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5节 我的一次生死劫难

作者:从维熙

我的这场生死劫难,不属于政治上的——中国历史到了1973年之尾,举国上下正在批林批孔的gāo cháo当中。场里革委会紧跟形势发展,抽调一批文化人,办墙报,出漫画专刊。我和张沪以及画画的曹大士、马常等七八个人(大都是办过报纸或在原单位搞过宣传工作的人),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从事批林批孔的宣传。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不费劲的事情,报纸上有现成的材料,将其摘头去尾随便动动笔墨就行了。应该说,这是我和张沪到大辛庄以来,体力上最为轻松的日子;但从思想上去反刍那些时日,却又是我们最为疲累的日子。

如果是单纯地批判孔子的“女子与小人最难养也”,这倒不用去花费什么脑筋。抽到这个宣传组来的都是知识分子,几乎没一个人不了解“项公舞剑,意在沛公”——打靶的真正靶牌是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在1955年,做过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到了1962年的广州会议期间,与陈毅一起,曾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帽”;陈毅还当场为文艺界的两个知名作家脱帽“祝酒”,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往事。

因而在那间批林批孔的小屋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双关语: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其山水之间也!”立刻有人应答。

“尊法批儒,谁是法家?谁是儒家?”

“当今法家非张春桥莫属。”

“那么谁是当今的儒家呢?”

……

每当说到关键问题,小屋就沉默下来。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但是谁也不说出周恩来的名字。虽然,被抽调到这儿来的没有爱打小报告的人,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特定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公式。朱希事件的场面犹如昨天,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敢随便乱说乱动了。因而在宣传组,大家只能用含而不露的双关语,表述各自的心迹,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好在,批林批孔的风,很快就刮过去了。宣传组解散归队。我没能再回到我的铣床之前,当我的铣工。化工车间的四氯化碳即将上马,化工厂要组织一批人员,去张家口化工厂学习此项工艺的生产流程——这同样需要有文化知识的人去完成,我被列入去张家口学习的成员之一。对此殊荣我颇感惊喜,因为至少我可以到远离山西的地方去看一看,蜗居山西这么久,外部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我已经全然无知;去张家口可能要路过北京,也许有可能顺便到家里走上一趟。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之?!

不知为了什么,自从被召入宣传组开始摇动笔杆之后,多多少少勾起来一点死去了的梦幻。尽管批林批孔,并不是自己所想干的,但是突然接触了文字工作,便有了一种“久别胜新婚”的亲切之感。当时正好有一位姓高的同类,他因为小提琴拉得比较到位,突然被长治文联调走,有此先例可寻,我想到我的命运能否在长治有一点转机?那位姓高(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的同类,在临行前对我说,以我的文学功底和名声,长治市是求而不得的人才;山西老一辈作家又都知道我的情况,何不想办法回到社会中去?他说他进入文联后,要替我力荐一下,让我也通过山西的老作家,努一把力。

我拿不定主意,回到小屋与张沪商量。她的意见,是征求刘绍棠的意见——因为他身在北京,知道文化大环境的宽严程度。当然如能跳出牢笼,怎么也是件好事;但她也担心这个时代,要跳出劳改的生活圈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记得,在临去张家口之前,我发出去两封信:一封是写给绍棠征求意见的,并说我去张家口有可能在北京停留一下,听听他对我去文联工作的现实性,到底有多大;第二封信是写给马烽和他的爱人段杏绵的,马烽在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与我相识,而段杏绵则在那次创作会议上,与我同在北京代表团为北京代表。这是我到了山西以后,第一次想到突破围墙,并第一次拿出具体的行动,做突围的试探和准备。信发出去不久,我们这支开往张家口的队伍,就集结待命了。

带队的队长姓甚名啥,我已然无从记起,但是他那标准的晋东南(长治隶属于山西东南部)口音,我则永生难忘。他召集我们开会时说:“俺今天开会,先给你们送个好信,你们这回去张家口,是以工人的身份去的。到了那个地方,谁也不许暴露劳改队的身份,就算你们去当上一段日子的冒牌工人吧!今天回去收拾一下衣物,明天一早出发。俺对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到了那块地盘,要遵守人家厂子里的纪律,谁犯错误回来跟谁算账,俺的话完了。散会!”

我们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当时太原开往长治的铁路还没有开通),取道北京,去了张家口。这支冒充工人的化工学习队,一行12人(队长除外),都是当时不值钱,家住北京的臭老九。首先使我们失望的是列车并没有在北京停留,我们只在永定门火车站转车之际,在候车室的木椅上坐了约有一个小时,然后便马不停蹄地坐上了去往张家口的列车。回家看一看的愿望落空了,与刘绍棠交谈的机缘失去了——我们惟一的收获,是过了一回当真正工人的瘾。因为在离开大辛庄农场以前,每人发了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在那个“文化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十几个身着崭新工人服装的队伍,着实使我们风光了一路。

可是当我们坐在开往大西北的火车上时,不禁互相咬起耳朵来:

“冒充工人阶级不犯法吗?”

“为什么一个执行专政的机构,就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

“到了化工厂,总要接触化工技术人员的。人非木偶。万一人家询问起我们厂子的情况,将何以作答?”

当惯了老鼠总揣有一副怕见老猫的心态,火车离张家口越近,我们的心也就悬得越高。我们中间的一位老学究,终于忍耐不住这种心理煎熬,到队长的座位上去询问队长。队长回答说:“叫你们咋做,你们咋做就行了。”这个老学究还是不放心,继续多问了几句,队长反问他道:“人家要是知道你们是阶级敌人,还敢叫你们进厂吗!别多说了,你们就按着俺说的办就行了,我们自会与化工厂的领导,有个符合政策的说法——这个你们不需要知道。”

自讨没趣。但却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当时的嗫嚅心态。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走进张家口市××化工厂的。我们12个人,住在旅馆的一问大房子里,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城市中来,新城与老城以一条河分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张家口的市容虽然还残留着武斗时张贴的大字标语,但“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显然在洗刷着往日的旧痕。这使我们这些冒牌工人,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一丝快慰。

化工厂里培训我们的师傅姓张,年纪有40多岁,赤红的脸膛,爽直健谈。我们向他学艺并不困难,但使我们为难的是,这个血性汉子,把我们引为知己之后,便常常破口大骂“文化大革命”:“娘个×的,这是他娘的什么年月,女皇弄权,百姓遭殃。天底下地盘那么大,可是没有好人走道的地方!”

我们只是默默地听着,不敢应合张师傅的海骂。

“娘个×的,你们怎么都是瞎子和哑巴,咋就不吱声哩?”

我们彼此对视一眼,还是没有人应声。

“我带过许多的徒弟,还没见过你们这号的徒弟!”

我们为了把角色演好,惟一可取的办法,就是及时转移话题,把政治问题引向技术问题上去。可是一到晚上,便开始了我们之间的窃窃私语。大家一致认为,张师傅是个讲大实话的硬汉。有一个老右提出了问题:

“人家张师傅已经对咱们有看法了,我们该怎么应付眼前的局面?”

没有人能够作出圆满的解答。有的同类说:“人家讲实话无罪,我们万一‘闸门漏水’可就成了问题。”

我说:“反正咱们只在这儿学习一个月,在这个月内,我们要把哑已的角色演到底。这是角色对演员的规定要求,不然回去就没办法交差了。”

我当真十分注意我的言行,因为跟在我们身边的还有执行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劳改干部。虽然他并不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张师傅口无遮拦,万一于无心之际,把我们的反动话传了过去,我们将来的日子,就难得平安无事了。来学习的成员中间,多一半是老右,都有过被整肃的经历,因而也都自有心中的小九九。张师傅碰上了我们这些冒牌工人,也算他倒了霉了——他爱怎么想我们,就让他想去好了。

有一天,张师傅叫我到装有二硫化碳(生产四氯化碳的原料)的2号高炉旁,去检查一下炉温。他特意叮咛我,去高炉之前不要怕麻烦,一定要先穿好防火的石棉服,并戴好防毒面具。在此之前,他已经多次对我们这些“工人”讲过,要严格遵守化工车间生产的工艺流程,不能有一丝马虎。为了提示我们注意此事,他列举出他们车间,有两个值夜班的女工,因为对二硫化碳之易燃及其能令人窒息之毒性缺乏警惕,双双去见了阎王。

我对张师傅的叮咛,并没当成过耳之风;怎奈那天让我去2号高炉查看炉温时,正急于要解小便。本来我如果先解了小便,再去检查炉温也并不违纪,十多年的劳改生活,养成了我闻风而动的神经本能。我到了更衣室,想先更换上石棉衣,但是觉得换衣戴帽太延误时间,何况肚子里还憋着一泡尿呢!我想一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活儿,何必这么脱衣穿衣的折腾呢?因此,没有穿防护衣就向高炉走去。

说来说去,还是不了解二硫化碳的威力。就在我匆匆走到2号炉旁的时候,突然“膨”地一声巨响,炉内外溢的气体,像天空的闪电那般一亮,全部自燃起火,我立刻被蓝红色的火焰包围。最初我只知道我的衣服被燃着了,后来在昏昏然的状态下,迷迷糊糊地听见工人们的喊声:“躺下——快躺下——打着滚儿出来——”之后,我就全然失去了知觉。

待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医疗所的病榻上。第一个感觉就是脸上疼痛难耐,我知道我是被火焰烧伤了。我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脸上的绷带,不用说我已然知道,大火把我的面部烧伤了。“同类”见我醒了过来,不禁喜出望外,他们告诉我,若不是张师傅和几名工人,奋不顾身地冲进烈火,把我像拖死狗那般,从火焰中拖了出来,我的一条小命,就留在张家口了。

“几度烧伤?”我非常吃力地吐出这句话。

“算你命大,只烧伤了面部;但是你的头发、眉毛、胡子也都烧成灰了。”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你是娶过媳妇的人了。”“同类”与我开玩笑说,“不存在找对象的问题,过两天你自己照照镜子就知道了。”

我心里十分难过:“要是真成了非人非鬼,我去摸电门好了。”

“别,大夫说了,你要配合大夫的这个疗程,脸上不会留下疤痕的。因为从高炉周围起火,到把你拖了出来,总共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同类”们正在为我宽心之时,队长来了。他气得面色赤红,但出于当着护士的面,不好大发雷霆(因为我是非工人的工人),最初只是批评了我几句,后来便口吐真言:“你是俺挑的人,算俺有眼无珠;你能摇笔杆,但不是干化工的坯子。哎!你好好养伤吧,这算咱们出师不利。”他说完了他的心里话,朝“同类”们一挥手,“别围着他一个人转磨了,我们要总结一下教训,回去开会,每个人都给俺写安全保证书。”

病床前空了,我请求护士给我一面镜子。镜子中的我,整个面部都是白色绷带,只有我的一双眼睛是黑的。我自知烧得不轻,但事已至此,一切唏嘘感叹都已无济于事,也只好听天由命了。到了晚上,张师傅来看我了。对我的批评是必不可少的,我只有“老老实实地听着的份儿——人家已经尽到了师傅的责任,事故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因而,我对这位朴实的老师傅,首先进行了自我检查。他大概是想宽慰我的心,便坐在病榻边的木椅上与我聊开了闲天:他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支支吾吾——我该怎么说呢?家庭成员中的二分之一在劳改农场,这是无法出口的事情。

“你有姐妹吗?”他很诚挚。

我不能对救我一命的人过于封闭:“我是个独根苗苗。”

“那你母亲一定会为你难受的。”

“医生说不会留下疤痕的,老母亲难过两天,就会雨过天晴。”我尽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就算是我的一次人生教训吧!”

“你妻子在哪儿工作?”张师傅又问。

我已经是冒牌工人了,索性也让她当一回冒牌工人吧:“她是个工人。”

“孩子呢?”

“在上初中。”

“阿弥陀佛,你上有老下有小,多亏没有出啥意外;不然,我夜里睡觉都要做恶梦了。”张师傅笑了起来,“我听你的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到山西去工作了;听你们这些人的谈吐,都不像是大老粗……怎么……”

我赶紧打断了他的话:“真是要感谢张师傅了,不然的话,连带队的车间头头,回去都没法交账。”

我必须以谎言取代真诚,尽管这是使我内心痛苦的事情,我还是得那么做。有那么个瞬间,我的良知曾叩打我的心灵,想在救我一命的老师傅面前,说出其中的真实,但是,那后果比我被烧伤还要严重,我只好把两面人的角色扮演到底了。

夜己更深,我催张师傅回家。因为他进屋时曾说他的家离这儿很远,他是骑着自行车,特意来看我的,此时我正好用这一点劝老师傅早点回家。他对我笑笑,并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病房。他一出屋,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对不住这位张师傅——在那个谎言成灾的年代,我也是一个不得不说谎的人。因而,在我们临离开张家口之前,我拆去脸上的绷带,面颊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张师傅来我们的住所为我们送行时,我有意回避开了张师傅。

“同类”们说:“你得去见见张师傅。”

我说我不能去见他。

“为什么?”

我说:“我怕功亏一篑,露出咱们的马脚来;对他撤谎,我的灵魂实在不得安宁!”

但是张师傅还是在一间空房里找到了我。他用他那铁钳一般的手掌,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哎呀,你成了没毛的和尚了。不要紧,头发和睫毛都长得很快——3个月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在临登上归途的火车之前,他再一次向我祝福:“记住,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就是带着张师傅的吉利祝福,坐上返程的火车的。白白来了一趟张家口,什么化工技术也没有学成,我的心情之灰暗,可想而知。再加上我的头发和眉毛都已荡然无存,我在火车上只好拉低了棉帽帽檐,以遮挡我的丑陋——一个人没有眉毛的形象,是非常难看的,这只有自己最能体察。该怎么说呢?那样子比太监还要难看十倍。带队的队长告诉我,他在临离开张家口时,已经请示了场部:鉴于我的情况,允许我在北京养病两周,待面部伤好之后,再返回农场。“同类”们对此都面露喜色,我则没有一丝快慰之感,因为老母亲和我的儿子,见我的脸烧成了这副模样,一定会悲伤至极;与其三个人难过,还不如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十字架为好。

“你不该这么想,化工车间一开工,你想回家怕是都没有时间了。”

“在家里养病,怎么也比在农场要好;我们想回家看看,还没有条件呢,这也算因祸得福。”

我说:“我愿意把这个福分,让给你们享受。一句话,我不想让老人和孩子,为我难过。”

“你真是一根筋,你怎么不想想,你母亲现在是多么想你,你的儿子是多么想你。”其中的一个“同类”提示我说,“能在家里休息两周,与母子相聚一段日子,那是多大的乐事。至于面部难看,怕街邻白眼相待,那也非常好办,现在正是冬天,鲁迅先生昔日曾写过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破帽遮颜过闹市’,你把两扇棉帽耳朵往下一拉,便一丑遮百丑了;你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怕人家的白眼?!”

这个“同类”的话使我怦然心动,我想母亲和孩子,可能是会为此而难过,但是也有劫后相聚的快乐。因而在火车快要驶进北京站的时候,我向队长提出,感谢场部的照顾。我不用两周时间养伤,10天内一定返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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