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我的青少年时代

作者:从维熙

一、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最终敌不过爷爷踏雪咏诗的熏陶,初始的文学梦如雪一般悄无声息地融化在我幼小的心田。于是,工程师的儿子数学考零分图级,寡母长叹“你不如你爸爸的小指甲盖儿……”

有一首充满诗意和联想空间的歌,它的歌名叫《大约在冬季》。我喜欢秋天,也喜欢冬天,因为冬天银雪纷飞,如芦花翻白,雪国的沉寂与肃穆,令人感到空气之新鲜,田野山峦之纯净,青年时代,我喜欢听列宁喜欢的那首俄罗斯民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是谁在唱着忧郁的歌

是那赶车的人

歌声低沉、浑厚、悲凉、含蓄。仿佛在那雪原上留下的马车车辙,就是一个无尽遥远,无尽深邃,无尽惆怅的故事。车辙有时笔直如弦,有时又弯曲如弓,我常常把那“弦”和“弓”,看成是人生的直线和曲线;而给人世能留下这些鲜明印记的,是晶莹剔透的冬季的雪。

我很喜欢冬日的鹅毛大雪。儿时学的国语书本上许多文章,我都已淡忘无存,但是一首描写冬季落雪的儿歌,事隔50个年头了,我仍记忆犹新:

北风呼呼叫

大雪纷纷飘

地上银花儿

积起三尺高

一个老头儿

弓身把雪扫

扫净小路儿

又去扫大道

蓦然回首,这儿歌不仅亲切,而且发现了它的浪漫。试想,三尺厚的白雪,一个老头儿用扫帚怎么能扫得动呢!然而,无人深究其儿歌之孟浪夸张,而是凭借文学去想象那雪国老人的画面:雪原很美,那老人被白雪染成白眉白须,简直美若仙翁。

我之所以能存留下这个鲜活的记忆,怕是跟我祖父不无关联。爷爷是个满清末年的中榜秀才,唐诗宋词他无所不通,我是从氏家族中的长孙,自然被爷爷视若掌上明珠。他疼爱我的方式之一,就是填鸭式地强迫我悬腕仿柳公权碑帖写毛笔字,其二就是让我背诵唐诗。河北玉田地属北国,冬季多雪,越是下雪的日子,爷爷越要拉我出去“寻梅”。其实,县城城关并无梅可寻;他借着酒兴带我到城南二里地左右、一个名叫暖泉河(即温泉)的地方去雪游。雪团在天空白絮漫飞,地上暖泉翻着滚滚热浪,这时雪中白须白眉的爷爷,便见景生情地摇头晃脑背诵起唐代柳宗元的《江雪》一诗:

千山乌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当时,年仅10岁左右的我,既无法知晓诗的内容,更破译不了爷爷乐趣之所在;但他使我记住了那首儿歌,怕还是由爷爷在雪中吟诗,留下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链环,是环环相扣,由此及彼,那扫雪老人的儿歌,便清晰地留在我大脑皮层中了。

祖父喜文,当然就非常重视文化。在我落生的代官屯三十多户小小山村中,我家中出了两个名牌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的父亲从荫檀,他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是学理工的;另一个是我的叔叔丛荫芬,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两个姑姑都到北平求学,受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育。有失平衡的是,我母亲和婶婶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是封建社会的畸形发展带来的畸形婚姻。我的父亲和我母亲结合,首先是亲戚的撮合。据已86岁高龄的老母亲回忆:当时我爸爸在天津读书放假归来,县城里的城隍庙正唱大戏(京剧),姥爷套上白骡子车,说是去城里看戏,实际上是去戏台根下相亲。母亲在年轻时,是五姐妹中皮肤最为白皙的,但又是五姐妹中惟一裹脚缠足的。我爸爸是个开明进步的学子,何以会看上我的母亲,我无法探源,反正是他们结合后,于1933年农历3月13日生下了我。因为抗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之后,北洋大学随国民党西迁重庆。爸爸毕业后在机场做工程师,后来爸爸与几名同学不满国民党消极抗日,出重庆朝天门想乘船去武汉转道投奔延安时被捕,在国民党陆军监狱关押期间,肺病(当时称之为肺痨)复发而亡。因而我父母之间的婚姻,对我是一个不解之谜。据家叔告诉我:爸爸在投考北洋大学时,在几千名考生中,中了“头名状元”,是个十分聪慧的人。1947年家乡进行土地改革时,贫下中农曾从我落生的屋顶中找出来我爸爸藏在顶棚上的禁书,其中一本就是用毛边纸印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这些能有助于我了解爸爸的秉赋与智慧,却无助于我得知父亲与母亲结合的原因——因家父亡故重庆时我才4岁,我连父亲的模样都无从记忆。

我22岁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出席新中国第一届青年创作会议,成为一个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的作家,似乎难以从父母身上找到艺术基因的遗传作用。因为我外祖父是个清末“武举”,我记忆最清楚的是顶门用的那口几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儿时见他舞枪弄棒,弯弓射雁,虽觉得挺有趣的,但当他拧着我的一只耳朵,叫我早上起来陪他一块去练功时,我还是没能从命。因而我姥爷说我会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书虫,成不了什么大器——他是很鄙视文秀才——我的祖父的。那劲头颇有点看京剧《将相和》中廉颇蔑视蔺相如,但没有京剧收尾中的和好。

因而从血统探源上寻觅,我有三个源头:一文二武三理工。使我始终不解的是,我自幼没有理工科细胞,尽管我父亲是理工学科中的尖子,如果他不遭厄运,28岁过早夭折于南国的话,定会成为鼎鼎盛名的发明家,但我身上却难找到他的影子;与之相反,我从在城关上小学时算术就常常不及格,爷爷常以我父亲为例进行训导,但无效果。我躲在柴禾垛后边和大缸的缸缝中,看的尽是些似懂非懂的小说,如《石头记》以及武侠小说中的《青城十九传》、《蜀山剑侠传》、《鹰爪王》、《十二支金镖》、《雍正剑侠图》之类。1991年,我小姑从台湾回故里探亲,还寻问过我一个她目睹的细节:有一次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到处找不到我,最后我拿一本《三侠剑》从结满蛛网的粮缸缸缝中钻出来,为此我母亲用笤帚疙瘩打过我的屁股。这细节我已无记忆,但是迷恋杂书,并到没人的地方去看,我倒是记得十分清楚的。这被我姥爷的话言中了:我是个没有用的小书虫。

当代医学中有一种隔代遗传学说,大概我天赋秉性的形成,可以归纳为我祖父的潜移默化之影响。爷爷生性宽厚豁达,不拘小节,酒喝多了便发酒疯,东摇西晃地像打醉拳。我也是个小马大哈,到北平来求学时,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现名为“大红罗厂小学”)。当时每节课之前,学生都要排队步入教堂,有一次我站在前排,后排男女同学忽然鹊声四起,然后是掩面而笑。之后,我才知道我早上从玉皇阁夹道背着书包上学时,外裤中没穿内裤,外裤不知何时被划破一个三角洞口,因而露了屁股,前排同学着不见,后排同学却能看得一清二楚。本来我这个光葫芦头的农村娃子,走进北平学堂,已然被看成是小土包子,加上那裤子后的洞洞,便引发了这场笑剧。我用手一摸,发现了自己的破绽所在,立刻面红耳赤,这时,一名叫刘惠云的女同学,突然对嘲笑我的同班同学喊了一声:

“严肃点,别嘲笑农村来的从维熙同学,你们油头粉面的,就自认为好看?呸——”

如果说我在北平小学上学,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的话,这是惟一的印象;如果说同班同学谁使我难忘的话,就是这位刘惠云。她家住在大红罗厂,粉面蛾眉、前额开阔、肤色白皙、家中富有,据说她父亲是国民党金融界中的一个要员。十分凑巧的是,后来我混迹北平二中读初中,学校去颐和园游园时,正逢与刘惠云所在的女三中同日,我与她在颐和园后山不期而遇。我佩戴着二中胸章,她佩戴着女三中的胸徽,由于有她对我裤子破了洞抱打不平之举,使我和她都萌动了少男少女之情怀。她把她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却胆怯地不敢去拨动电话(当时北平二中传达室有一台老式摇棒电话机)。倒是她先给我来了一封短函,要我去西单蟾宫电影院去看一部美国的《绝代佳人》电影,算作我和她的初约。

是怯懦?有这个成分。是缺乏严密条理?这正是少年“维特”之缺陷。我在这场初次约会中,竟然带了同班同学谭霈生同往(解放后的著名戏剧评论家,曾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主任),这个愕然之举,一下挫伤了这位公主的情致与自尊,导致了初约即是幕闭之结局。但我一直记住了她在小学时仗义执言之举,一直寻觅她的消息,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她和她的全家,在北平解放前夕飞往台湾。因而,在1988年春节前夕,台湾《联合报》副刊向我约稿时,我涂抹了《寄梦》一文,发表于该刊春节专号上。文中除问候我在台湾的小姑平安,祝贺我的组合式长篇《鹿回头》在台湾出版面世之外,梦是寄给她的。文中我重忆北平少年时代旧事,祝福她阖家幸福,并希望她不要变成白先勇小说中的平庸的主妇“尹雪艳”,而是青春永驻。心灵永远年轻的“刘惠云”……

梦!是个梦!当我步入生之冬季,在这多雪的冬天,重温我少年时期,它是一个凌乱而混沌的梦。那不是初恋,是朦胧中青春的苏醒,是儿女情愫第一次撞击心扉。但是这一切都由于我欠缺理性思维,而自我扼杀了。

少年时代,我的智能智商是畸形的。让自己引为耻辱的“裤子洞洞”只是其中之一件。第二个带有自戕色彩的事,是我考取了平民中学,当公榜贴出录取名单时,我竟然漏看了自己的名字。为此,使在北平以当保姆谋生并供我上学的母亲十分伤心,连连长叹我不如我爸爸的小指甲盖。殊不知是我马大哈成习,所导致的后果;待我知道我被录取时,又因没能及时报到,名额己被后门考生取代(这不仅使我刺伤了母亲的心,还失去了与王蒙同窗之机缘,王蒙亦于当年考入平民中学)。没有办法,我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的老姨,找了在北平市政府任职的亲戚,经过他疏通关系,我走进了北平二中的课堂。解放前的北平二中与解放后的北京二中一样,都属于一流的重点中学,对于我这个厌恶数、理、化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个灾难。小代数中x+y=z的公式所嬗变出来的各种数学方程式,使我苦恼万分;并非是我不想知晓其中的奥妙,但就是没长着那样的一颗脑袋,死活进入不了阿拉伯数字海洋,解不开那些数字之谜。由于资质和秉赋之故,在期末小代数考试中,我在同级几十位同学中成了绝无仅有的一个——我得了0分,吃了鸭蛋,成为该班不准升到初中二年级的留级生,创造了我少年时代的耻辱之最。也许在上帝创造人类时,就赋予人的以下几种类型:理性思维型,感性思维型,感性与理性交织型与痴呆型。我自认为我属于第二种类型:即感性思维丰腴,理性思维枯萎的少年。在儿童时,我躲到缸缝里去看武侠小说,而又没有去少林或武当成为武林高手的梦想,因为在我爷爷和我姥爷之间,我崇敬爷爷的满腹文采,而不崇敬我姥爷能舞关云长式的青龙偃月大刀。到了北平之后,我接触到了笑天主编的一本《太平洋月刊),我把它翻了又翻,读了又读,竟然有了写文章的梦幻。假如寻找我的处女作的话,应当算是“裤子漏洞洞”——我在西四北小学上六年级时的那篇习作。当时,我的一双童眸,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南逃之前的腐败与糜烂,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激于少年义气,我写了一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的东西(非小说、亦非散文,算是“四不像”的文章),寄往了《太平洋月刊》。可想而知,它如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进了二中,我读了许多小说。除去日伪时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之外,我把李紫尼先生描写抗日战争中儿女浓情的小说《青青河畔草),读得滚瓜烂熟(此部小说改成了电影,女主角由王丹凤主演)。二中教小代数的老师姓蓝,记得有一次他突然提问我说:“我刚才讲的什么?”我站起来,茫然不知所措,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蓝老师说:“你有什么病?你不看黑板,两眼总朝窗户看什么,那儿又没有金凤凰!”我的同座同学叫李玉成,他的数、理、化才能比我强不了多少,属于班内倒数第二。下课之后,他同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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