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6节 魂去来兮

作者:从维熙

母亲和孩子都不知道我会从天而降——当帽檐低垂的我走进那阴山背后。终日不见阳光的10平米小屋时,正是个残冬的夜晚。母亲戴着老花镜,正在为孙儿缝补衣裳;儿子伏在一张木桌上做作业。

我拉开那扇吱吱乱叫的木门,走了进去。母亲愣住了,儿子回头看见是我回来了,高声叫了一声:“爸爸——”母亲赶快捅开蜂窝煤的炉子,让炉火更旺一些。她见我帽子捂得严严实实,一定是认为我很冷很冷。屋里的灯光很暗,一老一小还没看见我是面部带着伤回家来的。

“快烤烤火,我说这两天我总是左眼跳个不停呢!”母亲一边端详着我,一边绽露出笑容说,“左眼跳来,右眼跳灾。”

我告诉母亲,我是伤后来探家的。因为我在家中不能永远戴着那顶棉帽,索性把它摘了下来:“妈,您看——”不等这一老一小询问,我就把发生在张家口的事情,一股脑抖落给母亲和孩子听——当然,我尽量说得像小病小灾那般轻松。

母亲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已经16岁、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身高已经超过我半头,他平视着我说:“奶奶,爸爸连眉毛都烧没了!”

母亲颤巍巍地站起了身子,我忙把老母亲按坐在床上,尽量装出欢快的样子,安慰这一老一小说:“大夫说了,眉毛还会再长出来的,脸上也不会留任何的疤痕,您可以一百个放心。”我弯曲下身子,让坐在床沿上的母亲看个清楚。并尽量冲淡着小屋内的沉郁气氛,“大难没有倒下,将来必有后福。您说对吧?!”

母亲用她的手心,抚摸了我的脸好一会儿,才放下了她的手掌——我闯过了这个感伤的关口,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俗话说“‘母子十指连心”,老母亲能不为此而过度悲戚,我也就松了一口气。母亲在为我深夜做饭的时刻,儿子在我脸上涂抹着我带来的止痛葯水,本来这一老一小都该是受我照顾的,而我一个汉子,此时却只能被这一老一小关照,想到这里悲情不禁油然而生。我怎么了?五七年的那些往事,越来越被历史的发展证明,一些直言国是的人的话绝大多数是正确的——怎么历史已然过去了十几年,只不过说了一点点真话的我,依然是这副模样?不!我比过去还不如了,过去我还有梦,而今连梦境也没有了——这不是一具会出气的活尸了吗?!

回想我养伤的那几天,在我的改造史上虽然十分短暂,但可以说对我的思想,也是一个重要的疗程。那17岁就历经了五花大绑的英木兰,还有攀登40米高大烟筒的生活之勇,我在生活的重压之下,竟没了任何一点突围的勇气——尽管现实是一块铁,但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一书中,不就是描写的在死亡线上,勇敢的面对铁的现实,而自我突围,并获得了生命的故事吗?!当然,每到孩子去了学校的时候,母亲总是用宿命论的观念,叫我安于现状活下来就行了。可是每到夜晚,我与母亲和儿子挤在一张大床上睡觉的时候(当时我家只剩下一张木桌和一张木床了),一个非我和另一个真我,就展开灵魂上的对话:

“你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对待生活的。你为了磨练意志,曾经舍弃坐火车,从二百多里外的茶淀农场,以自行车的轮子,代替火车的轮子,进行过自我磨练。”

“我累了,我不想再自我折磨了。”非我回答说,“人是在希望中生活的,去了山西我更看不见这种希望了。”

“希望常常孕生于失望之中。从五七年起,你的生活占有是个富翁——尽管你现在还没有表现这一底层生活的机会,你要去争取这一机缘。”

非我说道:“我只想随遇而安了,因为这个历史的暗夜太长太长了。”

“你大概早把雪莱的诗忘光了吧?他在诗里写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你也学过几天辩证法,古语中说的‘物极必反’,‘文革’走得相当远了,是不是快到了它寿命的边缘?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当真我把非我问得哑口无言的时刻,我就会从梦境中醒来。在这一刻,我听到母亲的轻微的呼噜声。她说过,只有我睡在这个家里的时候,她才能睡得安心,她才能有鼾声。我从她的鼾声中得到了认证,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呢!为了母亲和儿子,我再不能自甘随波逐流,我应该为改变命运而付出努力。

可能是这种发自于内心的声音,摇撼了当时的非我,我在那几天除了去医院看病换葯之外,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走访昔日的朋友上。燕祥家我去过,厚明家我去过,绍棠家我当然更是跑了几趟。但是非常不巧,3个人中间,我只见到刘厚明(记得燕祥当时在搞个什么剧本,人未在京;好友绍棠,那几天正在老家通县。绍棠爱人曾彩美,想叫绍棠回来与我一聚,因我归程在即,没有应下彩美之意。她说,绍棠已经给我往大辛庄农场发出了信件。我之所以能够破帽遮颜在北京城内穿行,大概是得益于真我的苏醒——因而我把这次回京,看成我生命中一次不凡的思绪变化历程。

重新回到大辛庄农场,张沪除去询及我的烧伤经过,当然也非常关心家中的情况。之后,她拿出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绍棠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维熙:

你有了想重新进入文化圈子的念头,是个重大的变化。我觉得不管你

能不能进入长治文坛,己然在思想上是个升腾。因为它证明,你的文名,

你的创作能力,在主导你恢复自信。只要政策幅度再宽一些,长治想要你,

恐怕还求之不得呢!

我寄希望于未来。中国的发展与繁荣,要靠现今四五十岁的人才;北

京文苑的百花盛开,也要靠咱们这些“二度梅”的开放。浩然一个人,太

寂寞了。万紫千红才是春。近日我写了一首诗,摘以下四句给你:

恶竹根除去

雨后发春笋

请君拭目待

新苑花似锦

你的处境已大大改变,小众即将自立,更无后顾之忧。一定要趁年富

力强,写作和储蓄一些作品。今日无用,将来未必无用。书到用时方恨少!

……跟你这封信同时来到的,是我二弟自武汉寄来的贺年信。前些日子,

武汉流行着我的小说,李冰和吉学霈向我二弟打听我的情况,深表惋惜之

情。我也惋惜李冰和吉学霈,他们不是也没有新作问世吗!我妹夫与周立

波住在一个居民楼,每天都看见他,气息奄奄,朝不虑夕矣!跟他相比,

我们有年纪的优势。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

……

我昔日与绍棠有约,他给我写信是不留名的,但是他那笔十分漂亮的钢笔字,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因为我在北京没能与他见面,这真称得上是见字如面了。另一封信是山西省作家协会段杏绵大姐来的,由于这封信已然丢失,无法在这里引其原文,但信中的大意,因其与我的文学生命关系甚大,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她在信中的大意如下:她说她接到我的信十分惊喜,她不知道我已在山西多年。关于我能否离开劳改农场,去文化单位工作,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她已与有关同志商量,看看能不能想些办法——但是无论如何,组织部门也要看看你的档案的,不知山西劳改局是否存有我的材料。她让接到信后,把我被劳改的“原罪”,简单扼要地写一份寄给她。信尾只属了她一个人的名字,马烽同志并未属名。

我与张沪仔细地研究了杏绵大姐的来信,得出的结论是:道是无情却有情。表面看上去,杏绵谈了一些困难,但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人间难觅的真情。马烽同志没有属名,是情理当中的事情,不久前在报纸上似乎看见他曾随江青去过大寨,政治上是属于炉火纯青的类型——但我们也分析到,杏绵这封回信,绝对是经过马烽同志过目的——除非他当时不在杏绵身边。

两封来信,都给我带来了希望。绍棠给了我力量,杏绵的信则让我看见了一丝曙光。是的!从1957年到1975年,时间已然流逝了17个年头,要是以日为单位计算,17个365天乘在一起,我已经劳动改造了6215天——人的一生有多少个6215天?而在这庞大的数字里,我修理地球中的感受自然不少,但是丧失了我多少可贵的写作时间?似乎我的文学梦醒于这两封来信之后,这是张家口的一场大火烧出来的觉醒,是在北京养伤期间自我拷问后的心灵独白!我要写!我要写!我是生活占有的富翁,尽管我当时穷得买不起稿纸。

从大辛庄的供销社里,我买了最为便宜的窗纸,开始了在上面勾勾画画。那些类似远古象形文字的符号,只有我自己清楚它的含义是些什么——那是我17年中悟性最深的东西。当时化工车间,已建筑起外形,时间不允许我写出成型的作品。但是我庆幸,我死去多年的梦,于一朝苏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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