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7节 随风飘逝——蒲公英飞过了黄河

作者:从维熙

感谢1974年夏大的骄阳,天上那一轮火球,不仅给自然界的万物以生机,还给了我生命的原色。那一年的春天,我的脸上还留有青一块、紫一块的烧伤烙痕;夏日的炎阳一照,我的面部完全恢复了原来的肤色。眉毛长出来了,头上又是一头黑白间杂的头发了。在春天参加劳动时,化工车间的同号,还常拿我取笑:和尚,尼姑,修女……不一而足,到了盛夏,我又是一个男子汉了。

截止到该年,我在劳改生涯中,已经经受过四次生死大劫:在北京郊区开山时,我差一点儿成为独眼龙;在矿山并下挖煤时,一次透水事故和另一次的煤块塌落事,都因我命大而幸免;最后一次就是被烈火包围,我又从死神的怀抱中逃了出来。好友姜葆琛学过《易经》,他说人的一生,都有两次以上的劫难;能大难三次而不倒者,当真会有后福。你算是受过四次大劫了,当然晚年福缘更厚。”

我笑笑说:“这么说,你也该属于有后福之人,你受得折磨也不少。比如在云南……”“所谓劫难者,是指外力而言。”他打断了我的话说,“我的出逃差点送命,是咎由自取;这与外力形成的灾难,不能同日而语。”

“你可以当个算命先生了。”我开他的玩笑说,“我想听听你对你自己的命相分析。”

“不,还是先谈你。”他煞有其事他说,“比如,你最近接到山西文联的来信,把内容跟我说说。”

“你的戏法漏了馅了。你所以知道山西给我来了信,我听张沪说过了,那信寄到了化工车间,是你收转给她的。”尽管我知道,葆琛君是凭借着他的聪明,在我的所谓命相问题上胡说八道;但是我还是把两封来信的内容,一块儿告诉了他——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

他听得十分认真,并时不时提出他没听懂的问题。之后,他沉默了好半天,对我表示祝贺道:“你我可能要分手了,信不信由你。你的事情惊动了山西文艺界元老的夫人,文曲星归位当不会久远。”

我俩当天是在他的设计室聊天的,室内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因而说起话来百无禁忌。我笑笑说:“行,假的我也当真的听。那么你说说你自己的命相,让我长点见识。”

他的脸色顿时沉郁下来。本来他的脸就瘦削,再消失了刚才的欢快神色,病态的苍白立刻爬满了他的整个面部。我甚至于有点后悔跟他开这样的玩笑,但是话已出口,此时已无法收回。在他没有做出反应之际,我站起身来说:“葆琛,我回去还要擀面条儿去呢,咱俩改日再聊吧!”

他也匆匆站了起来,拦着我说:“你别走,我谈谈我。人总有一天要死的,我的命相中劫难还没有到头。说了你别害怕,我有着血光之灾。被杀头?看起来是不会了!我的风湿性心脏病,早早晚晚是会开膛破肚动大手术的——怕是我难过那一关。”

我忙安慰他说:“西双版纳你都闯荡过来了,上帝还能把你怎么样?”

“上帝分配健康与死亡是不公平的,反正我会走在你的前边。”他说,“你记住,要是那一天到来的时候,看在我们患难之交的份上,你到我的坟头前常来转转。还记得茶淀的坟场吗,埋死人的地方是大芦花荡;这儿也不会比那儿强到哪儿去。要是坟前的木牌牌倒了,你把它扶扶正;要是看着黄土少了,你给上边加点土——省得黄鼠狼之类的野物,把我的尸骨给吃了……”

他说得很认真,虽然我想冲淡一下这种忧伤的气氛,但是硬是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我之所以把葆琛的话,记得如此清楚,实因后来他对他自己的命运分析,大体贴近事实——当然,他没有死在劳改队,而是活到了平反之后。说来也巧,他在平反之后的80年代,就与我在北京的团结湖为邻,他的工作单位在轻工业部设计院,我工作在北京作协和全国作协;由于昔日患难的友情极为深厚,往来颇多。在1993年的夏天,他终于因心脏病两次开膛破腹,病故于协和医院。当年他仅仅58岁。十分巧合的是,他与我的母亲葬于同一公墓之内,因而每年清明,我去为母亲扫墓时,必去葆琛的墓前献花——这是他在劳改队时就说过了的事,我牢牢记于心扉。

此外,另一件被他预卜到了的事情,就是在他那天倾吐忧伤之情不久,山西作协的杏绵大姐,便又有书信飞来。她说,作协评论家李国涛,与劳改局的头面人物有些往来,近几天内将去询及有关这方面的政策问题。信中叫我不要怀有希望,但他们是会为此事尽力的——因为各地文联,都需要有创作实力的人才云云。当时,全场全力以赴地筹办化工生产的机器设备,我每天加班加点地干着除锈工作(因其设备大都是从其他化工厂运来的陈旧机器),化工车间的未来人员,每人手持一把铁锤,击落着管道上的斑斑锈迹,因而叮叮当当震耳慾聋的声响,从早上响到大黑。那是一件十分招人心烦的活儿,只是我在那一段日子里,由于在绝望中看到一点渺茫的希望,常常置耳旁的“杂音交响乐”于不闻。

我浸沉在我反刍生活的快乐之中——十几年内多少生活场景,像画面一样从我眼前流过。当然其中多是悲怆的乐章,但是回忆悲怆既是一种精神折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因为它可以化眼前的喧嚣世界于一片肃穆之中。我想的问题很多很多,从自身的囚徒生涯联想到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文人的流放——历史还是进步了不少,当今的劳役犯脸上不再刺字,虽然还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株连,但没有昔日的满门抄斩,如果像古代帝王那般,这个大辛庄农场的生灵,则不会存在至今——那么,谁去大轮窑烧砖?谁去张家口学习化工?谁去生产机器零件?谁去设计化工车间的厂房?在叮叮当当的击打声中,我的思绪又从中国飞出了国界,想那沙俄时期的大文豪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被拉到刑场上之后,才被沙皇赦免一死的吗……我自知这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平衡,因为只有找到这个法宝,才能有一点点自我安慰。

但是,我的阿q平衡法,也有出现失灵的时候。那就是当我的思想坐标,移位到当今世界。比如,突然想起了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已经飞上了月球(偶然在报纸上见到),便立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失去了颜色——始自建国后的五七年人斗人的开始,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文革”后停产闹革命,全国都进入人斗人的黑网之中。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开始了探索宇宙,我们却津津有味,没完没了地斗来斗去,不知何时何日方能休止。我们的中华民族,将来在地球上将如何生存?

不管想东想西,都是逃避震耳慾聋的除锈锤声之故;但是那种喧嚣的音乐,没有能听多久,不知从哪儿又吹来一股风,我们这些“双料货”,奉命迁移新的巢穴。昔日我去张家口学习化工,烧焦了头发和眉毛,等于是玩闹一场——我们带家属的全部调往晋南的伍姓湖劳改农场。这是一次十分蹊跷的调动,可能农场出于甩包袱之故(带家属的有的生了第二代,生活上难于管理),我们于七五年早春,从长治登上火车,绕道河南郑州;途经陕西跨过黄河,拐到晋南。记得那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跋涉,所以说其有趣,实因其没有任何一个劳改干部押送。我们身着厚厚的冬装,背着沉沉的行囊,像是一群盲流,自由自在地在中途换车,与乘车的公民第一次享受同等的待遇。

由于对我们的调动十分突然,我们又都住在场外的小村里,因而无法与众多友好话别。但是临上火车的前夕,姜葆琛还是跑到我和张沪住的小屋中来。他说,人挪窝活,树挪窝死。我们离开这青烟缭绕的化工厂是个喜事,他恨不得跟着我们一块儿走呢!但是人的命,天注定,他想走没有路条,人家不放他走。奈何?

我们与他也很惜别。来大辛庄后,他是与我们来往最多的朋友。

“这回,你们也可以见到黄河了。”他说,“我往南逃的时候,过的是郑州黄河桥,你们要过的是山西与陕西交界的风陵渡黄河桥。好好看上两眼中国的祖母河吧,她会赐给你们好运气的。”

我心里挺难过的。姜葆琛之所以不忘黄河,还是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时的幽灵没死。逃跑时他看见黄河就落泪,此时此刻我们即将分手的前夜,他心中没有死的幽灵,又出来显圣了——因而我对他的生命独自,无言以答。张沪忙着收拾杂什,顾不上跟他多说什么“黄河”之类的话;她只是祝愿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当这个历史的黑夜破晓时,他的身体也像东升的太阳——在曲沃的那场生死之劫,使张沪的身体大不如前,所以这可以算是病号对病号的祝福。

我没有美好的语言与他话别,便把在煤矿翻黑了一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赠给了他。我说:“小说中的那只狗,在生活中磨练成了狼群的首领。你没那两下子,但是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你这个病号,比我更为重要。”

他并没有翻动我赠他的那本书,却石破天惊他说道,“维熙,我没有什么可赠你留念的,有一句话,就算是代替礼物的圣经吧:你有责任和义务,写下这一段中国知识分子的底层生活记录。在我接触的同类中,你是最有条件留下这一宝贵档案的人。你们忙着收拾行装,我就不打搅了。”

他很感伤地匆匆离开小屋,我想他是流出了眼泪。

我送他出了村日。在村口他再次停下脚步,一字一板地对我说:

“还有两句必须说的话,如果你一旦调离劳改单位。记住,不要讲条件,在哪儿工作,都比当劳改犯强。”他说,“当然能去文联工作最好,到了那儿你有可能实现你的最大愿望。”

我说:“就目前的气氛看,要表现我们这一段生活历程,怕是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八个样板’一浩然,不知要延续到哪个时辰呢!”

“你可以先写一些应时小卖的东西,这只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不要忘记最终的极致,是表现真实的历史。鲁迅先生怎么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我们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握别。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维熙,我坚信天快亮了!”

至今我还记得那是个墨染的夜晚,天上没有月亮,也没有一颗星斗——第二天我们就登上没有送行者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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