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9节 “死门”与“生门”

作者:从维熙

伍姓湖顾名思义,至少可以有两个意思:一、这儿姓伍的人家特别多;二、旁边应还有一片不小的水泊。第一个含义很快得到了验证,因为我们的卡车经过的一个村子,村名就叫伍姓村——至于那片应该有的水,我们却没看见。拉我们的卡车,一路向北,直到快出了农场的边缘,我们的卡车才停在一处只有几排房子的空场。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熟悉了那块土地的土性之后,才知道从我们的监舍向北走,原是一片芦草茂密的水泊的,那儿曾栖息着大雁和许多候乌。全国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大寨不知什么人来这儿看了一回,那块原属于自然的浅浅水泊,便在年把的时间内变成了旱田。候鸟不见了,大雁飞走了——我们到此地不久,还吃过一回雁肉。一只重20斤的死雁,只卖两块钱,那是来寻觅旧巢的孤雁,被农民捕获后卖给我们这些“二劳改”的。这个劳改中队,有百十口人,大多数来自北京。原本是个男儿国,加上我们这些双料货,就成了一个“鸡叫狗吠娃儿哭”的世界。

劳改队的陈大琪指导员和袁中队长,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很体谅我们这些拉家带口的新户,让我们搬进新窑洞去住(这儿的窑洞也和曲沃一样,外表看上去是平房,进门才知道是拱形的窑洞);而那些男号——包括正牌的工人和拖拉机手,都住在破旧的窑洞和平房里,这使刚刚到了新址的我们,感到“人挪窝活”的愉悦。

这儿被称为劳改三中队。进窑不久,就认知了一个定律:凡是有劳改人员的地方,都有右派。我能记下来名字的有:来自公安系统的周月明;在某大学教《西洋史》的吴士俄;地质部的老右魏石山(只记住了其号为石山,因为他善于画猫,印章上刻有石山二字);还有昔日在铁路系统的劳模李绵章;曾在京剧名伶尚小云剧团反串青衣的演员朱效梅;剩下的一个,则是在五七年反右刚刚开始时,右派大名就上了《人民日报)的王臻——他原是民政部的干部,大鸣大放期间下放在四川考察民政,出于帮助党整风之心,匆匆从四川回到北京。他刚刚坦诚地向党提出整改意见,几天之后就成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在劳改队中,尽管五毒俱全,又在一起生活劳动;但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四毒”,仍然若同泾水渭水,色泽完全不同——所以很快,我和张沪就与“同类”中的几个,熟悉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他建议让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种办法都想过,惟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然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这儿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

“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指导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抱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铁,对阶级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作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12平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以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沾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船,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里最高的工资不足40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20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惟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儿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负责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买酒,王臻负责掌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能反串青衣,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滨)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为了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好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下了半天,只好含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也没甚问题。”陈大琪坦诚他说,“咱不认为那就是为四旧招魂,旧京剧是中国的古老文化遗产。我是想对你说说你的个人问题。”

我的头嗡地一声大了起来,很显然中队是对我有了不好的看法;不然的话,陈大琪怎么会说出“个人问题”来呢?!我的心狂跳了起来,等待着他对我的批评。

“你知道我为甚让你当脱产的统计员吗?”

我思考了一阵,没能回答出来。

“你不同于别的右派的是,你是有写作才能的人。说穿了吧,我爱看书,便更看重能写书的人。让你当统计员,是想多给你一点个人的时间,改造这么多年了,啥业务都得有个恢复过程。可是我看你没有爱惜时间,娱乐归娱乐,你总不能舍正事而干闲事,你说我的话对不?”

我的脸顿时烧红了一片,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些话来。是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陈大琪让我当统计员,是这么一番用意——他很器重我,我是感悟到的,那昔日的一篇千字小文,是他爱护我的机缘;但是我当真没有意识到他的用心良苦至深,竟然考虑到了我的将来。我十分激动,在这种激动之下,我毫无遮拦地把我与山西作协的联系情况,一股脑地都告诉了他。之所以如此,我确信陈大琪,是一个能交真心的劳改干部——他与我昔日劳改生活中相遇于营门铁矿的指导员曹茂林(见《走向混沌》第一部),相知于团河农场的董维森(见《走向混沌)第二部)同属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力。并真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干部。他们在严肃的外表下,都深藏着一颗社会良心。陈大琪所不同于前两个人的是,他形象上并不存在公安人员的外表(很少见他有穿警服的时候。我们初来时,还是残冬时节,我发现他常常把手揣进棉袄袖口;但是那两只棉袄袖子不够长,因而总是有半截手腕躶露在外边),可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能斗量,陈大琪心里揣着的,是一颗金子般的心——于是我便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了令我敬佩的他。

“你怎么不早一点儿让我知道这些?”

“因为这还是纸上谈兵的事,成功的系数很小很小。”

“这是好事。为了这事,你更应该有几年的准备。”他说,“以后少唱京剧啥的,无论是老戏和样板戏,都帮不上你的忙。统计室有笔有纸,常画画写写的,熟悉一下你的本行业务。”

“谢谢陈指导员。”

“你放心,只要上边有令,中队绝不拦你。”

当天晚上,我去给中队呈送报表的时候,特意把我与省作协段杏绵等同志的通信,带给了陈大琪。他看完通信之后,咧开他那厚厚的嘴chún,笑眯眯地对我说道:“还算我有眼力,当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人,将来国家还用得着。人家的信写得很诚恳,只要是省局松松口,你还是有希望走的——为这,你也要早做准备。咱也不知为了个甚,见到有用之才,窝在这伍姓湖里,就心里不是滋味。对张沪回北京治病的问题,也是我同意了的。对你也是一样,上边有话我就放人!”

他把段杏绵大姐的信交还给我,问我这儿有什么书,他想看看。我想了想只有雨果和果戈里的两本书了。他问我有没有中国的什么小说之类的,特别是我写的书。我告诉他,我的三本著作,都因为张沪的曲沃事件,留在曲沃了。他对外国的小说,没有多少兴趣,我便没有任何一本书给他看了。

当夜,我失眠了。使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伍姓湖我又遇到了一个像董维森那样的知音。从表面上看,他是对我一个人的爱护;深掘开来,他是对整个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流露出的内心同情。再用宏观的视野去分析他,他貌似一个不谙时政的农民,但是他的内心却深谙政治——只是因为他头上顶着国徽,无法公开表示他对时政的看法罢了!在这个失眠之夜、我深刻地反省了自己,我之所以独居一个窑洞,而没有想到利用时间,还是基于对时政的失望和对自我缺乏信心。当邓小平复出时,我曾在内心为之振奋——尽管在五七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反右领导人之一,但是历经“文革”的磨难,我想邓总会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在五七年的中箭落马而有所反思。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只有下过地狱的人,才最知道如何去建造天堂。邓“文革”中被打翻在地,我虽然没有把他视若彭大将军;但他的魄力与铁腕,在中国政坛上似乎是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可是好景不长,毛不过才用了他一年光景,便又把邓小平再次打倒——国家没有希望,个人的希望又在哪儿?!

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之际,我忽然想起姜葆琛君对我的赠言,他说天快亮了,就是在于物极必反。我目前的生活与学习条件,是过去任何时候所没有的,我的生命还要浪费到哪个时辰?绍棠来信中,也曾提及到要储备一些作品,我每天用早已升了天的吕布、罗成、苏三解忧,就能真正无忧无虑了吗?!在这一夜,我下定了决心,要练练笔了——不管是在劳改农场呆下去,还是调离这块土地,我都有必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包括我早已死去了的文学生命!

国家还处于“死门”紧闭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忘却的夜晚,我在失眠中寻找着自己的“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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