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3节 逃犯姜葆琛的驿路风尘

作者:从维熙

由于在看病时,与同类姜葆琛邂逅,在劳动之余,便常常到他那儿闲坐。之所以在众多的老右中,我对姜葆琛情有独钟,不仅仅因为他曾带我去见过吕荧,那一面之缘的深情使我难忘;更大的诱惑是他一个人独占一间屋子。当时扩建化工厂厂房在即,他担任着厂房的画图工作,与他谈话周围没有耳朵,更便于彼此谈心。我每次走进他那间屋子时,他都立刻放下画图的圆规和纸笔,与我东拉西扯地谈起“文革”中的种种问题。他人长得虽然清瘦,却很健谈。他的脑门很大,脸又向里凹进去不少,由于反差极大之故,他那外凸的前额与他的凹脸,仿佛他的面部既有高山,又有盆地;他那“高山”中,像是藏着无尽的矿藏——我每每到他那儿,似都能受到启迪。

他已经带着我结识了王继昆和英木兰,在那些接触中,他扮演的只是旁听者的角色,我在当时还不知道他的个人经历。待我职业病中的寻觅得到了满足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是不是有朝一日,想写写这个20世纪的‘花木兰’?”

我告诉他我的文学之梦,早已死了多年。并对他说起《折梦“桃花源”》里的一个个苦涩故事。他不以为然地摇着头说:“干哪行,都有哪行的职业病。比如,我在生理上有‘风湿性心脏病’,按医生的要求,就该少画图,多休息;可是我过去学的是水利专业,从大的范围仍然属理工科的圈子。所以我一走进这间屋子,就像钻进了一个怪圈一般,不动笔纸心里就难受。你又何尝不是这个怪圈里的动物。你刚才说你的梦早已死了,我并不怀疑它的真实性;可是你也别忘了古诗中的几句话:‘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不觉得这里边藏有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吗?!”

在泥河一样流着的生活中,我麻木了的神经,在葆琛的屋子里,第一次受到强烈的刺激。是啊!我为什么总是想对英木兰的事情探源呢?我说:“也许你的目光入木三分,但是重新孕梦对我并非是什么好事。”

“有什么不好?中国这一段大历史,自然用不着我们去勾勒;可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小历史,谁能比你更有条件描述它?”他用画图的圆规,漫无目的地在纸上画来画去,“比如英木兰,正因为她不是花木兰,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历史的内涵量才更大。”

我理解他所谓的“内涵量”是指的什么东西。他不说破,我也不说穿——因为我们毕竟是初识的朋友。在那种环境中,常常是隔墙有耳,无论是他还是我,我们都知道我们议论的话题,已然切入了政治。所以,只要有人一进他这间画图室,我们便立刻变成哑巴不说,我还会起身告辞。这种出于自我保护和彼此爱护的告辞,正好说明我们的亲密无间。

他有时也到我和张沪住的农村小屋里来,张沪见他面黄肌瘦,有时也给他做点儿好吃的——在那个环境中,所谓好吃的不过是烙饼和面条之类的东西。山西人多爱面食,几乎一年到头也不吃一次米饭;我们这些实质上的贱民,当然更没有择食的余地。无论是多高的厨艺,也只是在面食的范围中换来换去而已。我对葆琛的深刻了解,就是从做饭开始的。有一次,他又到我住的小屋里来。正巧碰上张沪晚上加班,不能回到小屋来吃饭,他就挽起袖子,和起面来了。我知道他身体虚弱,便抢过面盆来——他一把推开我说:

“吃你俩做的饭是挺有味的,就是不经饿。”

我觉得葆琛有点儿可笑,因为他对我讲这话时,严然是以一个面食专家的口吻。

“你比我来山西还晚,从哪儿学来做面食的技术?”在他和面的时候,我已看出他和出的面比我们和的面要硬——这是一个专门的学问。

于是他便从和面的话题中,引出了他的痛苦经历。我真是难以相信,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一个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一个昔日连一小平车芦苇都拉不动的人,却有力量去抗衡“文革”。如果说英木兰,表现的是一种恬淡中的刚毅,而姜葆琛则表现为抗争中的不屈。他告诉我,他早就来过山西了,吃了不少山西的面食,喝过不少瓶山西的老陈醋了。

“文革”开始时,在一天的夜晚他拖着带病之躯,从天堂河农场逃跑了——不是逃往他的老家张家口,而是一路向南,一直逃到了红土地带的西双版纳原始森林。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已然使他联想起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革”乍起时,反“四旧”反得火葬场尸满为患,姜葆琛的理智已然崩溃。他无法理解他热爱的祖国,何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个人斗人、人杀人的场所。他与美学家吕荧是先后被冠以不安定分子,以“强制劳动”的名义收容进了天堂河农场的。最初他体恤大学者吕荧之苦,为了照顾这位老人,他强使自己逆来顺受;后来他发现自己已无法为吕荧解除任何痛苦,便决心逃离这个劳改农场。

在逃跑之前,他用手里仅有的一点钱,偷偷买了一个指南针(这是准备逃到原始森林时指路用的),并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以减少逃亡时的携带负荷。当时红卫兵正在全国大串联,铁路交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他先冒充串联的红卫兵(当时非常方便,胳膊上套一块红箍,写上“红卫兵”三个字,再找一身没有领章的绿军衣穿上,便算有了护身的符咒),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一路上心如揣铅般地沉重,自不必说;无论哪个真造反派发现他,他这辈子就算交待了。但凭着姜葆琛精密的脑袋,早就把可能出现的漏洞,堵得无一空隙。因而在南下的火车上,他一度还成了头面人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应付那些毛头小伙绰绰有余,因而一路平安。只是火车通过黄河大铁桥的时候,他险些露了马脚: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而当初报考水利系的初衷,就是怀有治理黄河的宏大抱负的——结果在临近毕业的五七年,就被划成了阶级敌人,使他的满腔热血付之东流。而眼前他成了一个逃犯,正好路过这条母亲河。“喂,你怎么掉泪了?”有一个同车南下串联的红卫兵,质询他说。

姜葆琛当真不知道自己眼睛湿了,只好随便胡说,他的母亲是河南边上的兰考县人,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母亲被大水给淹死了。他所以要拿他母亲堵红卫兵的嘴,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没有人会亵读母亲,这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当然,他的这些话纯属胡说八道,但是正是这种胡说八道,才使他南行一路平安。姜葆琛对我说:“火车通过黄河大桥时,我是对着黄河流泪了。这一是哭我们的民族,乱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些为毛泽东打天下的勇将,也成了阶下之囚;二是哭我自己,在当初为什么非要报考大学,还学的是水利——知识越多越反动,当一个工人进了工厂,就不会有当右派的事儿了。我的家境很糟,小时候家住在内蒙古准噶尔草原,后来因为家境的变化,母亲改嫁到了张家口,生活上十分困难。我不但不能给她帮助,还要她为我担心。所以,当车过黄河时我的神经失控,不自觉地流出了眼泪……”

“你想逃到哪儿?”我似乎感觉到了,他不是一般的出逃。

“我想去云南。其实当时的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借着坐车不要钱的机会,到各个地方去观光的。与我同车的几个中学生,就是去云南大理。我们一路同行,他们把我当成他们的头儿,竟没有一个人,怀疑我是个异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我的逃亡信心。到昆明车站,我与他们分手了——我要去的是地临景洪县的西双版纳森林,从地图上显示,那儿靠近中缅边境;我当时想的是偷越国界,离开生我养我的祖国。道理就不用说了,好端端的一个中国,突然在几个月之间,变成了人鬼难分的阴阳界;我虽然有病,可是我宁愿死在与自己的命运抗争之中,也不愿意在囚笼里受罪。”

“我不知道你去过云南没有,那儿土地的色泽都是红的——从昆明通往景洪的公共汽车,每一辆都是超载运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我有意识地爬到车篷顶上,以减少与红卫兵的接触。因为快到敏感的边界地带了,我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一路上的艰辛,都将付之东流。命运之神,还算可怜我这个逃亡者,在历经两天的行程后,我终于到了西双版纳的边缘。在景洪小镇,我买了些防止蚊叮虫咬的葯品,并涂抹在了身上;然后在一大的晚上,我闯进了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

“真也怪了,我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病号,竟然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走进这原始森林中来。为了逃亡,我事先查阅了一些有关这个地方的书,其中最使我害怕的是一种名叫‘见血封喉’的毒树。只要被这种树叶碰破了皮肤,是任何葯品也解救不了的。在茫茫黑夜之中,到处都是树,在穿行之中,又不能打开电筒对每一棵树,都细细察看——因而,我只有撞大运了,碰上这种毒树算我命短。压缩饼干很快就吃完了,好在西双版纳的野林中,有叫不出名字来的浆果充饥,短时间内,还没有饿死的危险。最可怕的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在白天穿越森林时,我常常见到它们的身影,因而当夜幕降临时,是我最为害怕的时候——为了躲避可能发生的袭击,我不得不像长臂猿那样睡在古藤织成的‘树床’上。”

“无论怎么说,那几天的时间内,我生活在一种希望之中,希望是战胜恐惧的力量,我是在恐惧与希望的并存中活着的。森林中有许多倒木和葛藤,我的衣服被树枝刮得褴褛不堪,但是指南针在告诉我,我一直在向着南方行进——这么走下去,总是会走出莽林抵达中缅边界的。问题出在一次夜宿于树藤之上,第二天早上,我伸手去掏我的指南针时,吓出了一身冷汗,为我引路的指南针,不知道丢在了什么地方。我在树下找来找去,不见它的踪影,这就是说,我把它丢在了原路上的什么地方——这里说的‘原路’,根本不是路,除了我之外,大概只有野猪、野牛走过,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这叫我到哪儿去找?”

“指南针的遗失,对我的一生太重要了。应该怎么对你说呢,它等于断送了我的所有希望。莽莽林海,白天都难以看见太阳,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绿色,我如何去寻觅我的去路呢!退又退不出去。向前走又没了方向——我坐在一棵倒木上,几乎要急疯了。说来说去,人是一个精神动物,自从丢了指南针,我觉得我全身的病都来了,心脏病的胸闷伴随着的心颤,使我一下子像个瘫子一般,再没了向前走下去的勇气。但是停在这儿是等待死亡,我只好咬紧牙关,开始了向自认为是‘南’的方向,东倒西歪地踉跄。古代的民谚中有‘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说,那天我爬行饿了,便像往常一样采摘林间的浆果充饥,竟误食了毒果——我倒下了,在迷迷糊糊中,我认为我的生命已然走到了尽头。待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傣族姑娘的竹楼里——我如同返祖般的原始人的生活,到此结束。当然,我苦心为自己设计的逃跑计划,也彻底流产……”

英木兰与姜葆琛——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两个角度,在苦难年代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苦涩故事……不过,在姜葆琛的苦涩中,还留下了使他终生难以忘却的竹楼情韵。他住进的那个竹楼,是一个离边塞村寨有几里路远、看守橡树林的小楼;而救他一命的姑娘,是橡树林的看守员。她不仅把他背到了小楼上,还为他更衣擦伤,把他视若一个汉族的大哥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西双版纳有一种名叫风流草的植物,还懂得闻风而舞呢!在那只有一个男性与一个女性的世界中,一个逃跑的囚徒与一个傣族少女,很快就从相知到相爱。当然,即使是姜葆琛激动到了忘我的程度,也是不会把他到西双版纳来的目的,告知她的——在那个年代,他如果吐露真情会把这个小姑娘吓死。他谎称是大学里的红卫兵,特意借大串联的时机,来考察林子中稀有植物的——他又有着一张知识分子的脸和文明的谈吐,因而很快获得了姑娘的信任。

“首先是我感情失控的,但是有了一次,就难以再勒住马僵了。”姜说,“这姑娘相貌平常,但是心地特别善良。比如,我提出我不能见到生人,每次护林小楼来人,或割胶的傣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作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觉得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gāo cháo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20年的人。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慾飞(尽管它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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