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5节 “四路通”通向了“大墙”

作者:从维熙

这是一个村不村、镇不镇的地方,紧靠着永定门外的铁道,每日可见绿色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风驰而过。每次列车隆隆驶过,我都意识到自己是个在列车拐弯时被甩出车厢的乘客。好在这儿离家近了,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但是过剩的忧愁,始终像影子一样追踪着我。使我心灵震撼最大的是梁沙军之死。记得张沪躺在病榻上时,他曾去探望过她,并笑嘻嘻地对我说了好多宽心的话。张沪过了死亡的三八线,他却叩打死神之门了。

他生性乐天,一不会去像王守清那样用刀片割自己的喉管,二不会像张沪那样去服用过量的安眠葯。他追求生——但是他偏偏第一个离开了右派群体,不知是不是命运使然,他的尸骨果真埋在了他曾留恋过的八宝山人民公墓。

对于刚刚返城的我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颗炸弹。当时,正值1959年底,右派集中于报社大楼,作年终改造总结,梁沙军之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话题。之所以如此,还与沙军的死因有关,因为他是非正常死亡,而是死于非命。我和张沪以及骆新民、赵筠秋等都心如吞铅般的沉重。首先对沙军之死愤愤不平的是骆新民。他是留在报社内部劳动的,最了解他死于非命的详情。他悲恸地告诉我们:沙军是被一辆小卧车撞死的。9月9日他下班从东单骑自行车回家,当自行车运行到灯市东口附近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旁边,见绿灯向左拐时,迎面一辆小卧车闯过红灯急驶而来,梁沙军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出几米远,他的头沉重地摔在了马路和人行道分界的石阶上。

在我看来,梁沙军和王复羊在右派群体中,品质属于最纯的两个。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有懦弱和患得患失的毛病,这种品质上的霉斑绝对和他俩无缘。批判别人时他俩或缄默元言,或称“不知其详难以发言”,决不讲什么违背天良的话以求自保。此时,这两个人一个去了边塞,一个去了天堂,我的愁楚之情简直难以言表。我妻子张沪尤为动容,她为粱沙军的妻子晓英的处境而潸然泪落。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和赵筠秋、骆新民一块去梁家探望晓英,沙军老母神情呆槁,银发散乱;而晓英嘴chún翕动,泣不成声。这个悲苦的家庭中只有老母和儿媳两人,本来晓英曾怀孕在身,未足月的胎儿因病流产,从此再没生养。望着这老母和儿媳,我仰心碎;听晓英讲起梁沙军身亡后的善后处理,又使我们愤然不平。现将当时谈话追记如下:

“沙军骑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吗?”

“是汽车闯的红灯。”

“是什么单位的汽车?”

“说是公安局的。”

“怎么处理的?”

“一埋了事!”

“肇事司机呢?”

“没听说给什么处分。”

“难道撞死右派就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

“说……是……说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我忿然说:“我去找报社领导!”

“你是什么人?”张沪说,“你和沙军身份一样。”

“难道右派就不是人?撞死一条狗也不能这么处理问题呀!”骆新民说,“这事情最好由晓英本人出面,她是人民,有权利讲话。”

赵筠秋提议说:“草草一埋不行,要求按法律办事!”

“法律在哪儿?”张沪反问赵筠秋,“你犯了哪条法了?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

难道不是吗?法律究竟在哪儿?我们泛泛地空议论一番,竟元一条良策献给晓英。最后大家理智苏醒之后,觉得要求处理司机,等于白日说梦。因为惩处与不惩处司机,没有人通知你,还是我记起来沙军在人民公墓观看墓碑时,曾开玩笑他说过,倘若他真的死了,要我们为他集资修个石棺或水泥棺柩,让开车肇事撞死沙军的单位,给他弄个水泥棺柩,沙军在九泉之下或许会安心些吧?我们把这一点告诉了晓英,晓英也认为可以带着这个最低要求,去和报社商量。

我们等待着她的消息。我甚至认为肇事单位即使出于低标准的人道主义考虑,也会答应下来的。因为这只要几袋水泥,几个工匠浇灌一下,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是两天之后,晓英慌慌张张地跑到老右的休息室,告诉我们说:“真糟!报社×××问我为什么早不提出这个问题,偏偏现在才提出来。我……我……这个人不会讲话,说到听你们谈起沙军生前有这个要求。×××顿时火了,说这是右派搬弄是非,还要找你们个别谈话哪!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我们几个顿时瞠目结舌。其中。尤其以骆新民最为惶恐,因为沙军死于非命的详情是他对我们讲起的。第二天上午,×××出现在我们的总结会上,他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脸板得如同一块石头,说:“在思想总结期间,还有那么几个反改造分子拨弄是非。这不仅仅是兔死狐悲的阶级感情问题,更是煽动梁沙军家属闹事的大问题。”

会场鸦雀元声,大家都被这种无限上纲而威慑住了。右派中的那位“头人”带头发言说:“在我们这个改造集体中,确实有那么几个害群之马。这几个人不仅仅对梁沙军之死没缝也要下蛆,对大跃进,对总路线……都有他们的反动看法,在这次年终总结会上,希望这些人竹筒倒豆子,把这些都抖落出来,加以认识批判。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大家都沉默着。“头人”又没有明确地点名,没有人自作多情地去对号入座。可是,坐在长桌对面的骆新民,第一个红头涨脸地站起来说:“组织上及时地提醒我们,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表示,一定深挖自己的思想,借年终总结的机会清洗自己的灵魂!”

老实说,我当时对骆新民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道理有二:一、在两年改造的生涯中,骆新民每次学习会上都是抢先表态,但是一到会下,又是他第一个显示他的目光尖锐,对社会现实生活评头品足。二、骆新民因向我们传达了沙军之死的经过,首当其冲地感到压力,为此,他主动表态也是合乎常情的。在这里,暴露了我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完全无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剖析人的习惯和水平。以骆新民来说,在反右斗争初期,他揭发过同一个美术组的李滨声和王复羊;后来,又参与了对老实的美术编辑郑熹的批判斗争。当时能乘人之危以自保的人,在压力面前就不能故伎重演吗?

昔日,我们一起在下庄大队改造时,王复羊曾对我谈起过骆新民的人品缺陷。但是,在一起改造的日子,他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的“怪话”,总是比我们先说,并且语言非常犀利。久而久之,王复羊和我都把他的人品劣迹给淡忘了。在年终总结会上,骆新民首先“揭竿起义”,他写的关于沙军之死的检查中,拉上几个垫底的:王复羊、张沪、赵筠秋和我皆在其中。

这个戏剧性的突变,是我(包括张沪和赵筠秋)的命运转折点。我们都作了长长的自我检查并彼此“互相帮助”。从对反右斗争的“错误认识”谈起,一直深挖到对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反动观点”。还要从马、恩、列、斯的书中——更多的是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摘取词句,进行自我鞭挞。

张沪的思想检查,比我还要多一部分内容。即:批判妄图自绝于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自杀行为。她检查之后,右派中的那位“头人”点名要我首先批判,因为我是她的丈夫。用语稍稍温和一些,就是“同情花岗岩”,就是“和张沪住在同一反革命营垒”。古典戏剧中有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了头发的典故。在那段思想总结的日子里,实比当年的伍子胥过关,步履还要艰难。因为伍子胥只要闯过剑戟之林,骑马落荒而逃就可以了;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整起知识分子来,那种不扒掉你一层皮不松手的劲儿,实在超过拦截伍子胥闯关的那些蛮勇之夫。比如:那个右派“头人”,他明明是个投机分子,却总是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卫道神色。以他的那双鹰隼般的眼睛,何以会看不出大跃进中的种种反科学的盲动行为,但他在总结中颂歌高唱。而管理我们右派改造工作的×××,十分爱听这种颂歌。另一方面,这位“头人”却把对生活提出真诚看法的老右,在会上严加讨伐,用我们一个个被整倒的横尸,垒成他一块块的垫脚石。他以此取宠取信于领导,而领导也有着爱听颂歌的时代病,所以,我们那位“头人”获得了第一批摘掉右帽的实惠——从右派分子变成摘帽右派——所谓的“人民”。

在我的记忆中,这位“头人”对同类手段是十分严酷的。斗争李滨声的凶相,前文已有所披露。到了四路通农副业生产点之后,因其已是“鸡群之鹤”,身份上高于这些老右,因而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当时,生产点养着刚从内蒙古弄回来的一匹劣马,由一名叫老温的退伍海军干部饲养着。这匹马野性难驯、经常踢人,连昼夜给它喂草喂料的老温,也对这头牲口畏惧三分。有一次,老温回家休假去了,这位“头人”派我去拉那匹蒙古马,任务是套上大平板车,去永定门附近的一个城豁口,拉拆下来的城墙砖。“生产点要砌猪圈,用这些砖头垒猪圈墙。你要多装快跑!”他说。

“我摆弄不了这头牲口!”我老实地解释。

“知识分子就是要工农化。”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要从严从难要求自己。”

“赶马车是需要技术的,万一出点问题……”

“办事不能瞻前顾后的,叫你去你就该去。”

“我只是讲明理由。”我争辩着。

“这儿都是没摆弄过马车的人,你说该派谁去?”他一板起面孔,眼睛就拉成一条直线,窄小的上下眼皮之间,闪烁出火辣辣的光,“活儿难,正是考验自己的最好时机。”

“赶马车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我怕承担责任!”我说。

“活儿反正是分派给你了,干不干由你!”说罢,他转身走开去菜园了。

我木桩子般地愣在那儿,前思后想了一会儿,明明知道是给我穿小鞋,可这双夹脚的小鞋还是要穿。我走近马厩,那匹枣红色的儿马蛋子,立刻竖起耳朵盯着我。

老温告诉过我,这头牲畜不但踢人还会咬人,他第一次牵它出马厩的时候,它一口就咬掉了他制服上的两颗钮扣。我悄悄解着马槽上的缰绳,生怕惊扰了它,使它发出野性。尽管这样,它还是冷不丁地来了一口,我往后一闪身,它长长的马牙撕坏了我外衣衣襟。这一下,反而激励了我征服它的勇气,索性贴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给这匹儿马蛋子戴上铁丝笼头,然后,拉紧马缰,把这家伙给拉出了马厩。新华分社的老右张辛城,帮助我给它戴上套具,我拔了根树棍当作马鞭,硬是冒充车把式,把车赶出了生产点的院墙。

前不久,老右赶车曾发生过一段笑话。那是戴着近视镜的赵老夫子,赶着一头小毛驴车去玉米地送肥,归来时发生的。本来毛驴比儿马蛋子驯服得多,一般说来赶毛驴车并不困难。只是1960年的饥荒席卷全国,我们都常以瓜菜代粮了,毛驴很难吃到料。那天,赵老夫子送完肥,赶着小毛驴车回生产点。他口袋里偷偷藏了几个青玉米,在无人的地段便掏出来啃着、嚼着、咽着……不知是赵老夫子偷青刺激了毛驴的肠胃,还是他那狼吞虎咽的架式使毛驴感到眼馋,反正这家伙拉起小车就往生产点连蹦带跑。在大路往生产点拐弯的丁字路口,有一个用碎砖头垒起来的公共女厕所,那驴儿可能想到糟头吃草的心情太急切了,在拐弯时硬是不听赵老夫子的鞭杆指挥,拉着车没去拐90°的死弯,直接从马路上斜冲了下来。

这一下可不要紧,公共厕所的墙被小车给撞倒了,里边两个妇女正蹲着,一下惊呼起来,“啊——”“哎呀——”她俩一边往上提裤子,一边破口大骂:

“你会赶车吗?”

“怎么把车往女厕所的墙上赶?”

“流氓——”

“带眼镜的四眼流氓——”

赵老夫子操着南方口音,连连道歉;“真对不起,不是诚心撞墙,是我头一次赶车——”

当时,正是老右收工吃饭的时候,大伙都看见了这幕戏剧。于是,赵筠秋赶车撞倒女厕所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便成为解忧排愁的笑料。右派陈德贵还把它编成了谜语,叫大家猜:“赵老夫子赶车撞倒女厕所,打一中国电影名字。谁能猜出来,奖糖球两个!”我们都觉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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