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1节 从“土城”发配塞外

作者:从维熙

1988年春,与被台湾关押多年的台湾作家王拓先生会面于北京惠中饭店。是巧合?还是……台湾中转囚徒的收容所,也叫“土城”。

“土城”,顾名思义就是土屯之城。据史料记载,公元1272年时,元朝改金中都为元大都,北京首次被定为都城。土城即元大都时的遗址。其城墙皆由夯土而成,这个收容所的赭黄色残破围墙就是古老土城中的一段。它外表已然十分古老而斑驳,标志着它的年轮久远。为了掩人耳目,土墙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围上一圈高高的红色砖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门口矫饰得如同一个普通机关,陌生行者只观其外表,绝不会想到里边是个“劳教收容所”。

来土城之前,我们已在东城公安分局扣押了10天。张沪去了女号,我和赵筠秋押放在男号。那是一间十五六平米的屋子,面对面有两排木板大通铺,室内没生炉火倒也感不到冷,因为这间屋子关押着14口子人。属于知识分子的只有赵和我,其他一律是流氓、地痞、小偷、盲流……使我十分费解的是:在这方寸之地他们仍然十分逍遥,似乎房屋四壁,对他们并不是一种间隔。他们谈吃,谈喝,谈倒卖粮票,谈玩弄女人……只有我和赵各在房子的一角,蹲在那儿揪着头发,想各自的心事。

中午时分,看守员送饭来了。两个拳头大的小窝窝头,外加一块咸菜。我满腹愁思,毫无半点食慾,那些“同号”见状,便蜂拥般地抢我那两个窝窝头。我着实不能理解他们,何以会如此失态。同时顿感自己已跌入社会的最底层,也许将来要永远和这些流里流气的人为伍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

“喂!你是吃屎(知识)分子吧?”

我拒绝回答。

“别想不开嘛!笑一笑,十年少,于嘛总耷拉着脑袋!”

是啊!难道我哭就能哭回来自由吗?我感谢他们的提示,苦涩地笑了笑。

我很后悔,12月19日的清晨,没有亲吻我小儿子一下。当时,他还在孩提世界的幻梦之中,围着一条紫花小棉被,均匀地呼吸着——他在梦中,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的爸妈此去将是长长的别离。我更对不起我的母亲,自从我4岁丧父,母亲一直浆养着我,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为了我能求学,她来北京给一个有钱的人家当过保姆,我这独根苗苗是她用血汗浇灌起来的(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现在我和妻子都突然离开了她,又把一个两岁多的小孙子留给了她,她将重新像老鸟喂育幼雏一样,负起保护和浆养第三代的任务。这,对一个苦命的中国妇女——我敬爱的妈妈,不是太残酷了一点吗?!

我潸然泪落……

又慌忙把眼泪擦掉。

张沪关押在找对面的屋子里。那是一次男号放风去厕所时发现的。我隔着涂着白漆的玻璃空隙,看见了她那顶红色的毛线帽子闪动了一下,从而断定了那就是她。由于这个生命磁场的发现,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踮起足跟,探长脖子朝对面屋子里看,心里虔诚地祝愿她,能够坚强地活下去,并能回视我一眼。但我只能看到那顶红毛线帽,偶尔移动一下,而无法看见她那张清瘦的带有病容的脸。

那些“同号”比猴儿还精,他们很快发现了我的举动。隐瞒是毫无意义的,我告诉他们对面屋关押的是我爱人。为了满足我的精神需求,他们由两三个人用胳膊搭成脚垫,叫我像运动员那样,登着他们的胳膊,登高眺望;我着实欠缺他们的勇敢,怕被警察看见挨训。其中,一个脸膛黑黑名叫张啸虎的东北人,讥笑我说:“像你这种人,只配在度荒的年头饿死。看一眼咋的了?他们是能给你加两年刑,还是能抠掉你的眼珠?”在他鼓励之下,我斗胆地登高朝北屋望了一眼。由于居高临下,我看清楚了:那空荡荡的“号子”里,只有她孤零零的一个人。她围着棉被端坐在墙角,像在吉普车上的神情一样,紧紧地闭合着双眼……19日早晨,她是带病去报社开会的,看样子,现在她的病还没有好。

看不到想看,真正看到了,又加重了我心中的愁楚。两扇门,两把锁,尽管我和她不过几米距离,却若同远在海角天涯。我自幼不信神鬼之类巫说,却总是想起那天晚上去看的夜戏《窦娥冤》。我俩都远去了,家里一老一小又该如何度日呢?前两天的一个下午,警察把我和她的行李,各自掷进我们的号房,老母亲和孩子想必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厄运,此时这一老一小又在想些什么?此时的我如乱箭穿心,常在夜间如犯呓症一样,突然从床板上坐起身来。我想大哭一场,想歇斯底里地大喊几声,可是那些“同号”,睡得那么平静而香甜,我只好强压下心中的焦躁。

其实,我母亲在这几天里经受的精神折磨,比我还大(这是后来才知道的)。1960年12月20日——我们迸了分局的第二天下午,张沪的父母闻讯来我家看望一老一小。张沪父亲——这位延安来的老布尔什维克,头上虽然也顶着一顶右派帽子,但他还是义愤地向我母亲表述了他的心声:“沪儿和维熙很可能又评议什么国事了,难道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真像报上吹得那么好吗?怎么敢讲实话的人,就要给关起来呢!”他又安慰我母亲说,“这不是他们一两个人倒霉的事儿,是我们国家的灾难。你们一老一小要活下去,还要活得结结实实,经济上有困难,我们接济你们!”

两个老人还没走,家里就闯进三个人来。这是报社保卫科的两名干部,会同一名街道干部,来家里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把桌子抽屉以及书箱中,每张带字的纸本和纸片都装走了。不知是因为临时突击搜查之故,还是由于他们的马虎,竟然没有带来麻袋一类的东西,临行前还向我母亲借了一个大大的包裹皮,把这些东西包走,装上了汽车(我写的长篇小说草稿《第一片黑土》,就是在这天被装走的)。

三个老人在另一间屋子坐着,静待他们的搜查,我的小儿子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还跑去帮助他们拾捡遗落在地上的纸片,并伸出小小巴掌:

“叔叔!给!”

“这是我妈妈给我画的带小辫的无轨电车!”

“好看吗?”

没有回答。

没人理睬。

我母亲询问他们我俩的确切去处,得到的回答是三个字:

“不知道!”

我岳父也询问他们说:“他俩究竟又犯了什么错误?”

“没错误就不会处理他们!”这算是回答。

至今,我母亲仍然记得那天的悲凉场景:那间屋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书籍和碎纸片摊了一地。三个老人愁锁眉梢,一直呆坐到深夜。

第二大,一个好心肠的街道老太太,悄悄地告诉我母亲,说我俩关押在东城分局。出于同情,她自愿为我母亲带路,为了防止别人说三道四,她和我母亲约定走在路上时,要拉开距离,装成两旁路人的陌生样子,以遮人耳目。我母亲把小儿子安顿给街坊邻居,找出来推小孙子的小推车,上边装上脸盆及衣物等杂什,蹒跚着两只白薯脚(她幼小缠足),跟着那位老太太给我俩送来衣物。分局的门警比较通情达理,除了收下给我俩送来的东西之外,还告诉我母亲,这儿不允许“接见”,将来把我们送到劳改农场或劳改矿山时,她才可以去探望。至于我俩究竟被送到哪个劳改点,他无可奉告。

是的,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何方。据同号“二进宫”的扒窃犯说,我们先要进土城(又称北苑)收容所,那儿是劳教分子的集中点;然后,从那儿发配到各个劳改队,最远的地方是中苏边境的兴凯湖。

我真是不寒而栗。1955年,我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曾去北大荒和大、小兴安岭深入过生活,那儿距离北京千山万里,云水迢迢。如果命运真把我抛向了那儿,老母和幼子就难得相见了。我喜欢北国,尤其喜欢北国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风光,我不怀疑我这个囚徒能够生存,但我忧心北京的一老一小。张沪已然“自绝于人民”一次了,真要是到了那儿,她……

大概是到了第四天,我才开始进食。警察送进来的窝窝头,我不再分发给“同号”,而是把它送进自己的肠胃。这是神经历经巨大刺激后开始麻木的信息,也可以解释成感情逐步冷却后带来的理智苏醒。记得,老岳父张宗麟昔日曾不止一次地叮咛我俩:“既来之!则安之!”事已至此,任何感情的自我折磨,都无济于事,就像那一朵朵伞形的蒲公英,它们命运无法由自己主宰,只能听任狂风对它的摆布和戏弄。

到了第七天上午,我和“同号”被分别叫到审讯室。分局的警察没有对我进行审问,而是叫我伸出两只巴掌,把手掌和十指都蘸上黑墨,往一张厚厚的白纸上按手印。我的掌纹和手纹,以及我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都留在那张白纸上了。在这一刹那间我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灵魂己堕落到雾的深谷,我的肉体已沦落到社会的底层深渊,我这份区别于人民的特殊的档案,将存入专为罪犯建立的特殊档案馆。同时,我还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是即将送我们到土城集中的一个信号,公安分局似在完成他们应当完成的程序。

第十大早晨——那是1960年12月29日,我们先是被命令捆绑行李,然后列队在院内站好。报数。点名。最后点到的名字是张沪。十大的“号房”囚禁,使她本来就苍白的脸,又增加了几分菜色,因而她回答那声“到”时,语音十分微弱。押送我们去“士城”的警察姓田,矮矮的个头,微胖的身子,他似笑非笑地对我们说:“我提醒你们注意两点:第一,没有行李的人,要帮助手中东西多的人。改造思想就要从脚下开始,这叫互相帮助。第二,没有卡车送你们,要乘公共汽车去‘土城’,如果在途中有逃跑行为,别怨我们不客气!”他先亮出手铐,又拍拍腰间别着的一支手枪。

至今我还念念不忘那个叫张啸虎的汉子。他北京无家,因而手中无物可拿,出于对我们夫妇怜悯之情,他跑到队尾,抓起张沪的行李,就扛在了肩上。有一个犯偷窃罪的年轻人,又替她提起网兜——里面装着脸盆,脸盆里装着女人用的杂什。还有的“同号”争着为我扛行李,我回拒了,因为我意识到,更为艰难的路还在前面,我要在艰苦的生活中自立,而不能依靠任何人。

正值年末岁尾,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踏上了为囚之路。马路上的行人,对我们侧目而视;公共汽车上的乘客,都向我们投以窥测的目光。你们看吧!我是曾在50年代初,写了几本歌颂新生活小说的青年作家,她是16岁就为党出生人死,把青春热血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记者。只不过我们又讲了一些不属歌颂的大实话,现在是加码处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但丁写下的至理名言,20世纪60年代轮上了她和我。张沪则还是闭合着眼帘,不看汽车上的乘客,也不看我一眼,像个修女那样,但是眼角却在滴落着泪水。

我摸摸分局发还我的背包,里边还有一包烟卷。我偷偷掏出来,塞给那个黑脸朋友张啸虎一支,又传给另外同号每人一支;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迫不及待地点燃了烟卷时,警察老田不满意地看了看我们,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押送任务即将完成之故,才没有制止。我们(除张沪一个之外)每个人鼻孔里都吐着烟龙,扛着行李,蹒跚着向“土城”缓缓而行。

“土城”的外形像个机关大院,进了大门走了几十米,才见大墙和岗楼。男号的箭头指北,女号的箭头指东,我和妻子一路无言,此时到了分别的路标。

我停下脚步。

她也停下脚步。

四目对视,久久无言。

还是我先开口:“身体不如我,要格外爱护自己身体!”

她点点头,低声说:“我不会那么轻生了,我要等着看看‘明天’!”

“到了地方我给你写信。”我说。

“谁知道我会到哪儿,谁又知道你又到哪儿?”她说,“还是往家里写信吧!再由家里转告你我的劳改地点!”

“你考虑得比我周到。”

“再见吧!”她脚步并没有移动。

“再见!但愿不会太久太久!”

我在公共汽车上抚摸自己的背包时,除了摸到了烟草之纸还摸到一块包着锡纸的太妃糖。这些纸烟和糖块,是我当“粪车夫”时,在漫漫的行车路上吮食的,此时我把剩下的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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