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0节 无水的干湖与有水的深井

作者:从维熙

我是用薄薄的几片艳纸、在那间属于我的窑洞里,开始了我17年后的笔耕的。首先涌进我的创作天地的是昔日我在团河农场劳改时;那两只被异化了的白天鹅。当时在我们的园艺大队队部,有两只被劳改干部剪去了一圈翅膀的白天鹅。

它的故乡在东北的兴凯湖。那儿劳改农场的头头,不远千里把它送到了北京近郊的团河。天鹅本是鸟类中最为温驯的动物。早年我当记者在北大荒采访时,当地的老猎人告诉我,它不仅仅天性柔顺,而且绝无其他鸟类互相格斗的恶习。但是在劳改队的这两只天鹅,在劳改干部的调教和劳改人员的挑逗下,渐渐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本性。不知它是怎么养成区分两种人员的本领的——我们劳改成员,偶尔去大队部办事时,那两只美神便立刻变成了凶神,扑打着飞不起来的双翅,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这件事儿,对我的刺激极大,那美神何以会变成了一只长翅膀的“狼狗”?

非常有喻世意义的是,有一年的春天,天上的一群白天鹅,由南方北去。当它们飞到同类窝居的上空时,便缠绵悱恻不忍离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爱护鸟类的意识,一位农场场长,开枪射落了其中的一只,按着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把受了伤的那只天鹅,放到它的同类中去豢养,一定能把它驯化成地上的地鹅。谁知,事与愿违。第一,那两只早已异化的同类,对这个外来的天鹅成员并不友好,它们把它视若异类;第二,那只天上的美神,拒绝接受进食,直到绝食饿死。由这两只白天鹅,我联想起昔日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黄继忠,他在被划为右派后,因老婆离婚几个孩子没有收养人,黄只好将其带进了劳改队——那可怜的孩子,也像那两只白天鹅一样,经受着环境造成的另一种异化——我便将那几个娃儿,浓缩成为一个,并与白天鹅写在了一起。这就是后来在80年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的《远去的白帆》最早的雏形(小说问世后,当时已是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黄继忠,曾先后给我来过两封信,表示他对一个中国作家勇气的敬意。之所以如此,因为这篇东西,先后经《人民文学)和《十月)两大刊物的审读,都因其政治内涵而未能披露。后来巴金及其女儿李小林路过北京,拿到《收获)上发表了)。

若不是当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我的那篇小说,就在窑洞中完成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使我的小说写作中断了,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太刺激人的中枢神经了,它迫使有良知的中国人,把视线的焦点立刻转移到了中国那雪上加霜的政局。记得在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三天,陈大琪把我找到了他的办公室,面色严肃地对我交代了一项紧急任务:山西发下来通知,每个单位都要有专人负责关注震情发展。我们的中队院外,有一圆口形的水井,要我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去丈量一次井水的升落情况,并每天作出记录,向中队汇报。

伍姓湖学大寨学得干了底儿,但是那口井的水,却根深很深。每天早上,劳改成员们还没起炕时,我手拿一卷米尺,到井边伏下身子,把井水离井口的高度记录在案;晚上,我手拿着一只电筒,再重复一遍早上干的工作。量完之后,我要到陈大琪屋子里去当面报告水情。有一天,他忽然让我在屋内坐下,并关上了屋门对我说:“你看,是不是要发生地震?”

我说:“水位没有什么变化,我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他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好像并没留意我的回答。

“咱是说……是说……别的地震!”他转了又转以后,终于道出了他的担忧。

我最初以为他说的是别的地方要发生地震,但看他神色饱含着惊恐的样子,我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句隐语——它一语双关,随便别人作出什么解释。当时正是“四人帮”登基夺权到了急不可耐的时刻,这句话的政治含量,显然是超常沉重的。我惊愕地低下头来,一方面对陈大琪忧国忧民的心肠,十分敬重;另一方面,我也怕错误地领会了他话中的意思,回答他的话时出什么问题。思索再三,我说:“地火岩浆形成气候,别的……别的……地震,也可能发生。”

说完这句话,我不敢再在屋内多留,匆匆走出他的办公室。待回到窑洞内,平静一下狂乱的心情之后,我感悟到陈大琪的心,就像是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湖没有水了、那口井却深不可测。我对他说的地火岩浆,是指这年的4月5日,蔓延于全国追念周恩来的炽热民情而言的;尽管它立刻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是全国百姓没有人会接受这一结论。至于陈大琪是根据什么情况,预感到了有可能发生“另一种地震”,我不得而知。但是他说到的“别的地震”,绝对是指政治地震而言。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敢于把那种话说出口;就是敢想想,也算是难能可贵了——这就是在我最后一个驿站,所遇到的陈大琪。但是由于国家雪上加霜之灾,也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在这种形势下,我的个人问题,怕是无法解决了;试想谁能冒着风险,在这乱丝无头的政治气氛中,为我离开劳改队的问题而奔走呢?即使是有人为之奔走,又有哪个文化单位敢于收留我这个贱民呢?这是我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以后的真实心迹,而在真实的心迹中,令我最为动情的是陈大琪心中那口深邃的井,那是无法用米尺加以丈量的!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乎我意料的:在当年的8月底,我突然接到来自临汾地区文联的一封信。寄信人是地区文联主席郑怀礼。他约我在9月上旬,亲去临汾一趟;往返路费,他们负责报销。对于我来说,这无异于一声惊雷——这是什么时候,怎么真的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劳改农场的人相见。我把信拿给陈大琪看过,他非常高兴他说:

“你去吧,这是大好事。”

我说:“人家只说是见见面,并没说别的话。”

“你怎这样麻木,他写这封信来,至少要经过临汾地委。不要看只是几行字,这是一路绿灯的表示。劳改局虽然还没有下文通知农场,这是迟早的事。你月初就去吧,路费不够先从我这儿拿。”

“我有路费。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事来得不适时令。”

“你来山西七八年了,你没感到山西人有一股子敢想敢干的精神吗?”

大概是在我临行之前的前两天,陈大琪来窑洞找我。他告诉我,农场已经接到了省局的指示,放我出笼。至此我心上悬着的石头,才算是落在了地上。去临汾那天,我洗了个澡,又换上了一身干净衣裳,在同类的祝福声中,到永济登上了北去的火车——在车过曲沃的时候,我想起七○年的悲怆往事。此一时,彼一时,昔日被戴上手铐的我,此时要走向新的生活了。

是梦?

非梦!

在临汾,郑怀礼在临汾宾馆接待的我。当我走在大理石铺就的地面上时,真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当天,郑老请我喝的是竹叶青酒,他光头赤脸,脚上穿着一双布鞋,一副十足的老农模样——但是他已经在文联工作多年,是一位30年代的老地下党员。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临汾地委宣传部长郭璞。郭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来吧,我们临汾需要你。当然,现在要干成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拿出点‘舍得一身剐’的劲头。调你来临汾工作,是我最后签的字。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才——就这。只是不知道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我能有什么要求呢,一个劳改了近二十年的人,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已然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了。因而回到农场以后,我就开始了走向新生活的准备工作。那些天,我经常去陈大琪的办公室里闲坐;由于我的离开,已经成了定局,便少了过去谈话中的一些隐语。他说他在劳改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许多年了,但是能够离开劳改系统的劳改人员,我还是第一个,因而要我一定珍惜这次的调动——没有山西老作家们对我才能的器重,就没有可能离开这里。

我对他一年多来的关照,再一次真诚地表示了谢意。

人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要离开劳改队的消息不胫而走。我不等昔日的朋友们来看我,便主动地去到其他分场看望了他们。但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是去看看黄河。来伍姓湖时,只是坐在火车上眺望黄河,此时此刻我想坐在她的身旁,听一听她的涛语,看一看她的浪花。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先骑车到几十里地之外的浦州中学,去探望我别离了数年的姑姑。然后在归途上,我一路南下骑车到了黄河之滨的风陵渡。

可能是夏季汛期刚刚过去之故,黄河之水比我冬日过黄河的时候,流量要大一些;但是对比“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年代,仍然令人神伤。坐在河坡上,我看着那滚滚东流的浊浪,记起了“文革”早期发生在这儿的一个故事:一辆从山西北方开往这儿的长途汽车,当车快要开到终点站的时候,司机突然停下车来,向全体旅客问道:

“谁是‘黑五类’,给我站起来!”

当时乘客都以为这是造反派要盘查身份了。几个出身不好的乘客,赶忙站了起来——因为在那个盘查祖宗三代的年月,说了假话是要格杀勿论的。

“剩下的都是造反派的好同志了?”那汉子又问。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车上的革命派,有的背诵起毛主席的语录,有的扬起胳膊上的红箍。

售票员觉得有点怪异,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而且她知道,司机本人和她出身也并不好。还没等她醒过闷儿来,那些黑五类已老老实实地下车了,她正想询问什么,那司机猛然把她也推下车去;然后他加大油门,开着那辆汽车飞也似地朝黄河岸边开去——在乘客的一片惊叫声中,汽车从河岸跳了起来,在半空中悬浮了片刻,便飞进黄河河心去了。直到这时,那位售票员和“黑五类”们,才明白了那司机让他们下车的原因……

这个流传于山西的故事,我到曲沃时就听人说起过了。此时,我来到了事发的现场,已然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了,黄河水面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浪峰上飞来飞去;它们或许是那些红五类的冤魂,在吱吱喳喳地倾吐着并不久远的过去。是吗?我是什么?我是死而复活的一颗黄河尘沙的精灵,在历经生命的血与泪的洗礼,我对母亲般的黄河叩谢养育之恩后,道出了一个黄河子孙的心声:

“我的生命图腾,我像每一个黄河后代一样,祝愿您的青春再染,水碧浪清!”

“我不是在编织一个梦,而是对您的真诚祈祷!”

“这不是我一颗苦难灵魂的声音,而是您怀抱中无数精灵的呐喊!”

在火车路过黄河的时候,我没能看见黄河日落;此时此刻身在黄河之畔的我,却看见日落黄河之中的景象了。随着太阳的西沉,黄河河面上渐渐变成血红血红——这种色泽,我首先想起了“文革”中流过的血;而后,我觉得我不该这么沉溺于悲伤,我把这种血色看成您的又一次分娩,这鲜红鲜红的颜色,或许是您在竭尽全力孕生时流出的血浆——您在分娩着一个新的中国……

回到农场时,已是晚上8点钟。王臻和朱效梅正因为我迟迟不归而心急,我告诉他俩,我是叩见黄河去了。他俩在骂过我是疯子以后,告诉了我一个使我更为震惊的消息——毛泽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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