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节 长治轶事:制坯工、铣工的日日夜夜

作者:从维熙

大辛庄劳改农场,是个“杂货店”。它除了务农之外,还有许多与农不相干的工种。最让我惊奇的,它有着一个生产漂白粉的化工车间和一个铣工车间。至于制坯烧砖,那是为了建四氯化碳的厂房,面临时成立的。

初到这个地处长治市郊的劳改点,首先见到的是光秃秃的树木,那正是夏日时节,正是花红叶绿的日子;但是因为漂白粉尘的污染,场子周围的各种树木,一律是“尼姑”与“和尚”的脑袋;所剩下的少许几片树叶,也都卷曲着身腰,形色枯黄。这给我们这些初到大辛庄的成员,留下了一个沉郁的印象。

像在矿山一样,我们近十户“双劳改”,住在场外的一个小村里,“大部队”则住进了院内的监舍。我住的那家农户姓常,以务农为生,家庭生活属于温饱型。也许正是因为其生活元忧,与我们反而少了王铁匠一家人那样的情分,这地方虽然靠近长治,但是仍然没有自来水,我们仍要到井边挑水做饭。临离开矿山之前,我们已自备了水桶;一个名陈兴发的福建同类,又在我们告别矿山时,送给我一副竹木扁担。因而我们在生活用具上,也算锅,盆。瓢。碗齐备,没有要求助于老乡的事情。

古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也像晋普山建矿一样,要建立一个化工厂,首先要有厂房——而建厂房,需要的不仅是劳动力,还要有大量的砖瓦。所以我们调到到这儿来的“二劳改”。除了女号及年纪大的男号下大田以外,绝大部分的劳力,都投入了制坯烧砖和配件厂的劳动。为了争时间、抢速度,砖窑也实行日夜三班倒;歇人不歇马,因而与漂白粉车间仅有一墙之隔的砖窑,夜间依然灯火通明。

我的任务是拉坯车。只要切坯机不停地转动,我拉的坯车,也就像走马灯一般来来回回地跑个不停,一辆大平板车上,拉着近百块湿坯一路小跑,不敢有任何松懈——因为切坯机是不等人的,除非它因供土不足而停止了运转,否则每个拉坯车的人,就永远不要想歇脚。刘四为机器起了个名儿,叫它累死活人不偿命的“绞肉机”。我就是这台“绞肉机”中的一块肉,在我气喘吁吁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想起埋骨干晋普山的建源君,在曲沃拉土车时的比喻——我们还不如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是的,样子拉车虽苦,但他是个自由人,愿意拉就拉,不愿意就撂下车把。我们就好比切坯机上的一个部件,只要它不出毛病,你就在高高低低的路上跑吧!反正只要通往坯场的路上,有灯火为你照明,这种像驴儿围着磨盘转的原始劳动,就永远没有终结。

赶上夜班还能图个凉快,要是轮上下午班,那就遭了罪了。太阳像个大火球在头上挂着,身上仅有的一条裤衩,都被汗水洇湿——在这儿又不能像在茶淀农场那样赤躶全身,索性来个光腚大战;因而到了坯棚里的那几秒钟,是拉坯人擦汗的时间。好容易盼到天上雷鸣电闪,大雨倾盆而落,那也有你的活儿干,拉车的“骆驼样子”们放下坯车,到坯棚里去倒坯上架——目的是为了让湿坯早些风干,以便进窑烧砖。

至于在12个窑孔的大轮窑里干烧砖出砖的活儿,就更苦不堪言了,我有幸没有被分配到窑内劳动,可是有那么一天,负责大窑出砖的张汉文(即在曲沃为张沪打棺材的那个木工)病了,我临时被派去顶他的班,可算是尝到了个中滋味。窑内烧成的砖,自身还带着灭火后的余热;加上大窑中的高温,钻进大窑,就如同钻进了烤箱,这儿倒是见不到太阳,但烧窑的炉火就在身边;那种高强度的热浪,能把土坯烧成砖,当然也就能把人烧成灰烬。因而在大窑内出砖,真犹如孙悟空进了火焰山一般——《西游记》是并不存在的神话,可是大轮窑的烧烤蒸煮,却是劳改队的真实。出窑工把砖拉出窑来,是用一辆专用的木架车,出窑人要站在烧好了的砖堆之前,一块块把它们装进木架子车——那车可以容纳200块砖,出窑人要装上个把小时,才能把砖车装满。而一个班内你必须把砖全部拉出窑洞,因为下一个班就要装进新坯——也可能我是第一次干出窑的活儿之故,顶替张汉文的那个班时,我差一点儿晕倒在灼热的大窑之内。

因而,我一见那40米高的大轮窑的烟筒,就立刻想起那次从窑内出砖——若同在老君炉里炼丹的记忆。在砖窑我大约干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因为化工厂上马在即,急需机械配件,场内挑选一些有文化的人,到一所大庙改成的配件厂当机工。我被挑中了,于是,刚刚熟悉了拉坯车技术的我,又被调往配件厂铣工车间当铣工。记得当时有一个姓孙的老右,他是上海人,来自于理工学校;还有一个名叫张大中的老右,他来自北京郊区丰台,原来是个教师。他俩都是精通车床业务的人,因而是我的师傅,我是他俩的徒工。我从小代数课几乎没有及过格,还有过考零分的记录,让我站在一台立铣铣床前面干需要计算的活儿,实属小才大用——是把木棍当椽子用的拔苗助长之举。

记得,队长找我谈话时,我如实地对他述说了我的苦衷。他说:“你的手过去能写文章,怎么就干不了这个活儿呢!”

我诚恳地请求说:“那是两路功,从工作出发,您还是让我拉坯车吧。”

他有点儿不高兴了:“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对你的照顾。砖窑的活儿,你不觉得累吗?”

“累惯了,也无所谓了。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我确实掌握不了铣床的性能,特别是立铣铣床,它要求有数学头脑。”

他立刻像是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似的,板起脸来训斥我道:“你既然不懂,怎么知道它需要计算!我看你改造了这么多年,还没有改掉你反动知识分子的清高。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想不到我的这片真诚,在他眼里得到的却是反证,这让我有苦难言。在有些劳改干部中,确实有一种逆反的推理模式:以假为真,以真为假。你越是说自己不行,他越觉得你行——你越是说自己行,他越觉得你不行。我再要申辩下去,是自讨没趣。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名不称职的铣工的。非常遗憾,开立铣铣床制造机械配件的日子,我出过好多好多的次品。记得,最为严重的一次,在一个夜班的8个小时之内,我一连折断了两把铣刀。好在管理我的两个右派师傅,还能知道我的苦衷,不然扣上个有意破坏生产的帽子,是非常容易的事。在曲沃演出的是“豆箕相煎”;在这儿演出的却是相濡以沫——知识分子中间的老右,像天上的云影,有的甘当白云苍狗,有的千方百计在阶级斗争的疲劳轰炸中,追求闲云般的自我安闲。在我的认知里,与我同组的张和孙,就属于后者的类型。与他们渐渐熟悉以后,我才知道来到这儿的同类很多。其中革命资历最老的名叫朱希,是来自新闻出版界的右派,还有来自于老上海交通大学的谭其飞,来自化工系统的工程师罗金生,来自儿童医院的x光专家吕守栋,以及来自北京院校和毕业于北京院校的曹大士、王继昆,来自机关的干部、教师、职工何成伟、王仲仁——其中还有一个与我只有一面之缘,但是却永生无法忘却的老右姜葆琛。我们在茶淀老残队旁边的大芦苇塘相识,他曾带我去见了老残队中处于弥留之际的美学家吕荧。

他们都属“强劳”分子,比劳动教养分子的罪名轻一些,但是“文革”不管你是什么“分子”,在林彪的一号战备令发布之前,他们先到了天堂河农场,后去了茶淀农场;待“一号令”颁布之后,他们与我们一样,前前后后都来了大辛庄农场。由于我一直在大轮窑劳动,而大轮窑在大墙的外边,所以没有遇到众多的老右;而今我走到知识分子密集的配件厂,才知道“大转移”中,山西成了“垃圾箱”,形形色色的“不安定分子”,都倾倒到山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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