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7节 我成了“煤黑子”的时候

作者:从维熙

张沪的命运出现转机。

晋普山属于全国的优质煤田。煤黑子们都知道,所谓优质煤,首先必须是无烟煤;仅此一点是不够的,优质煤田所蕴藏的乌金,还应具有耐燃、块大、无各种气味等特性。在煤都山西的全部煤田中,晋普山勘探出来的煤田,属于优中之优(在70年代中期,它已出口日本)。正因为如此,省劳改局才从本省各个劳改系统,抽调1000名劳改人员来到这儿开山建井——再加上原有的监狱服刑的犯人,总共有几千个劳动力,以大会战的方式,开掘这座黑金之山。

重工业生产,不同于在茶淀种田种稻,挖煤需要许多辅助工种配合,因而矿山附设机械厂、制砖厂等多工种后勤生产基地。单就煤矿生产而言,又分井上和井下两大部分,我的身体属于壮劳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被选进了建井队(即建井完成后的下井劳力);张沪与其他女号,去参与砖窑制砖的杂项劳动。建井的含义,就是从地面开山剖腹,一直深入到地下煤层,直到在地层之下建成四通八达的一条条采煤的巷道为止——我是参与了开钻晋普山地下煤城第一块山石的人。

真是应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语,我在这儿又见到了昔日的不少同类,与我分在一个组的就有高树森(原西城法院干部),金科(原贸易部的干部),其余的成员,多是在山西的老煤黑子了。我们打的是一口斜井,井口沿一定的角度向下开掘。山腹的煤越好,山表的石头越硬,因而在入秋以后,铁锤震裂手掌的事屡屡发生。裂纹疼痛难耐时,便用胶布缠满了手掌,白色的胶布很快变黑,还没有挨着黑煤手已然成了黑熊掌了。因而,每每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张沪常常笑我的手成了讨饭花子。

我说“开矿的活儿虽然很累,但是我挺开心。手黑不怕,就怕心黑。”

她问我在骂谁。

我说:“我骂在曲沃差点送了你一条命的那个人。”

她说:“这儿的劳改干部,比那儿的心地善良。”接着,她告诉我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狱政科的一位名叫武守先的管教干部,找她谈话了,公开对她发生在曲沃的事情表示愤慨。目前先让她离开劳动岗位,在砖窑做脱产的宣传员工作,并在积极查阅她的档案,看她是不是属于漏摘右派帽子的一个。

“真有这事?”我不无忧心他说,“现在可是‘文革’时期。”

“山西人做事武断,于连长是那方面的武断;而这位武守先,是这方面的坚定。”张沪对我说,“他甚至怀疑我这样的人,当年划右就是失误。一般的干部,谁敢这么讲话?可是他敢。该怎么对你说呢,我认为他对五七年的反右,就有看法,只是无法对我直接表达就是了。”

她的话使我想起了董维森、高元松、曹茂林——也许在这方水土中,又出现了一个不拿板斧的“程咬金”?我当时虽然不能确认这种可能,但我希望这是一个奇迹。细想想,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在曲沃支“左”的吴排长,不就是与于连长并非一种类型的干部吗!他何尝对张沪的问题没有同情,只是在“一打三反”的气氛下,他受级别的限制,无法表达他的真实观念罢了。因而我祝愿好梦成真。

由于有了张沪告诉我的这个消息——尽管它还不是事实,对我的精神鼓舞还是很大的,所以在建井队的日子里,我像牛一样地拼命劳作。打炮眼,放开山炮,看乱石在隆隆炮声中漫天飞舞,看斜井一天天深入地壳,自己当真以为自己是个矿工了。记得,在远离地表的地层深处,有一天管理我们的秦队长,在休息的时候问我:

“你这个过去拿笔杆的人,想到过要来给大山钻洞没有?”

“没有。”

“现在你有甚想法?”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个煤黑子,也有煤黑子的乐趣。”

“行了,你改造得差不多了。”

不久,秦让我担任了这个小组的副组长。

而今,我回忆起那一段岁月,我仍有恋栈之情。它不仅仅铸造了我结实的肌肉,强化了我面对困难的坚毅精神。最为重要的是,它使我具备了一个底层人的心田。除去每天去挖洞之外,回到那间老屋里,还要挑水做饭,这期间我学会了擀山西的硬面条,因为面条越硬,越能抗饥。张沪在砖窑搞宣传,比我还忙,白天她要自觉地劳动(尽管她可以不劳动,专事宣传工作),晚上,她有时还要留在宣传室,写墙报和黑板报。记得,在当年的冬天,我有一次去井台摇辘轳,一不小心把一只水桶掉在了井里,在用钩子打捞水桶时,那根结了冰的井绳,在我结了冰的手套上滑来滑去,任凭我怎么折腾,也捞不出那只水桶来。最后,还是王铁匠下工回来,我在井边打着电筒,他把那只水桶捞上来的。

由于我在井边捞桶捞了半天,在如镜的水面上,我看见了自己发间的第一缕白丝。在感伤我捞水桶无能之际,也深感岁月之无情。于是,在我的一个小本本里留下了几行自怜的《提水篇》。诗曰:

初春花织锦

雏鸟漫天游

少年遇神童(指与刘绍棠相识)

文海荡双舟

声声泥土歌

字字心泉流

愿做文苑草

力学孺子牛

何罪触雷霆

五七竟成囚

李白发碎叶(指李白发配新疆碎叶)

我配晋阳丘

哀哉一炭翁

井边拉铁钩

冰手握冰绳

井台滑溜溜

猛然窥水镜

白发染黑头

不如变水鬼

生死一断休

至今,那本本上的纸页已然发黄,但它却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的一张自画像。一方面,我要求自己能坚强地活下去;另一方面,我面对困境也常常颓然自悲。建井这个活儿,越往下挖越困难了,每每向地下深掘上几米,后面要跟上砌碹(即像城门洞那般,上顶要用石头砌成圆拱形),以防止落顶塌方。而砌碹的料石,要一块块往下运,每块料石重百十斤不说,沿着泥水汤浆的斜路向下搬运已非常困难;在砌圆拱形的碹顶时,就更要拿出吃奶的劲儿来了。老煤黑子站在架板上当大工,我们这些小工要把一块块料石举过头,把沉甸甸的石头递到大工手里,他们再封上洞顶——当我们向上举石头的时候,真是要有一点儿“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劲头。得像举重运动员那般,丹田运一口气,才能把那块与自己体重差不多的石头顶递给架板上的大工。如果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就甭想再把它举过头顶了。

这是来矿山以后,我经受的最为严酷的劳动考验。一个往昔摇笔杆的人,能有几十次、几百次、几千次“力拔山兮”的磨砺,也可算是我生命中的一段不凡的往事了——我至今为此而自豪。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体脑倒挂的负面价值,每天只知道自己是一头牛,有车要拉,有地要种,有活要干——直到这口130多米深的斜井,与另一方面军开掘的平井对接,并开始出现煤层,我所在的建井队,才变成了采煤队。当第一次用炸葯炸出煤来的时候,我不惜力地把一块大炭从井下扛到井上,并扛回到老屋中去,放到火盆中点着了(当时正是冬天),因为有了这个炭火盆,小屋里顿时没了寒冷,变得温暖如春。

这个冬季,我们不再到农民开的小煤窑里去拉煤烧了,而是由我每天下工时,从几里之外的斜井扛回一块优质大炭来做饭取暖。我们几户家住南坪村的男人,只要是在井下卖力气的,无一例外地都烧自己挖出来的煤——我们不住在矿山,矿山允许我们搬炭口家。从这时起,我的脸上便失去了原色,下工出井以后,除了牙齿还是白色之外,从头到脚一律变成了黑人——张沪笑我,成了不折不扣的山西煤黑子了。

我怡然自得他说:“要是生在黑非洲就好了,那儿没有反右派运动。”

她不以为然:“在殖民地当个白人的奴才,那日子也是不好过的。”

“他们要挨批挨斗吗?”

“各有各的不幸,只是那苦涩味儿不同罢了。”

“那就是说,天底下哪儿都有不幸者了?”

“可以这么说。不然当初我参加地下党干什么!”

我有点儿不服气:“按照你的逻辑,中国封建主义,已然不存在了,那毛泽东现在成了超人的神,这算是什么主义?”

她很少有被我问倒的时候——那是生活中少见的一次。很显然,我的问题,正是她非常明白。但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还算是她的幸运,第二年的春天,她被宣布为:她是因过去劳改单位的工作疏漏,没有及时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至于是哪儿的疏漏——是茶淀?还是来山西后的曲沃?抑或是晋普山的干部,为了给张沪解禁而找出的理由?这是只有那名叫武守先的干部,才明白的事情。无论怎么说,在“文革”gāo cháo中,武守先此举,不仅仅极为富有人性,而且是勇敢者的行为。

张沪头上戴了十多年的“紧箍咒”,至此获得解脱(因为她也在写她的回忆录,这里对她的经历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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