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2节 再见了,乌金山

作者:从维熙

为双劳改建成的监舍,在犯人区的西侧——那就是李建源君当年葬身的地方。他走了不要紧,在井上有用不完的劳动力。他们继往开来,于1973年的春天,我们终于离开了南坪村,到了我们应该来的地方。

那天,王铁匠一家人像送别亲人一样,为我俩搬行李、提网袋,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老王让家里的人回去,他同我们一起来到新建成的窑洞。两个专政对象与地道的无产阶级,在近两年的相处中亲若一家,有悖于当时火热的阶级斗争的纲常,我和张沪都十分珍重这种超越当时风尚的感情。

走在半路上,老工对我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好人。这年头好人遭罪的多,忍着过吧,总有熬出头的日子。”

“我俩知道,这是王大哥对我们的鼓励。”我说。

“俺说的是心里话,说句文明词儿,叫啥‘否极泰来,。白天的日头落下去是晚上,晚上的月亮落下去,又是白天。天上的理,就是地上的理——俺信。”

我说:“天上没有人,地上有人斗人……”

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斗到头上,每人一身血的时候,就该往回走了。”

张沪扯我衣袖一下,抢先回答说:“感谢您这一年多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忘不了您。”

他说:“那妮子,在你们刚来乍到的时候,对你们……”

“后来不是相处得挺亲热的!”张沪说,“有一件事,还得求王大哥帮忙,那只灰猫在搬家时不知到哪儿去了。”

“来年再抱一只,俺家的老猫一年一窝。”

“不,我们还是想要那只灰猫,这猫有灵性,与我们也混熟了。”张沪从小就爱猫,在搬离老屋的同时,她找了它半天,不知它到哪儿去神游了。

到了铁丝网前,老王只好与我们分手。

窑洞从外观上看,是全新的两层小楼。因为是在山坡上打的洞穴,有着冬暖夏凉的优点。尽管如此,我和她还是眷恋老王家的那间老屋。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间约有15平米大的窑洞,我和她都有一种空旷的失落感——究竟失落了什么,我们一时之间,还说不清楚。包括那只灰猫,都能勾起我们忧伤的心绪。待我和她把行李打开,双双坐在炕沿上之后,她说:“想不到王铁匠,还懂得《易经》中的天人合一。”

我笑她把老王太理想化了。

“你别笑,我觉得他虽然不一定看过《易经》,但是这个人很有头脑。”

“你同意他的看法?你可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是啊!但是我也相信物极必反的轮回哲学。”她说,“停工停产闹革命,发展到全民大武斗;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只有劳改单位中的死猫死老鼠,在这儿钻井打洞,国民经济谁抓?林彪都摔死在温都尔汗了,上面乱了方寸了,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厄运走到头了。总会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

我心里虽然认同她对中国命运的分析——如在1972年初中美共同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底中日建交,——但是离阳光普照大地的日子,还相当遥远。那天,可能是由于搬家的刺激,我们第一次争辩起中国的前途问题——这在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劳动中,是极为少见的事例。按说知识分子,是极其关注国事的;但是很久以来,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交谈——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我和她只不过是顺水而下的泥沙,谁还有心绪去关注矿山之外的事情呢?我关心的是瓦斯。她关注的是宣传。因为她的宣传工作,涉及到了政治,有时她把报纸带回到老屋,我才知道一点儿有关中国的事;否则,我连中日、中美之间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也一无所知。

搬到铁丝网内的窑洞以后,生活没有任何变化。我仍然每天下到地壳深处,与那些真犯人与假犯人一起采煤;她每天去她的宣传室,做她的文字匠的工作。而今回忆起来,我惟一的安慰就是,在我的瓦斯管区,没有发生过事故。不管那些犯人是真是假,他们都是宇宙的生灵;即便是死刑犯,没有到执刑日期,他也有生存权利。但是我则死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首先我没有了激情,我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但是没有光热,没有燃烧自己的力量。按着劳动有益于人的健康来说,我也适得其反——从曲沃的那件痛心的事件开始,我生理上患了阳萎症——在矿山尽管比那儿宽松了不少,但仍然不能复原。这是既难以出口,又难以医治的精神疾症(直到90年代初,我已年近60,生理之疾才不医自愈)。

另一件使我有一丝快慰的事是,那时候我少年。青年时代的文友刘绍棠,不断给我来信,信中预言中国命运一旦有了转机,我的生活占有将在同时代作家中是个富翁。他的论点是:苦难出真知。同时代的文人遭厄运的不止一人,但没有一个人像我经历这么多的磨难。

这些来信,多少给我麻木的神经,注入了一点儿活力。但是他在信中也谈到了北京文化人的现状:女作家杨沫刚过五十,上边就劝她退休;来自延安的老作家草明,工作是在伙房帮厨;对萧军的批判虽然结束,但他仍在东直门从事挖地道的工作……我与上述的几位作家相比,是贱民中的贱民,何以会存有再从事文学写作念头?劳改期间,我曾有过梦幻,也曾有过对梦幻的尝试,但是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夭折了(见《走向混沌)第二部“折梦‘桃花源’”)。

当然,我与刘的通信,也留下了那个年代的烙印:他在五七年是与我一起划右的,此后,他在通县运河滩上放牛,我来晋东南的煤矿挖煤,虽然时代的风暴潮,并没有割断我们的灵犀相通;但我们毕竟是被五七年的历史,钉在同一个十字架上的羔羊,因而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有着诡密的相约。我给他写信,从不注明写信人的地址;他给我写信,在信尾不具姓名。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之举,专政机构要是有意追查写信人,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当年,我们之所以如此,实因“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二劳改”身份,处境比他还坏,怕牵连到他,我还要他接到我的信后,不必保留,当即烧毁。所以当1979年,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后,绍棠没有能保留下我的一封信——相反,他写给我的信,反而全部保留了下来。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抑或是对昨天的历史,都是一份十分珍贵的资料,也可以说是反窥70年代受难知识分子负重心绪的一面镜子。

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曾多次请求去挖煤,放下那具小小的瓦斯检查器,以减少一些我心灵上的负荷,但都未能成功。因而我在晋普山煤矿的后期,一直是与犯人为伍,与黑色煤巷相伴的——也许是我的命该如此,因为我也是社会上的一个黑色幽灵。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1973年春,又一道调令下来:长治近郊的大辛庄劳改农场,要筹建一座阻燃的化学原料四氯化碳化工厂,我们要调往那儿去支援新厂,于是我们又像天上的流星一般,离开了原来所在的星座,流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临行前,我的心情陷入矛盾之中。虽然我不喜欢“劳改”二字,但是我喜欢煤,更敬重煤的性格。我想在告别乌金山前,留下一点儿当煤黑子的小小的纪念,我向主管我们的劳改干部,提出带走我戴了三年的矿工帽——我真是痴愚至极,我询问什么,只要往行囊中一装就是了。我询及的结果,是不许带走,只能把皮带留给自己,其他的东西一律上缴。因而,我在矿山开矿的记忆,就是一条磨得已然没有了皮色的皮带——我很珍惜这条皮带,80年代我曾不顾有失大雅地系着它穿行欧洲。作为一个在底层生活了多年的知识分子,我十分怀念那一段挖煤的岁月……它虽然没有能壮我心志,但是却壮了我的筋骨,强化了我的肌肉。在我的劳改史上,是最值得回眸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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