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混沌》

第2节 从“土城”押往茶淀

作者:从维熙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1961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1961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1958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的活鱼,露在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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