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5节 生死轮回无常——死者生,生者死

作者:从维熙

夜钉棺木的那个夜晚,给予我的精神折磨和感情煎熬,实际上等于我也经历了一场无疾的死亡。特别是先闻喜讯后知悲耗的反差,像是一把剪刀,把我的灵与肉一剪为二。我不想在这方面多浪费笔墨,我想详细叙说的是,发生在这天夜里之后的生与死,令人难以置信的——并十分富有戏剧性的轮回变幻。

第二天早上,我如同一具带铐的活尸,躺在炕上绝食。我的理性之所以全部死亡,除了昨夜钉棺木之事以外,还因为早晨严管班接到了通知:上午9时在广场开批斗大会。在我看来,把僵死的张沪,再拉到广场上来“轰炸”一下,不仅过于残忍,而且是灭绝人性。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以死来抗争,尽管这种抗争可能微不足道,但是我如仍苟且偷安以求生存,则是对自己良知的严重亵读。

可是当我排队在严管班之首,被勒令坐在空场上,历经的却不是与张沪的死别——一个刑满释放留在砖厂就业的“二劳改”被五花大绑推到了被斗席上。因为这一刻的感情转换对我说来反差太大,他的名字虽然随着逝水东流,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但那替死鬼的相貌衣着,至今仍如刀割般的深邃:他身材不高,方型脸庞,是山西本地人(因为他交代“罪行”时,说的满口山西话)。他上身穿一件人造革的黑夹克,下身穿一条铁灰色的裤子。因而从头到脚,给我留下了一个黑不溜秋的印象。

于连长却依然精神勃发,讲话时他习惯于双手插腰:“毯!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出现了一个往枪口上撞的反革命。这个反革命家住山西××,在运动中不老实交代罪行不说,他还想逃跑!毯的,你往哪儿跑,哪儿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也好,你不愿意在班组里交代,就在这儿向全体劳改犯交代吧!几天前,钻出个右派反革命,今天又揪出个刑事犯反革命,这真应了毛主席说的‘树慾静而风不止’。告诉你们,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对敌人绝不手软,×××,现在开始交代你的罪行。”

“……其实……其实……俺没犯其他的罪错。俺家人口多,口粮喂不饱肚子,俺曾倒卖过粮票,不是为了赚钱,只是用买来的粮票弄点粮食。‘一打三反’,俺害怕了。俺是老实人,不说半句瞎话。就这!”

“那你为甚要逃跑?”

“逃跑就是对抗‘一打三反’!”

“逃跑就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给他加温!”

在一片口号声中,跳上几个牢头,把这个五花大绑的黑脸汉子背在后边的双手捆紧,然后拼命往上提拉,只听得“啊”的一声尖叫,黑脸汉子脸变得煞白。接着,他的身子像根木桩一般,咕咚一声躺在了地上。

“他在耍死狗!”

“别被他装死所蒙骗!”

“宜将剩勇追穷寇!”

在“同窗”相噬的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这个山西的“二劳改”再没有站起来。事后,我才知道他有心脏病,背后“吊鸡爪”的绳子一勒,他顿时一命呜呼。

批斗会草草收场。

我重新回到了严管号房之中。

张沪正在阎王殿前徘徊,我不知其是死是活,却先目睹了身穿黑夹克的“同窗”,奔往了鬼城丰都。尔后回忆起来,似乎是一场恶梦,而在当时鬼魂排队奔往丰都的“文革”年代,并没感到有多么新奇。我当然为这个冤枉鬼而感伤,但我更关注张沪的生死——她太冤枉了,只是向沈队长谈谈她的五七年结论,就被铐起双手,天下的公理何在?!

到了第三天下午,身材矮小的郭干事,走进了严管号,他没有理睬符××的询问,直接走近我的身边,用他手中那把钥匙,捅开我腕上的手铐。他先让我甩动几下被铐得麻木的双臂,然后帮我把披着的那件棉衣穿在了身上,用头示意了一下窗外,我就跟着郭干事离开了那间严管号。

“她被抢救过来了。”他走在前面,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我“嗯”了一声。

“这件事不怨劳改干部。”他在对我表白。

我听得出来,他弦外之音是指于连长。

“为这事,吴排长跟于……还发生了一次冲突。当然这是我们干部内部之间的事,不该对你说,你能知道在运动中,我们许多干部的为难之处也就行了。”

我相信郭干事这些话都发自于肺腑,并且绝对真实可信。我没说什么感谢政府抢救张沪之类的话,铐起她来本身就是个错误,没有那副手铐,就没有她的自戕;如果我要感谢的话,该感谢那个矮矮瘦瘦的何医生。

“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没有?”郭干事见我一路缄默,停下脚步询问我说。

我点点头,大多大多的悲怆,已然哽噎住我的喉咙,但我沉吟了一会儿,还是质询了郭干事一句: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吗?”

“希望不会。”郭干事本分他说,“但也很难预料,她是从死亡状态中生还过来的。所以,又派个姓李的家属,和张丽华一块儿去护理她,暂时她还不能回你这间窑洞。”

到了我和她住的四号窑洞前,郭干事递给我一把开门钥匙。原来自从我被铐上双手送往严管班之后,赵光弟也被勒令搬离了这间号房,门上换了一把新锁。我进了这间窑洞,颓然地坐在炕上,仔细回味着近日发生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这都是真的。但无论怎么伤感,张沪毕竟是活了下来,这多多少少带给我几分酸楚的安慰,一场“文革”有多少冤枉鬼奔往丰都,能闯过鬼门关也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我想找到何医生询问一下情况,最初没能如愿。他正在处理那天吊死的山西鬼,劳改队死了人也要填表上报。有一次我提着暖壶去打开水,正好与他相遇,这外表矮矮瘦瘦,细脖大脑壳的大夫,没容我向他表示谢意,就忙不迭地对我说:“张沪真是命硬,那口棺材本来是给她打的;阴阳错位,没想到咱那山西本土的‘二劳改’,当了替死鬼。”

“何大夫,我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他提着暖壶匆匆而去。走了约十几米,他突然停下脚步,回头对我说:“咱想,再有一周的光景,张沪或许就能下地走路了。至于让不让她回你们那间号房,那是于连长拍板的事。”

何医生的话没能兑现。我独居那间号房两个星期,张沪也没能回来。一天深夜,吴排长一人独自进了窑洞,他告诉我张沪暂时不会回来,由于各种情况,决定双料货(指夫妻双双进劳改队的)可能要转移改造地点。

我沉默地听着。我愿意马上离开这块土地与这间号房。它留给我过于沉重的记忆:无论是张沪的死而复生,还是我为此而戴的三天手铐,都会像大山山褶般深邃,使我因见景生情而失去安宁。

“那些书,我的意思你就别带走了。”吴排长关切他说,“虽然都是些文学名著什么的,容易招惹是非。”

我点点头。书和知识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但我还是向吴排长提出,我要求索回那两三本我最喜欢的书。那是雨果、果戈里和杰克伦敦的著作。我的理由是——他们的作品能给我力量。

吴排长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他告诉我:“你自己在50年代出版的那两三本书,怕是很难找了,它不在我手上,正在劳改干部中传来传去。”

我说,“如果你能找到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那些书已是我身外之物,我并不想再保留它。”

“该怎么说呢,80%的劳改干部,对你们夫妻内心是同情的,但是你也知道,因为各种缘故,谁也不敢流露这种心情。”

“谢谢吴排长。”

他伸出一只手。

我忐忑不安地也伸出了自己的手。

“要转移的消息不要外传。”

“放心,我是不会给吴排长添麻烦的。”

大约是到了5月中旬,我和张沪以及那些“双料货”被押上同一辆卡车。卡车下边装行李,我们坐在行李上边。与吴排长事先传递给我的消息不同的是,除了“双料货”之外,另外几卡车上坐满了“同窗”与“同类”。不知道哪儿的一座超级瓦斯煤矿,等待建井采掘,那儿需要大批的劳改人员去开挖乌金。

使我永生难忘的是,于连长不坐在别的卡车上,也不坐在驾驶室里,而偏偏与我们这些“双料货”坐在同一辆露天的车斗里。是有意显示他的军人风采?还是对张沪一事的处理不当,多少有点良心上的内疚?不知道!他虽然全副戎装,腰间还别着一把带皮套的手枪,脸上却比昔日多了几丝微笑。

张沪历经近一个月的囚居生活,由于不见阳光而面色苍白,体质弱不禁风。时至5月,同车人穿着夹衣,她上身还穿着棉袄。她与我并排坐在车斗里,头倚靠在我肩上,任汽车在山路上左摇右晃颠颠簸簸。

从晋南向晋东南转移,卡车要爬过巍峨的中条山脉。山路崎岖如蛇,道路十分难走,致使转移囚徒的车队不得不走走停停。当车行至大山环抱中的山腰时,有个女号突然喊了一声:

“看——那儿有一只兔子!”

于连长拔出皮套中的手枪,立刻瞄准了那只奔跑的狡兔。可惜林木葱茏,那狡兔三蹦两跳就逃出了我们的视野。这时,张沪对我低声耳语了一句:

“我好像就是那只兔儿!”这是在漫长的山间驿路上,她对我说的惟一的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这句自喻并不十分准确——在那严酷的“文革”年代,迫使中国多少知识分子,性格分裂成了善于逃遁的狡兔;而张沪不是狡兔,是傻兔——是扑向枪口的一只傻兔。她的生命内核中蕴藏着的是不屈的灵魂。如果遭遇了张志新的处境,她会成为第二个飞蛾扑火的张志新。

我无意谴责前者。

但我更敬仰后者。

如果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都变成狡兔性格,中国还有希望吗?民族还有希望吗?

当然张志新的不屈事迹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卡车正在穿过山脊,奔向下一个劳改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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