪调,对你可要不客气了!”说着,威慑地把肩上的步枪摘了下来,把枪口从岗楼的凹形洞穴中伸了出来。“好。俺低头认罪。”刘四一连朝岗楼鞠了三个九十度的大躬,“班长你上有老下有小,拉家带口的不容易,还在这儿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刚才俺真的是想向你表示敬意。”说话之间,他直起腰来,神情嗫嚅地走到岗楼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一枚碗口大小的“红太阳”像章,抛向岗楼。他手法很准,像章不偏不倚地飞进了岗楼。

因为我们砌墙的地段,在大墙的拐弯死角,除了在墙上挥动瓦刀的犯人能看见这幕无规则、无方圆的游戏之外,能看见这幕戏的只有我了。那士兵捡起像章,用袖口擦了擦,竟然没有投掷回来。他背起枪,背过了身子,像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你敢乱扔毛主席像章,是要判无期徒刑的。”墙头上来自山西闻喜县的老犯人,看看周围无人,低声对墙根下的我和刘四说,“俺原来是村支部书记,只因为开会时一马虎把《毛主席语录》坐在屁股底下,便判了这个数。”他伸出手,比划了一个“八”字,“俺劝你们这群北京来的‘号子’,千万别往枪口上撞。”

“‘老冒’,你不觉得冤吗?”

我忙扯了刘四袖口一下,因为新近驻厂支左的军代表于连长来了。此人不仅长得高大魁梧,而且讲话盛气凌人,“你们是‘**’什么东西”之类的脏话,常常挂在嘴边。刘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神经触觉十分灵敏,他舌尖一转,便唱起自编自演的歌儿: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坦白了吧!坦白了吧!

政府宽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政府改造我们,

是为了我们成材。

刘四有意高声哼唱,借以转移于连长的视线。可是于连长和尾随在其后的砖厂头头们,并没注意和灰搬砖的我们——他们在计算着大墙的高度以及电网什么的,没心思听刘四哼唱“争取积极表现”的小曲,便气字轩昂而过。我有些蹊跷,望着于连长的背影,实在想不通在部队上的一个小小连长,何以有那么大的威慑力量。自从他支左进驻砖厂后,若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我亲眼见到劳改队长们和他谈话,都两手垂直,中指对准警服的裤线。大墙之内各种有前科的成员,当然就更惧之如虎了。

刚到曲沃砖厂的头几天夜里,通往太原公路上响着坦克的履带声。来曲沃的当天,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是当地部队去平息省城的武斗。坦克碾在公路上的声响虽然使我和张沪难以成眠,但是我们并不惧怕这种声音——我们是关在笼子里的死虎死猫,武斗的子弹是不会朝我们头上射击的。使我们心里发怵的是于连长这号人物,自从他来支左后,肃杀之气便在砖厂里蔓延开来。他生气时常以拳头擂桌子,嘴里还要吐出“**”之类的字眼。监管干部们对此瞠目结舌,劳改成员更是个个噤若寒蝉。

静夜之中她对我说:“简直像个军阀!”

“是军阀你能咋的,目前咱们的命运是在人家手心里捏着。”我说。

“刚解放时,我爸是接管北京院校的军管会代表之一,作风平易近人。”她喃喃他说,“这号军代表,哪像来支左的,简直像恶霸。”

我说他没多少文化,不要对人苛求;再则,直接管我们的是劳改队长。他的行为,与我们无关。还是合上眼睛多关注点我们自身的吃、喝、拉、撒、睡为好。

张沪生性刚烈,为此她已付出了不小的牺牲。仅从她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来说,怎么也该比我早摘掉右派帽子。就因为她刚直不阿,又不会取悦于那些劳改干部,因而尽管饥荒年代在茶淀农场女队,她被树为惟一个不偷吃葡萄的人(女队曾在葡萄园劳动)的模范人物。但是由于她的洁身自好,不能舍去清高而与那些女号同流合污。队长说话若有失当之处,她仍敢于当面直言——直言在专政与被专政的机关中,可以解释成“顶撞干部”的同义词。她五七年划右,吃了这个亏;进劳改队,依然为此付出代价。她是戴着一顶右派帽子来到晋阳大地的,这在几百名发配山西来的老右当中,属于绝无仅有的;在山西曲沃当然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尽管如此,我们初到山西时,还是觉得山西劳改系统,比北京劳改单位要人道一些。从1960年底至1969年,我和她始终分监在男号和女号,“牛郎”和“织女”有一条天河相隔,不能生活在一间屋子里。来到山西,汾河给了我们一点恩赐,凡属夫妻的,一律不再分而治之,给了双方一间共同生活的小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转移至山西腹地,也算是有失有得。失即离北京的老母亲和儿子更远了,得即是两只昔日分飞的劳燕,有了一个共同居住的巢穴。此为山西省劳改局的人道主义行为之一。之二,对女劳改成员,劳动上给予了适当的照顾,男的去和犯人一起干活,女的则干些织毛衣和一些不太费力的活儿。对她们来说,比在茶淀农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着实要轻松多了。

来曲沃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山西人的精明。在我们男号完成了高筑大墙的任务之后,就被分派到这儿犯人干活的砖厂,和犯人们一起运土、打坯和烧砖。我当时的劳动项目是供土,即把一车车制坯的泥土,送往打坯车间。山西人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对劳动场地的设计能榨干劳改成员的汗水:一车打坯的土,至少有二百多斤,前后皆有遮板挡着,假如再配上一个木盖,那形状大小犹如一口棺木了。妙就妙在你拉起车来,不用有人在后边挥鞭,你就会像奔马一般拉着土车一路飞跑。因为一路下坡,使你无法放缓脚步,想当一头懒驴或中途停步擦擦汗水——没门儿。所以,在我一路像奔跑的驴儿一般,向制配车间运土时,我曾经想起“不用挥鞭自奋蹄”的诗句。我还想起,如果在曲沃砖厂改造上几年,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因为把一车土拉到制坯车间,要有二里地的路程呢!

将上卸下,擦擦脸上的汗水,马上要往回走。归途则是一路上坡,虽然没有了“自奋蹄”之快速,但却有攀登山崖之艰难。上坡时倒是时刻可以停下来,没人催命;但拉一车土发你一个牌牌,那不会说话的牌牌,充当着不会说话的劳改队长的角色,使人不敢停步喘息;因为兜里牌牌少了,完不成劳动定额,要吃家伙的。可以说是来回重载,甭想在劳改中找到一点轻松。这是我到山西才发现的“劳改绝招”,难怪古书上记载着巨商富贾,多尽出于斯呢(始自明、清,有晋商和徽商两大脉系)!

在曲沃劳改的记忆中,拉土车的活儿是最累的活儿了。一天下来,骨头像是散了架一般。在那条马拉松的长跑(重车)和竞走(空车)流水线上,我们这些“二劳改”惟一区别于大劳改(犯人)的,就是我们头上不戴瓜皮小帽,身上不穿灰色囚衣。记得,有一天我有点儿感冒,跑车的速度慢了一点,便和比我年纪长几岁的“同类”李建源君碰到一起,他气喘吁吁他说:

“拉起土车,让我想起一部小说。”

“你还有闲情雅兴?”我问。

“阿q的精神平衡法,有时还能解除一点儿精神上的疲惫。”他在解放前的一家报纸当过文字记者,解放后他在新华社工作。1957年鸣放时期,不知给党支部提出过什么意见,新账老账一块算,他被送进了劳改队,“我想起拉洋车的骆驼祥子,小说里说他拉洋车拉得有滋有味,一想起老舍这部小说,我就常常设想我就是骆驼祥子。”

“你真够浪漫的。”我说。

“浪漫能自我解脱。”他说。

“人家是在旧北平的大马路上跑来跑去。”我说,“车儿响着悦耳的铃声不说,还有虎妞儿给他温暖哩!”

建源君说:“你别较真儿,这是对自己施行精神上的*醉。拉着土车,尽量想些轻松的事儿,不是可以忘记这土车沉重的负荷嘛!”

我之所以能记住建源君跑车时的这一细节,不仅是因为在北京茶淀农场就曾相识。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一双区别于其他“同类”的眼睛,不知是先天的遗传因素,还是后天的社会雕塑,他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那只较小的眼睛和“同类”并无差异,那只较大的眼睛却常常垂着泪滴。他爱人是某医院的大夫,告诉他的眼疾学名叫“风泪眼”,只要迎面有风吹来,他的眼睛就像风中残烛一样,垂泪不止。在他和我并排跑车的时候,即使在无风的天气,也因车速而生风,因而他的那只眼睛,总在垂泪。所以,建源君拉土车时的这一浪漫情愫,反而引起了我内心的悲凉,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一瞬间,是因为他一边浪漫,一边在擦他的那只泪眼。苦戏甜唱——阿q精神胜利法,在“同类”中都有表演,惟建源君的反差最为鲜明。因而,在拉坯车的日子,同类们便给他起了个“骆驼祥子”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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