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4节 在高山之谷修筑“宫殿”

作者:从维熙

一鸟离巢,百鸟迁窝。

崔振国和王复羊于8月初离京,我们这些在京都改造的右派,于该月下旬卷起铺盖“打道回府”。当然,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市区绝非久留之地。在9月17日,重新把行李装运到卡车上。向西——再向西——沿着环山的石子儿公路,扎进了大山环抱的潭柘寺。在寺庙内住了一个多月,当了开山筑路的壮工。公路修完,卡车又拉着我们向西——再向西——进入了人烟稀少的高山大峒。这儿离北京虽然只有百十里路,由于山峦重叠,进了一山又一山,两山形成漫长峡谷,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占领北京之后,他们的足迹也没有到过这大山沟沟。我们在大山中穿行了很久,在一个名叫“一担石沟”的山洼里,卡车抛锚——我们又到了一个改造驿站。

别看这儿荒漠寂寥,梯田边上却支着几片棉布帐篷。疙疙瘩瘩的山路两旁,还堆放着砖瓦沙石以及雕梁画柱等杂物。第二天,我们才听人说,这儿要修筑一座市委疗养院,我们这些筑路工要改行变成基建工人。路旁那些漆皮斑驳的梁木,是扩展天安门广场时拆下的民房旧料。

《北京日报》社。新华社北京分社以及北京出版社的老右,在农村改造时化整为零了。此时,又在这儿重新汇合。除了那些在“状元府”就熟悉了的伙伴之外,又多了从中共北京市委、团市委以及市工会、市妇联来的右派。他们中间有“老革命右派”王志诚、叶向忠,还有市委各部门“新革命右派”白祖成、李建华、粱湘汉、薛德顺、钟鸿、张敦礼;市工会系统的安福顺、蒋济南、王一成;妇联系统的李琦,以及团市委系统的黄慕尧、张永经。王蒙。右派的人数骤增,足足可编成一个连队了。

乍见王蒙时,他好像又消瘦了,因而使得他本来就像竹竿般的身子,变得更为颀长。他被划为右派,翻了几次烙饼:划上了,又推翻了;推翻了,又划上了。几个回合的反复,精神折磨可想而知。反右期间,我和他惟一的一次见面,是在批判刘绍棠的会上,当时他还在扮演着正面人物的角色,不过好景不长,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怎么样,老弟!”我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和他相遇。

“和你一样。”他说,“不然咱们怎么能到这儿聚会来呢?”

“还写吗?”

“不干那行当了。划右以后,我打报告要求自谋生活,比如到大街上去卖糖葫芦什么的,可是人家不批!”

我认为他是讲笑话,便笑了。他没笑。

“职业病很难治,我还有创作冲动。”我说。

“算了吧!别自作多情了。我是没这份心思了!只想当好地球修理工!”

说实在的,我当时虽不认为王蒙的回答是诚恳的,但是我理解这种回答。反右斗争之后许多人都本能地蒙上了一种奇异的保护色。就像狡免的毛近乎衰草的枯黄,知了的皮和褐色树皮同色一样。我也不例外,在向报社交上年终思想改造总结时,我写了满纸的对大跃进的阿谀之词,真实的我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而把影子——甚至连影子都不如的东西,拿给管理我们的人看。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到王蒙比我包裹得更严一些,好像他不苟言笑,真是到这大山里来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似的。只有到晚上,他才流露出一点人的真情。我和他地铺曾一度相挨,当他钻进冰冷的被窝时,常常拿出二两装的扁酒瓶,递到我的手里,悄声他说:

“喂!来一口驱驱寒吧!”

我有时客气地推辞,有时却也毫不客气地接过酒瓶,对着瓶子嘴,咕咕两口。他似乎也顾不得卫生不卫生了,用手抹两下瓶子嘴,一口气把扁瓶的酒喝光,来而不往非礼也,有时我也买一瓶酒,如此这般地借酒御寒,借酒浇愁。

记得那是大山沟飘落头场大雪的夜晚,我拿出一大瓶沪州二曲,往肚子里灌了个饱。热酒壮肚之后,我说:

“鲁迅先生有几句诗,你还记得吗?”

“湿(诗)都变成干了,也许还能记起。”

我背诵着:“……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他没有接上我的话茬,打诨他说:“我也需要告诉你两句,老弟:树林子大,这儿什么鸟儿都有!”哑谜般的话语结束之后,他扭过头睡去了。

这就是王蒙划右后的一幅精神肖像。他似乎什么都知道,又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他貌似在合眼睡觉,其实在睁眼看着四周,与其说他表现出不近人情的冷酷,不如说他对这个冷酷的世界有着相当的警觉。他话中的弦外之音,似在告诫我认识客观环境。说不定,他在当时已然发现了我潜藏着某种悲剧性的前兆呢?!

(40年过去之后,王蒙告诉我,在(走向混沌》出版后的一个年节,他的儿子王山曾问及他:“爸爸,当年你是不是像‘混沌’中所写的那样?”王蒙一家当时正吃年夜饭,他一边喝酒,一边回答儿子说:“是,就像维熙写的那样。”儿子还想询及他什么,见他潸然泪下,便不敢再求索下去了)。

这儿不单单有几十号右派,还有轮番来劳动的市委各系统的机关干部。无数双眼睛都在审视我们。

“一天等于二十年!”

“不超英美心不甘!”

山石上张贴着这样醒目的标语。

大喇叭还不时唱出十分动听而又绝对浪漫的歌:

点灯不用油

耕地不用牛

走路不小心

苹果撞肿头

在大跃进的浪潮席卷之下,这偏僻的山洼经常若同闹市。开山的打钎声,油锤的破石声,隆隆的爆破声,每日不绝于耳。盖房的石料向大山索取,勾缝儿的石灰自己烧,背石上山用的背篓儿自己编。除去修筑山中官殿的基建任务之外,右派和那些轮换着来劳动的干部们,还担负着把周围梯田都种上果树的任务。

挑灯夜战是家常便饭。我最初分配在基建组,夜战干的活儿,是和梁湘汉(80年代的中共北京市纪委委员)从沟底拾捡河卵石,并用抬筐抬上山腰,堆放在盖房的地段,以备第二天天亮后,用这些卵石充填沟槽。这种劳动的艰苦性,不必多加描述。因为空手登山还要气喘吁吁,抬上几百斤一筐的卵石,一趟石头满身汗,实在无半点夸张之处。半夜收工穿着汗淋淋的衣裤,钻进冰冷的被窝,一合眼就到天亮。

这儿除了下放干部和女右派,一律住棉帐篷。地铺离地有半尺高,被窝阴冷潮湿。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顶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白霜——那是老右们哈的气凝聚而成。没有炉火,没有防潮设备,帐篷上冰锥悬挂尺半长的隆冬三九天,我们如同躺在冰窝里。因而我们睡觉时,几乎一律头戴帽子。更有甚者,脖子上围着毛巾,鼻子上箍上口罩。

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有着老牛筋般的韧性。到这儿来才发现自己是个文艺天才的张永经(后任北京广播局局长),居然编了一首《一担石沟之歌》。歌词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一担石沟石头多

石头满沟满山坡

激流拍石泉水好

石径入云起战歌

马上有人把它谱上曲子,于是这首歌常常在右派开会之前,或在和下放干部联欢时,高唱起来。你唱,他唱,我唱……后来成为一首老右的流行歌曲。

这也许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惟妙惟肖的画像。身上背着沉重的黑十字架,头上戴着无形——但比有形还要厉害的“紧箍帽子”,肩上抬着超过人体正常负荷的石筐,嘴里还要唱着抒情而豪迈的歌。

静夜深思,我不知道这种精神到底是应该歌颂的坚韧不拔气质呢,还是鲁迅笔下的阿q这条好汉,把辫子伸延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脑袋上来了,使他们成为头上没有辫子的新型阿q。之所以引起我的敏锐联想,也是由于对自己心态的某种解剖。

比如,右派除去经常连轴转——白天干到深夜,深夜干到白天之外,还经常自发地组织什么竞赛。新年刚过,天冷得滴水成冰,连那不封冻的山间泉水,周围也结了一层光洁的冰。这时,我们组织了挑水上山浇灌果树的劳动竞赛。山路弯弯,扁担颤颤,每个右派都怕名落孙山,因而个个奋勇争先。有的为了提高效率,在归途上不走小路,而是跳崖夺路而下。当天,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我扒得身上只剩下汗背心和单薄秋裤,热汗仍然从毛孔中涌出。奇怪的是,当我躺在阴冷潮湿的帐篷中时,居然产生了诗的情感。根据记忆,诗是这样写的:

狂风似虎啸

落叶满山飘

巨石冻裂嘴

老树吹弯腰

三九隆冬恨天热

赤臂躶胸把水挑

汗泉浇开冰霜道

一路歌声一路笑

这首诗被穿插在右派的“诗歌联唱”中,在晚会上进行了表演。为了表示我们的改造坚贞之意,我和漫画家李滨声还以模拟已故京剧名流叶盛兰的小生笑腔,显示我们挑水上山的不凡气概。感情是虚伪的吗?相当虔诚。是为了显示积极而自我表现吗?绝非如此,当天右派几乎全部上阵,王蒙也概莫能外。但这种虔诚的程度越高,说明潜藏在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阿q遗传基因越多!

尤其可悲的是,即使是你有再高层次的虔诚,那些管理监督右派改造的人,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来衡量,也认为你的虔诚掺假。就是在右派群体中,由于都想表现这种虔诚,争取早点摘掉右派帽子,归还人民队伍,因此常用自己的虔诚诋毁别人的虔诚,或把别人的虔诚当成垫脚石,以羊群里跑骆驼来显示他超人的改造虔诚。所以,“窝里反”的事情层出不穷,而干这种勾当的人,常常是被委派的右派“头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漫画家李滨声的遭遇。李滨声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仅仅会画漫画,还是个京剧行家兼魔术师。其人绝顶聪明,属大智若愚的类型。1959年春天,他奉命轰赶一头毛驴,穿山过岭到赵家台去取葱秧,以移栽到我们的菜园。其愚之一:几十里山路他只是牵着毛驴缰绳走,没有骑上驴背一秒钟。他认为右派应当苦练脚板功,并无条件地克己奉公。其愚之二:当他从赵家台驮着几个荆筐的葱秧,疲惫不堪地返回一担石沟时,发生了一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情,那葱篓儿一边重,一边轻。因毛驴身上负重不均,行在山路上重心总是往一边倾斜。李滨声想解开绳子,重新捆绑一下,可是山里人打的是个牢牢的死结,尽管李滨声能在舞台上轻松地表演“仙人脱衣”的幻术,却怎么也解不开绳扣儿,我们这位老实的漫画家,无计可施之际,便用双手托着那个向一边倾斜过来的重篓儿。毛驴走正经的山路,他在旁边蹚树棵子横向移动脚步。山路崎岖漫长,他甘当毛驴的护卫和助手,跌跌撞撞地穿山越岭,硬是把葱秧运回到“一担石沟”。按道理说,漫画家这番表现不受到嘉奖,至少也不是什么改造中的失误吧?但是后来在一次批斗李滨声的会上,那个姓唐的右派“头人”向他吼叫:

“你以为这是什么改造成绩吗?充其量不过是驴道主义!”

“驴道主义是人道主义的变种!”

“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

“你面孔狞恶,装什么救世观音!”

那是一个令人悲恸而难忘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批斗会,起因有二:一、李滨声第二次去赵家台为老乡画街头画时,据说把大跃进年代必然是肥肥壮壮的牛画瘦了;二、李滨声为“一担石沟”落成的第一座官殿(起名礼堂)画宫灯时,宫灯上的水仙花叶用了墨黑色。李滨声当时正逢办理母亲的丧事,从京城返回山区奉命立刻提笔作画,“头人”说那墨色线条是在祭悼他的亡母,而非吉庆之意。由此推断出李滨声与党与人民两条心,非打垮他的疯狂气焰不可。

李滨声刚刚奔丧归来,面庞清癯瘦削。他连连解释,什么“赵家台的牛本来就瘦”啦,“水仙花的叶子宜于用褐墨色表现”啦,但他这种虔诚执愚的说明,在暴风雨般的声讨中弱若游丝,不但起不到解释作用,反而使会场加了温度:

“你放屁——”

“公社的牛膘肥体壮,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

“这是立场问题,只说明你反动至极!”

“你母亲死了,你在家里桌上的碗里插筷子,分明是宣扬封建!”和李滨声家住同院的右派“头人”揭发说,“你在家里的嘴脸我们可以不去过问;你在我们落成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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