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2节 英木兰的生命传奇

作者:从维熙

说起来它有点像是70年代的聊斋了,来到大辛庄不久,就听到了一个富有传奇的人物的名字——英木兰。在砖窑有人谈论她,到了配件厂对她的评说就更多。一个劳改队中的女性,之所以能在男性王国中产生轰动效应,是因为她在大辛庄,做了一件压倒须眉、震动全场的事。

有一天,砖窑40米高大烟筒的顶部,因沉积的粉尘大多,需要有人到大烟筒的顶部去疏通。劳改队长当然只想到了男号,他在队列前,号召能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人,勇敢地站出来,主动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以此立功赎罪。为了鼓励勇者,队长在大轮窑下摆了一碗酒,目的自然是以酒壮其心志,豪其男儿之胆,以完成这个谁看了都心颤的活儿。

会场死寂了多时,没有人敢于应答。谁都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活儿:这儿没有吊车,登上那么高的烟筒,要靠手脚并用地一格一格地爬镶嵌在烟筒上的铁梯。人站在地下往上看,都有些眼晕;要是从上往下看,腿肚子都会转筋。就在队长为难的时候,人群中突然走出了医院的女医生英木兰。她刚到轮窑之下时,人们都以为她是执行救死扶伤,准备抢救险情的。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身着白衫的英木兰,走到轮窑的大烟筒之下,没有任何表白,就开始了她的生命攀登。

在场的男号都惊呆了。队长们也面面相觑。道理十分简单,这样的活儿,让一个从医的女号去干,在劳改队还没有先例。何况这个英木兰,是个在上海读过医科大学的女号,人又长得恬静而淑雅,连说话都是细声细语的。队长们历经了片刻的研究,大概认定她不会是到大烟筒上去自杀,便在茫然不知所措当中,没有阻拦她的行动。结果在众多男号面前,她一步一步地攀上了高高的烟筒,并完成了清扫烟筒上顶的活儿——英木兰的名字,从此响遍了全场。

乍听到这件事情时,我也在内心不无疑惑——固然妇女早有半边天之称,但毕竟因生理与心理等因素,不太适合这项劳动。她在内心何以会没有恐惧,而使须眉们为之失色的呢?又由于她的名字与中国古代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只有姓氏上的差异,又强化了我索密的潜在愿望——有一天,我身体有些不适,借看病之际(她在医务室工作),首先想看一看此人,当然更想知道她何以会有压倒眉须的坚毅精神。

记得,那已是初冬时节,我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走进医务室的过廊,那儿已经有几个病号,坐在长椅上排队候诊。我正伸着脖子,好奇地向室内眺望,突然坐在我前边的候诊病号,拍了我肩膀一下:“喂,老兄,还认识我吗?”

我看了看招呼我的人,他身着一件蓝色的棉猴,连帽子也套在头上,外露的只有他的那张瘦削的脸。他见我流露出陌生的神色,便把他那三角形的帽子,拉了下来。

“是在哪儿见过你,只是……”

“你还记得有一个人,带你去见死前的吕荧吗?”

若同一道从天而落的闪电,我的思维立刻被照亮了:“你是姜葆琛?是在清华大学被划成的右派?早听说你也来到这儿了,只是总在大院外边干活,没能见到你。”

说实话,他如果不提起美学家吕荧,我是无论如何也认不出他来的。因为我和他昔日只有一个小时的见面机缘。但是姜葆琛能够画龙点睛,一提吕荧的名字,就打通了我的全部思路。

我们俩紧紧地握了手。虽然我和他的邂逅,给我带来了快慰,但我的中枢神经,仍然在英木兰的精神光环笼罩之中。在我看来,她的不凡绝非来自于天然,一定有着造就她的不凡的社会基因。因而,在我与姜葆琛初见时的话题,既非他,也非我,而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奇异的女性。葆琛对她的情况也只是略知一二,他告诉我英氏家族,在解放之前的北京,是个名门望族。她出身于一个天主教会的世族家庭,在解放后不久,她的父亲作为反革命被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也很不错;但是女方家长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王继昆是个右派。后来因为王的妻妹,要嫁给一个解放军的军官——在当时政治择偶不仅是一种时尚,而且发展为社会不成文的条例。王妻家中,为了完成这门大好婚事,便迫使其姐与王继昆离异——否则在填写档案的社会关系这一栏里,便有了一个右派姐夫。王继昆与其前妻分手后,精神受到的刺激之强烈可想而知;偏偏此时此刻,王在化工车间劳动时,又被火碱烫伤,英木兰在为他医治烫伤时,便对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英木兰对我说道:“我是首先对他产生了人类共有的同情,才渐渐彼此相知相敬相爱的——假如,他没有前边的命运坎坷,他当时就是一个单身汉,我就是与他有共同的语言,我怕是也不会走出与他结婚这一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可以这么说,是王继昆的生活不幸,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

至此,我好像已然对英木兰那天敢于爬40米高的大烟筒,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了。一个心揣博大精神的人,面对困境会产生博大的情怀;只有一连串为别人着想,而一次又一次舍弃自我的人,才会产生惊人的坚毅。她说她在爬那高高的大烟筒时,没有恐惧;但她每攀上一格铁梯,都要告诫自己镇静,并自我激励一定能够成功。这个成功,意味着的不仅仅是无畏——更是她人格、意志的自我完成。

我曾询及她这一问题:“这里边有没有宗教精神因素在起作用?”

她沉默了许久,没有作答。当时的“文革”把一切都砸烂了,我如此提问不是给她出了一道难题吗!我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逆向推理,问她是不是“活学活用”之成效,她亦没有作答。正是这两个没有回答,我才对她肃然起敬,致使我这部回忆录动笔之前,升腾起必须见她一面的愿望。好不容易从昔日难友处找到了她的地址。这个地址既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我意料之中——她的问题得到平反后,便很快皈依了她从小信奉的天主教,此时她住在修女院,已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若瑟修女会副会长。我去看分别了15年的她,她身着黑色修女的圣装,神态与在劳改队时没有什么差别——如果非要寻找一点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她脱掉了医生的白褂,穿起了修女的黑衫。她依然是那么沉静,那么安然。让我感伤的是,她的先生——我的同类王继昆得了膀胱癌,已然在1989年离她而去。曾记得,王继昆在1988年前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谈及对我作品的印象,他在信中说,我的小说《风泪眼》、《阴阳界》都写了落难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他希望我能以纪实的文体,比较系统地写出我们这一代热爱民族的人(当时《走向混沌》第一部尚未出版);而今他已去了天国,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我对昔日的生活回访中,英木兰成了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颗闪光的星斗。

1995年,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英木兰是作为中国宗教界中的修女,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我想,那些来自地球不同经纬的不同肤色的女性,无论她们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想象不到那神态安然的修女英木兰,曾经留下一个中国女性所独有的生命传奇——其中最为令人震撼的一笔,是她曾在极其困顿的劳改生活中,如长虹出世,压倒过全体须眉,那些来自地球各个角落的女性,她们对中国曲里拐弯历史的了解只是隔靴搔痒,从而无法对这个从历史溶洞中走出来的女人,从今天的形态上去还原她的过去……

谁能破译她体躯内的生命密码?大概只有曾与她有过共同受难的经历,并以人学为研究对象的作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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